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交警的“罚款放行”行为

国务院多部委联合行文，成立全国性治超办，各省区、直辖市成立相应的省级治超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超载治理行动，其规模、声势可谓史无前例之大，彰显的决心亦可谓令人振奋，但两年的治理行动早已结束，虽然取得了些许成绩，但暴露的问题却更多，二年之战演变为长期的拉锯战，事情的如此演变就很让人失望之极了，问题出在哪？思量一番，方知“罚款放行”现象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欲对“罚款放行”行为给予个人的浅薄分析。
一、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安法）第87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依据事实和本法的有关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第二款）。根据法律条文结构和立法精神，该条两个条款之间是有主次之别的：第二款为第一款内容之递进补充，即首先应该及时纠正，消除违法状态，这是查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必然程序和要求，其次方才考虑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科以处罚，处罚却包括警告、罚款、扣分等多种形式，罚款并不是一个必然环节。《交安法》第92条、《交安法实施条例》第106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41条对此予以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交安法》第1条规定了该法的立法目的，规定了交通警察的最高职责：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查阅所有相关交通安全法律规定，并无进行罚款这一执法目的，罚款只是实现维护交通秩序，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及其他权益，提高通行效率这一执法目的的一个仅供选择的执法手段，跟我们的执法本不应该存在“全有”或“全无”的联系，而且也不能将罚款作为提倡“以人为本”法治理念的民主法制社会的主要执法手段，行政执法效益与人民权益的积极损失之间的因果现象原本就是违反行政法律基本精神的。我们不去探究交通警察热衷于单纯进行罚款的原由，这是另外一个更为顽固的丑恶社会现象。笔者仅仅分析“罚款放行”行为的法律性质，《交安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既然有了明文规定要求纠正违法行为、消除违法状态，而执勤民警却只进行罚款处罚，只履行一个非必要的职责而忽略必要的职责，本末倒置，全然不顾及违法状态之继续存在，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吗？我们的民警在查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时的执法犯法行为已是普遍之现象，已成为习惯之动作，不禁令人怀疑公安交通警察部门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真空免疫地带。
二、有悖于“执法为民”宗旨
交通警察的职责是维护交通秩序，预防和处理交通事故，保护人民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其宗旨应该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一切执法行为之效益只能以是否有利于人民为首要衡量标准。在执勤中发现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只是一味地罚款了事，对于违法行为之纠正、违法状态之消除无动于衷，在让违法当事人付出了财产处罚的代价后继续背负着违法状态前行，随后可能再被交通民警对该同一类型违法行为科处罚款，这就是对违法行为的放纵，是引诱当事人继续违法的行为。发现违法行为，不但不消除，还予以放行，这难道却是我们的执法正当，是我们的执法为民？作为人民卫士的人民警察不但不制止违法行为，反而为违法行为的继续实施提供便利，这是什么样的人民警察啊！这还是执法为民吗？这明明就是执法害民啊！
三、违背“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效能建设”的要求
要转变什么作风？就是要转变“官本位”、“以权谋私”、“执法不严”、“任意执法”等作风；要加强什么效能？就是要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效果。本应消除违法状态方可放行，却偏偏罚款了事，这不是“任意执法”、“以权谋私”是什么？对于已被查获的违法行为不消除，放纵其继续危害社会，让违法行为人愈发增强违法的勇气和决心，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对社会的犯罪，对法律的犯罪。依法律规定只有当消除违法状态后，再依事实和法律给予处罚（包括罚款）才是一个正当合法的执法行为，其效益就体现在消除了违法状态，并使违法行为人产生不再违法的心理，而“罚款放行”行为却置首要的消除环节而不顾，不但未消除现行违法行为，反而促成了违法行为人“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的认知和心态，效能体现在哪？又何谈效能之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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