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明确诊断意义的非典型鳞状细胞伴DNA倍体异常的临床意义分析

报告系统》（第2版）诊断标准。

1.2.4阴道镜下宫颈活检组织学检查诊断标准 标准为：①正常或炎症；②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按轻中重程度分为Ⅰ级、Ⅱ级、Ⅲ级或原位癌；③浸润癌。发现CIN或浸润癌为组织学阳性，CINⅡ级及其以上为高级别病变。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ASC-US患者DNA倍体分析与组织学结果

147例ASC-US患者的组织学阳性率为34.0%（50/147），DNA倍体分析阳性组和阴性组的组织学阳性率分别为45.50%（40/88）和16.90%（10/5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34，P<0.01），以组织学结果为标准，DNA倍体检测用于发现宫颈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与组织学结果符合率分别为：80.00%（40/50）、50.50%（49/97）、45.50%（40/88）、83.10%（49/59）、60.50%（89/147），见表1。

2.2ASC-US伴

DNA倍体异常与宫颈高级别病变的发生率 147例ASC-US患者中，宫颈高级别病变者24例，其中DNA倍体分析阳性组中高级别病变发生率为21.60%（19/88），DNA倍体分析阴性组中高级别病变发生率为8.40%（5/59），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5，P<0.05）。

3讨论

TCT在宫颈癌早期筛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实际工作中，细胞学诊断医师对ASC-US的认识受主观影响较大，可重复性差，是宫颈细胞学诊断中的难点。引起ASC-US细胞学改变的因素有炎症刺激、宫内节育器、制片方法、宫颈CIN或癌。本研究ASC-US147例，经组织学证实为炎症者66.0%（97/147），CINⅠ级17.7%（26/147）， CINⅡ级8.2%（12/147），CINⅢ级5.4%（8/147），宫颈癌2.7%（4/147）。国内不同的研究显示，ASC-US与组织学结果符合率为10.1%～42.4% [1-4]，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147例ASC-US的组织学阳性率为34.0%，与国内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近年来国内的相关报道[5-7]以及我们前期的研究结果[3]证实DNA倍体分析敏感度较高，可以弥补TCT筛查的不足，两者结合能提高宫颈病变早期筛查的阳性率。有学者认为DNA异倍体细胞数量的变化与宫颈病变的程度呈正相关[2，8]。我们的研究显示，147例ASC-US患者中，DNA倍体分析阳性组和阴性组的组织学阳性率分别为45.5%和16.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DNA倍体分析可作为指导ASC-US患者分流的重要依据，具有≥3个DNA倍体异常细胞的ASC-US患者应积极进行宫颈活检，以早期发现宫颈癌前病变。

国外研究显示[9]，153例ASC组织学证实为CINⅡ及以上的占14.4%，CINⅢ级及浸润癌占5.9%，我们的研究显示，147例ASC-US中，组织学证实为CINⅡ及以上的占16.3%，CINⅢ级及浸润癌占8.2%，略高于国外研究。结果提示ASC-US中包含了部分更高级的病变，诊断过程中应严格掌握诊断标准，提高诊断准确性。本研究DNA倍体分析用于发现宫颈病变的敏感度及阴性预测值较高，分别为：80.0%和83.1%，结果提示ASC-US伴DNA倍体阴性者宫颈病变检出率较低，与梅金红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临床处理过程中，可以对这部分患者进行细胞学随访，暂不需要进行活检。

综上所述，ASC-US伴DNA倍体异常在宫颈病变早期筛查中具有重要意义，对这部分患者合理精细地分流能够提高诊断的准确性，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创伤。有学者提出新型免疫标记物有望为合理分流此类患者提供重要的依据[11-12]，但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丽，罗金芳，叶宣光.197例宫颈非典型鳞状细胞与组织学诊断的对照研究及10例误诊分析[J].诊断病理学杂志，2014，21（1）：13-15.

[2]李小芳，姜汉国，陈永华，等.DNA定量分析及HPV检测在意义不明的非典型鳞状细胞患者分流中的意义[J].广东医学院学报，2015，33（5）：558-561.

[3]张雪梅，覃福宁，孙奇.宫颈DNA倍体分析及TCT在宫颈病变早期筛查中的临床意义[J].重庆医学，2016，45（14）：1974-1976.

[4]陈书玲，王永丽，岳环，等.宫颈非典型鳞状细胞不能明确意义的临床管理[J].中国妇幼保健，2011，26（8）：1141-1142.

[5]宋志琴，王蔼明.宫颈细胞DNA倍体定量分析联合液基细胞学在宫颈癌早期筛查中的应用价值[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 2014，8（8）：1437-1440.

[6]孟芝兰，程雪梅，朱晨雁，等.全自动DNA定量分析系统在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值[J].诊断病理学杂志， 2012，19（1）：15-18.

[7]徐珊，梅金红，韩永良，等.宫颈脱落细胞DNA定量分析与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在宫颈早期病变筛查中的应用比较[J]. 广东医学，2013，34（9）：1387-1390.

[8]甘密密，张锡流.DNA定量分析及TCT技术诊断宫颈病变的临床研究[J].实用妇产科杂志，2014，30（9）：674-677.

[9]Gupta N，Srininasan R，Nijhawan R，et al.Atypical squamous cells and 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in cervical cytology：cytohistological correlation and implication for management in a low-resource setting[J].Cytopathology，2011，22（3）：189-194.

[10]梅金红，徐珊，韩永良，等.不能明确意义的不典型鳞状细胞伴DNA倍体异常在宫颈早期病变筛查中的意义[J].中华病理学杂志，2013，42（12）：829-832.

[11]Berqeron C，Lkenberq H，Siden M，et al.P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p16ki-67 dual-stained cytology for managing women with abnormal Papanicolaou cytology：PALMS study results[J].Cancer Cytopathology，2015，Jun，123（6）：373-81.

[12]李維轶，王勇，袁小丽，等.改良早期预警评分对急诊抢救室患者合理分流的应用价值[J].中国医师进修杂志，2014，37（15）：24-26.

编辑/李桦

推荐访问:非典型 细胞 诊断 异常 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