政治与法律的二元共生与双向进化

政治与法律的二元共生与双向进化

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是法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法治模式的选择。目前，学术界对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主要包括分离论和依附论两种基本观点。

  从分离论视角看，政治与法律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事物，法律应当独立于政治。相应地，分离论者认为一个社会应当采取中立性的法治模式，即法律在党派与阶级利益之间保持中立，从而超越政党政治。依附论则认为，法律依附于政治而存在，是“政治的晚礼服”。相应地，依附论主张一种偏私性的法治模式，即法律是政党政策的一种立法表达，体现了强烈的党派意志性和意识形态性。从总体上讲，这两种观点都忽视了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共生性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的双向进化性。

  其实，政治与法律具有内在共生性。无论是作为技术治理方式而存在的法律，还是作为集体决策机制而存在的政治，都是基于现实人的现实生活需要而追寻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活动。有学者就认为，正是生活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诉求，使人类的政治活动与法律活动超越了个人的私利，而成为一种实现共同体利益和价值诉求的活动。因此，现实人的现实生活构成了政治活动与法律活动的基础和场景，并不断促进政治与法律的发展与进化。

  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条件艰苦，人的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有限，人们的生活层次和生活诉求较低，还局限于“如何活下去”的层面。这种较低的生活诉求和生活能力，致使人们对于自身主体性的重视不够。相应地，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法律也容易忽视个人的主体性，身份的隶属关系和主从依附关系成为了古代法律制度和政治实践的逻辑原点。进入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层次和生活诉求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传统的以身份隶属关系和主从依附关系为逻辑原点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机制，都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现实生活需要要求人类社会逐步确立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的契约理念，并以这种契约理念来构建人类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

  尽管政治与法律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基础，但是，现代社会的政治与法律逐步呈现出功能分化的趋势。按照卢曼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这种高速运转带来了社会的广泛分工和功能分化。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就是社会功能分化出来的两个重要的子系统。就法律系统而言，它是以权利与义务为线索，以规范与逻辑为判准，以程序合法性为生命的独立系统。从规范意义上讲，这个系统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因为法律活动具有强烈的技术性色彩，这种较高的技术性能够将社会外在因素排除在外。政治系统是以“有权/无权”作为基本符码的社会系统，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权力而展开的集体决策的活动。与法律活动相比，政治系统并不具有规范上封闭的特点。因此，政治活动具有更广泛的参与性。

  然而，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并不是完全隔绝的两个子系统。它们之间形成了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在卢曼看来，系统与外界环境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事物功能的进化。一方面，如果没有来自环境的激扰，系统自身的运作就无法继续下去。就法律系统而言，它时刻需要接受政治环境中各种因素的激扰，并通过自身运作化约环境带来的各种复杂性。因为法律系统只有自觉接受政治系统的激扰，才能不断实现法律系统的更新，防止法律的僵化。另一方面，法律系统接受环境激扰的过程，也是一个运用程式对外部环境信息进行选择和过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系统极有可能将政治系统中的违背法律基本精神的一些因素排除在外。倘若政治系统未经选择和过滤程序而直接进入法律系统，就会增加法律运作的负担和降低法律系统的相对自主性。

  政治系统在激扰法律系统、推进法律系统进化的同时，也需要接受法律系统的激扰，从而实现政治系统的进化与发展。具体来讲，法律系统对政治系统的进化和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系统的价值共识奠定了政治系统的最低价值共识。法律是一套可操作的基本规范，承载着全社会所公认的基本价值，所有的政治活动都不应当违背法律所确立的这套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第二，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奠定了所有政治制度的基础。在现代社会，宪法规定着国家权力的配置和根本政治制度的安排。任何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安排都应当接受宪法和法律的检视。因此，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第三，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争端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无论是国内政治争端、还是国际政治争端，无论是重大的政治争端，还是一般的政治争端，都能够通过法律手段和机制来解决。

  总而言之，当我们站在政治的视角审视法律，或者站在法律的视角审视政治，关于二者关系的问题难免陷入“分离和依附”的逻辑怪圈。我们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出发，全面、客观、综合地审视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推进政治和法律实践走向深入，为国家治理提供有效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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