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治的人性观基础

【摘 要】法律是较为基本的道德,人性则是道德的来源。以什么样的人性观为基础决定着法治的状况。中西方不同的法治历史正是因为了人性观基础的不同。反思中国法治历史,消除性善论的消极影响仍是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法治道德人性人性善人性恶

我国著名学者朱苏力曾精辟称述“法治为什么要重视人性?因为法律是规划人们社会行为的,而人是肉身。不论社会怎么改造我们,人的肉身所制约而显现出来的特点都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这段话清楚的向我们说明了人性对于法治的重要基础性意义。

一、什么是人性

所谓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以感情和理性为内容的根本特性。在伦理学上,人性是指处理己他利益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性。

人性的特点有,第一,人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第二,人性是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第三,人性是人的情感和理性的统一。第四,人性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第五,人性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二、人性、道德与法治

人性是道德的源泉,作为人的人性如何基本决定了其道德的高低。而道德亦是法律的重要来源。

中西方自古以来均对人性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人性本善,有的认为人性本恶。在人性本善的认识之下,人们对于道德的要求相应很高。因为“善”。所以“仁”、“义”、“道”、“德”等诸多的要求随之变得理所当然。而相应的,法律也更加严苛。相反,在人性本恶的前提认识下,基于人本性的自私贪婪,在道德上就不会给予太多的要求,而法律上也会宽松许多,给予更多的个人权利。

由此为引,我们可以分析出,人性的善恶观对法律是有着诸多影响的。第一,影响法律对人的态度。第二,影响法律的价值取向。第三,影响法律对权力的态度。第四,影响法律的性质。

三、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性观与法治

中国古代的人性观也分人本善派与人本恶派。其中孔子虽然未明确提出“人

本善”,但是他的学说可以看出明显的人本善倾向。而孟子更是明确提出了人本善的观点。其《孟子·公孙丑》中“无不忍人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了千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思想,人本善论当然的成为绝对主流学说。但是性善论与法治是相背离的。首先,它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导致对法律的忽视;其次,性善论导致对权力的崇拜, 无法建立法律的威信。

那么中国古代的人性恶派是不是就能有利于法治的发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中国古代的法家多持人性恶的观点, 他们认为“人好恶而可治”, 贪生怕死、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 可以利用人性来维持社会秩序,“民好名利而设赏, 民恶辱劳而制刑”进而用严刑酷法来统治国家。法家认为人是恶的, 针对的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 君主却是例外, 法权成了皇权的表现和延伸。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强调法、术、势三者的结合, 所谓“术”是君主掌握政权、驾驭群臣、贯彻法令进行统治的权术和策略。他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 臣无法则乱于下, 此不可一无, 皆帝王之具也。”【1】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人性恶论衍生出的政治模式仍是人治, 这与儒家的思想无根本区别,具有所谓“媚俗政治”的意味, 仅为服务于统治者而存在。

四、我们应以什么样的人性观为基础

在中国的性善论与性恶论均不能促进法治时。反观西方的人性观史,我们发现,西方的人性恶观点却最终托起了西方法治和宪政的梦想。

柏拉图的思想在晚年时也由人治转向法治论。而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可见人性恶的信念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 基于此,他们不相信贤人的统治, 而依赖法律。

笔者认为,虽然历史已然无可挽回的发展到了今天,但是反思传统思想文化的弊端,消除性善论的消极影响仍是努力的方向。在这个以何种人性观为法律基础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以人性恶为法治的人性观基础。理由如下:首先,性恶论的人性观基础能更好的尊重人权,它不再对普通的人做高的要求,反而使社会氛围轻松,人类反而更加向善。其次,西方充满曲折的性恶论为基础的法治发展之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性恶论的人性观基础更多的正面影响还有待笔者深入学习。但我国法治应当学习西方人性恶的人性观基础这是迫在眉睫的,法治现代化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晁玉凤、贾小丽:《人性观与法治》,湖北社会科学,2006/10

作者简介:

童瑾,女,湖北随州,民族:汉,出生年月:1982.10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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