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社会主义生产的两大支柱效用增殖和劳动产

摘要：
    １、学术界忽视了效用对经济产生的作用，本文作了初步的探讨。
    ２、很多经济问题只有将价值与效用联系起来看，才能有合理和可信的推测。才能有深刻的分析和预见。
    ３、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推进，实际就是沿着效用增殖的方向发展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至今还没有清晰的说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曾说过“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句话已经点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依靠内需增长的特征和高技术特征，但具体运作规律是如何体现？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追求有何区别？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天下富庶”是历代封建君王宣称的治理目标，“繁荣富强”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宣称的追求？私有经济也可以自称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生产生活需要”，我们不能因此说他们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了。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劳动效用是关键性的中介。

    一般而言，效用是指物的社会有用性，是物的使用价值。从社会生产的高度去评价，效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外在表现，效用是人类知识的物质载体。劳动效用则是一切财富效用的源泉。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物质催化为社会财富。劳动是从两方面对物质发挥催化作用。一是劳动时间的催化条件。当劳动效率不变时，我们看到产品形成量与劳动时间消耗量线性相关；二是劳动效用的催化作用。在单位劳动时间里，我们看到产品形成量可以因劳动效用的变化而增减。劳动的这两方面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分割、连为一体发挥作用的。但我们分开解析，因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在生产中劳动量作为生产条件始终是以消耗和成本的角色出现，所以劳动个性的差异总是以劳动量的形式反映。而劳动是有用还是无用，则是由社会规定的标准衡量。这就是说，个别劳动的效用从一开始就是被社会效用体系所检验所规定。所以劳动效用反映的是劳动的统一性和共性。劳动在量上反映了个性，而在效用上反映了共性。社会生产，从根本上说，是劳动量与质的对立统一展开，也是劳动个性与共性对立统一矛盾的展开。
    我们以往经济思想的重点是围绕价值运动展开分析，既围绕劳动的量与个性展开分析，没有注意劳动的共性和效用的经济作用。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是有深厚的经济史作背景的，那就是社会生产历来是以个别生产为主，以私有制生产为主，经济的研究对象自然就以价值运动为主。只是到近代工业生产的展开，在马克思的揭示下，我们才感觉到自己的经济“视野收窄”。在当代经济学说中，这种“视野收窄”突出表现在财富增殖上，只重视剩余价值积累方式，完全忽视效用提升对财富增长是否会形成机制的问题。
    因为社会生产从本质而言，是人类依靠自己能力的生存活动。能力者，就是效用的体现。所以一切生产方式的本质，都是效用增殖生产。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其实只是效用增殖的极狭隘与落后的运用。那就是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只是专注于对人的体力效能的剩余利用，专注于局部生产的剩余利用。而现代生产给我们展示的活动空间是：社会有多强的知识创新能力，生产就有多强的财富创造能力。体力效能敌不过智力效能，局部生产只不过是知识生产的实践基地。而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积累行为都要服从知识创新的要求。因此理想的局部生产与社会的利益关系，并不是从分配关系、税收关系开始，而是从生产过程的前端：科技创新阶段就已经开始。在较高层次上的利益共享、生产共赢的生产方式开始形成。而这种生产方式将导致公有制广泛出现。
    效用的基本经济作用可以分四个层次来认识：
    １、效用提升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大于因提升效用所产生的劳动消耗量和物质消耗量。原因很简单，效用提升依托于经验积累和知识创新，而与知识创新中劳动消耗或生产消耗的比例并不是线性相关。换句话说，并不是提升了多少效用就必须相应花费多少劳动与财富。社会生产进步的标志，就是劳动效用不断趋于无穷大而劳动耗费时间不断趋于无穷小。消耗总是暂时的局部的，而效用进步则是不断提升了社会整体能力的平台。因为效用体系相互衔接，“牵一发而动全身”。小小马蹬的发明，会造就强大蒙古军队的崛起；蒸汽机的完善，会支撑起几个世纪的工业社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当我们从宏观层次认识社会生产时，剩余价值积累正越来越多的由效用提升所产生。这一点可以从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中看出，现在不是都承认知识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70%吗？正因为效用更新所产生的效益要大过效用更新的费用，社会生产才有持续扩大的物质基础。这种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实际正在淘汰资本生产方式。
    ２、效用左右了交换价值。在市场经济中，“优质优价”是永恒不变的。因为效用是价值的物质依托，又是买方确定交易的首要条件。市场行为实际是以效用为中心展开。产品的价值多少，自然要视效用状况而定。由此产品效用的标价会形成三类情况。一是在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产品效用远高于产品价值。价格高涨。二是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效用贬值。既使产品的成本都无从补偿，也没有办法。价格下跌。三是在产品供求大体平衡的情况下，效用基本反映价值含量。如果是从效用更新的角度看交易，那么更容易看出是效用主宰价值回报，而不是反过来由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主宰效用交易。效用在交换过程中：第一、优质效用会造成该类产品在消费领域的垄断地位，因此在交易中会产生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第二、效用的经济有效期有限。这不仅仅是指支撑效用的物质实体有自然损耗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旦有新的更优效用形成，旧效用就会发生贬值，就会退出社会生产领域。例如我们淘汰了“水壶”大哥大，并不是因为该产品市场饱和的缘故，而是因为更优秀的产品取代了它。第三，效用会左右价值流向。价值的驱利性并不仅仅局限于资源或劳动力的“质优价廉”，在现代生产中，它更侧重于知识资源或知识优势所带来的“质优价廉”。知识不过是效用的文化载体，所以价值运动围绕创新展开，实际也是围绕效用展开。
    ３、指数型增长特征。任何效用本身都是经济运动的一个物质消耗依托平台。当某一个效用因制度革新或技术革新得到提升时，与之相衔接的整个效用体系都会随之改进和适应。形象的说，电的发现与运用，会导致生产生活的一系列进步。这种链式反应表现为社会财富因一个效用点的突破而大面积呈指数型的跳跃式增长。它远胜过剩余价值增殖机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剩余价值增殖，是以生产体系中点上的呈自然数的利润递增累积方式增长财富，所以资本经济增长方式是“点受益”，通过“点积累”达到社会经济总体增长。而效用经济增长方式是通过效用提升的“面受益”效应，达到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共同增长）。如果我们对此作用感受不深，可以想想现实生活中大桥和水库所产生的广泛经济作用，想想科技的作用，就可以理解了。
    效用经济作用的第四个特征：多方利益兼顾的枢纽。价值的作用是把人们的利益区别开，而效用又把人们的利益综合起来。（１）、因为个别效用变化会影响整体的生产消耗，所以个别效用是社会生产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结合点。只要抓住提升效用这个关键点，就会带来国家与企业在利益上“双赢”的结果。我们在许多科技应用和基本建设中都看到了这个效应。（２）、对效用的鉴定与引导过程是在消费阶段完成的。所以消费过程是效用提升不可缺少的生产环节。效用，由此也成了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的衔接点。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科技推广中总是看到这种交易方式，既以科技专利入股或以先行使用的方式将科技成果交由消费方使用。在专利使用中产生了效益再由双方分成。在这里，生产与消费双方再也不是尔虞我诈的敌对利益关系，而是利益一致的对效用提升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效用增殖方式中，消费也是生产行为，也是财富增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３）、如果说重复性劳动仅仅是在维持效用，复制效用。那么开发性劳动则是在更新效用。效用成了两种劳动方式既冲突又相互依托的焦点。（４）、从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看，效用又是承前启后的衔接点。这四点对人们建立生产上的长远规划和战略规划有着重要作用。
    正因为效用在经济运动中反映了方方面面的经济状况，效用成了生产力的综合指标。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过程中，效用实际起到了中介的传递作用。以下我们从效用的角度分析这一中介传递过程。
    劳动动作重复往返的劳动方式，我们称之为重复性的劳动方式。传统生产一直是由重复性劳动方式支配的。由于这种劳动的效用僵化，（机械重复的完成生产对效用的要求），其在生产中的作用其实就是人格化的工具作用，但这个工具与一般物质工具又有不同，它又具有高度的效率弹性（人毕竟不是机器，其效用水平受自身主观意识支配）。由于劳动是生产的原动力，僵化的生产效用与高度弹性的劳动效率之间的矛盾，在生产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最基本的环节）就迫使生产效率必须围绕这种矛盾展开。例如工具运用的是否熟练？劳动者是否尽力而为？生产规模大一点，还要强调劳动的协调等等。生产效用与劳动效用之间这种矛盾是个别对应的，因此围绕这种矛盾所形成的生产效率追求就有了个别对应的基础。而支撑生产效率持续运行的生产利益，（无论这一利益归属于何方，是公有或是所有），也具有了个别对应的条件。
    重复性劳动方式所产生的这种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劳动差异在生产水平落后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只有在智能化机器大量取代一般活劳动的状况下，我们才能感觉到重复性劳动在效用上的落后性。但在目前，重复性劳动还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石。也就是说，在生产史上，社会生产最初对财富的追求，是通过对人的生理效用压榨来实现的。
    无论生产的权益归属于何方，生产利益的基石是落在劳动的这种效用矛盾基础之上，对外就呈现利益私有特征。“他们必须互相承认是私有者。这种权力关系——不问是不是依法成立的，总归是在契约的形式上——是一种意志关系，在其中，有经济关系反映出来。这种权力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也就是由这种经济关系规定。”【《资本论》1953年版第一卷第69页】。
    由生产力所决定的重复性劳动方式，使社会生产形成了一大批立足于自我改进效率、自我提升利益的微观生产过程。生产活动以自身利益为评判标准，对外就表现为“争夺与私有”：对劳动效率的追求以自我为中心展开，（在私有制条件下，这个自我利益是由生产私有者的私欲来体现，来推动），这种内向的劳动效率追求也就成为生产经营以自我为中心的客观依据，成为生产经营对外实行“自私”法则的客观支撑点。所以一个生产过程无论怎么细分解开它的生产环节，各生产环节都会马上具有独立的、“自私”的经营机制，具有独立的“自私”的利益实体。为什么同属一个产权的企业集团，其子公司也会有各自的经济“私利”？为什么公有制制约下的国营企业也有局部利益？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说到底，在重复性劳动水平的制约下，劳动是通过“自私”的经营法则来体现差异。
    当具体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了劳动状态时，这一劳动状态会依据生产条件形成特定的生产效率机制和利益机制，并由此形成特定的经济形态与结构，这些形态与结构反过来又规范了人们自身的经济行为。（劳动分工只不过是其部分表像而已）。这跟具体的交通工具决定了人们的交通行为，而人们又根据具体的交通行为制定了交通规则和管理机制，这些交通规则反过来又深深影响和制约了人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道理。
    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社会生产是先有了一大批效率机制独立的、对外排斥的经济利益主体诉求，然后才会有这些“自私”的经济权益、经济秩序和经济形态诉求。没有前者，后者根本就不能存在。生产效率机制越要求独立，生产所有权的排它性也就越突出。在微观的、具体的生活中我们所感觉的事实是经济权力决定生产单位的归属，在宏观上抽象上我们认识到的事实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机制，生产机制通过效用矛盾决定了生产权益形态以及人们自己的经济关系。
    众多私有生产过程最终构成私有的经济秩序和私有制形态。在私有资本生产方式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生产私有者对人（劳动者）的生理或体能效用剩余的无偿占有方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可以看作是生产私有者对劳动的知识效用提升而产生的剩余财富的无偿占有方式。
    在私有制生产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劳动效用大幅提升，对社会生产形成这样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社会生产普遍有了超过购买力需求的供给能力，由此产生了预先调控和主动调控生产资源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效用提升所需要的经济规模，例如铁路、飞机、核电站、航天等等，也不仅仅局限于个别生产或个别资本的力量，它需要社会其他系统的协调与合力，例如教育、国家科研等等。因此，工业革命以后的生产力运动，实际已突破了局部生产的层次，它必须从社会视野、社会规模去审视局部生产运动，必须顾及社会利益。这就是大工业时代为什么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根本原因。

    二、开发性劳动方式决定了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制度

    重复性劳动只是在复制效用，而在现代生产中，开发效用成为生产进步的方向。支持效用开发的劳动，我们称之为开发性劳动。在传统的社会分工中，开发性劳动一般表现为脑力劳动，例如科研、管理等等。劳动成果高度抽象（也许几年的劳动成果只不过是一纸公式和数据）。但由于在经济活动中劳动日益围绕社会效用展开协作（尤其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各行各业的劳动都因此具有向开发性转化的趋势。产品效用是知识的物化，而知识又不过是开发性劳动的物化。所以开发性劳动也是知识体系更新的主力。由此，开发性劳动不再仅仅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的自由追求，它也成为世俗财富增殖的源泉。
换一个角度看，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的生产关系，是劳动对物质改造互为里表的作用关系。前者开发了物质属性的新领域，后者就以重复的方式落实对物质属性新领域的运用。所以在经济效益上二者要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要完整地考察它的经营状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这二者在效益关系上的主次地位也不同。尽管现阶段大多数效用开发是依靠资本力量各自分散独立进行，重复性劳动方式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方式。但由于生产力进步，重复性劳动迟早要被机器人等生产工具所取代。（由于机械与逻辑电路的结合，产生了智能化工具，现在在理论上已经可以取代生产领域中大部分动作重复的劳动任务）。所以目前社会生产以重复性劳动支持为主的状况，会不可逆转的转向以开发性劳动支持为主，我们对经济运动的认识，必须转到开发性劳动和效用增殖方式上来，才能正确应对眼前的经济矛盾。
    一个生产企业，如果仅仅是复制产品的社会效用，那么它适合私有化，因为依据第一章的分析，从微观上说某生产仍以重复性劳动为主，劳动差异、劳动利益就需要以“私”的方式体现。这决定了它的生产目的还是以局部利益为主。价值增殖、资本增殖是其扩大再生产的唯一途径。但由开发性劳动所支持的效用增殖方式却有不同。
    对效用增殖方式可以这样表述：由于知识的介入，生产过程在同量的劳动投入下，产出更多的物质效用。而更多的物质财富形成，又为更多的知识形成创造条件。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导致经济增长。资本增殖方式属于效用增殖方式中的特例。资本增殖是通过对人的生理效用压榨（表现为剩余价值）来达到财富增殖目的。而在一般的效用增殖机制中，对自然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财富形成的深度和广度。不是对人力压榨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财富形成的深度与广度。这是效用增殖与资本增殖的第一个区别。因此，剩余价值积累并不是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和方式，知识创新、知识效用增殖是广阔得多的价值增长源泉和方式。这也是资本机制不得不向效用增殖机制转化的根本原因。
    效用增殖的第二个特点：以人为本。一切效用最终都归结为人的效用。生产效用最终服务于人的效用提高，而人的效用提高又推动生产效用的提高。所以人的生活消费过程也是生产过程。对人的价值投入，都属于生产性投入。在效用增殖方式中，人的利益直接体现为生产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也联在了一起，愈公正就愈有效率。帮助对方也就等于是帮助自己，奉献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劳动创造的支撑点（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衡量劳动的创造价值）。高尚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成了经济高效率增长、世界资金、人材、技术持续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而在资本增殖方式中，人的利益属于生产成本，人的利益必须先与资本利益联在一起，方才能与生产利益联系。
    所以在效用增殖方式中，人只要正常出生，就意味着有了社会赋予自己的购买力并开始参与社会生产。就像买了市场经济中的股票一样，这部分由全民劳动权力股份构成的购买力，由生产系统的赢利带动增长。生产增长，人的基本生存保障就直接跟着增长。
    以效用增殖的观点看待社会经济，经济开支都具有了投资属性。因为货币只是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媒介，它无论是作为开支还是收入，都是要服从效用提升的要求的。例如医疗保险与义务教育的问题，如果这笔开支真正统由国家支付，那么在城乡居民手中省下来的这笔开支，也会通过其它消费渠道返还给社会。社会经济繁荣了，财政收入增加，意味着这笔钱又返还给了政府。更不用说这笔开支能缓解多少社会矛盾，对中华民族的素质提高有多大好处了。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生产与消费，不过是效用这个硬币的两面。不断提升效用规模和能力，生产与消费能力自然随之扩张。
    所以对宏观经济而言，要象资本追求利润那样，持续不断和顽强的追求效用水平的提升。整个社会的价值运动本质上要围绕效用而不是利润展开。在效用增殖看来，象资本运动那样以利润吸取为唯一，大部分经济活动实行的都是利润转移，而不是利润创造。例如争夺市场份额，只不过是在争夺大部分生产利润的集中权罢了；或是通过垄断手段将大部分居民收入转入少数人手中等等。这些只不过是社会生产的幼稚阶段。只有看到利润背后的主宰——效用，通过效用引导利润，扩张市场，才能将社会生产引向理智高效的发展时期。
    由于效用兼顾多方利益的特点所规定，效用增殖机制第三个特点是兼顾多方利益的发展模式。单一目标的生产方式（例如资本机制只追求利润目标）已不适合现代生产中多方出力，其效用多方受益的现实。这是一个通过知识生产将个人努力、试验室努力、资本努力、乃至国家政权努力都结合在一起的财富增长方式。需要说明的是，效用增殖不仅仅是指科技创新，社会制度的进步与革新，也属于效用增殖的范畴。
    效用的增殖作用由于量大面广，（指数型增长）。导致社会货币量也快速增长。这部分购买力的增加，与资本增殖方式不一样，它是物质增长在前，货币增发在后，增长模式是“以货带币”。资本增殖方式也能产生货币增发的行为，但它的财富增长不是依靠效用提升所带来的价值呈指数型的大面积增长，而是依靠局部剩余劳动时间积累增长，这部分增长量不仅量小，而且积累周期长，经常要通过适度通货膨胀的方式予以消化。其增长模式是“以币带货”。所以在资本增殖条件下，宏观管理机制主要依靠传统的税收、地方财政收益上缴的方式维持社会管理开支。而在效用增殖条件下，财富增长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企业的利润收入；另一个是国家财政为适应创新增长以货币增发方式所表达的社会利益增收。这也是效用增殖在价值社会中以价值增殖方式运行的特征。
    在效用增殖方式对社会发挥影响的同时，支撑效用提升的开发性劳动方式也对社会经济展开影响。因为一切效用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效用上，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的核心问题。教育、医疗、环保等等社会系统都因此有了生产属性。开发性劳动所要求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素质，成为社会制度为劳动环境改进的方向。在生产竞争中，一方面劳动效用的生产主导地位加强，资本主导地位减弱。所有的劳动权益在局部生产中普遍股本权益概念出现。劳动权力法人化，资产化，由此劳动产权得到广泛承认；另一方面，面对自然世界的未知领域，开发性劳动所具有的协调性、整体性也得到社会肯定。劳动共性的扩张是无止境的，而生产知识化的发展趋势则不断给这种扩张提供现实条件。在劳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局部生产是通过“人帮人”的方式来发展，而不是通过“人吃人”、“人踩人”的方式来发展。资本利益的界限被效用利益打破。
    效用增殖与劳动产权的关系，可从几个方面认识：１、生产的社会效用只有依靠劳动效用才能得到彻底的支持和推动。资本效用只体现在资本利润目标上，这远远不能满足和反映社会效用的要求。２、在第一条明确的情况下，社会需要劳动主导生产。因此劳动权利不是走向施舍化或照顾化，而是走向产权化。劳动报酬以权益“分红”为标志。3、劳动产权中包含劳动差异和对立，但这种差异与对立，是以效用作标准来划分的。也就是说，劳动的共性（劳动效用）是劳动个性对立的基础。它也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平均分配。但这种财富分配差异是符合社会共同利益的差异，是社会效用提升（表现为社会平均劳动效用提升）所需要的差异。例如，对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军烈属，对老工人老干部，对劳动能力低下的五保户，对复转军人和老劳动模范等等，它反而坚持给予财富倾斜。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其实就是效用增殖方式，由社会平均劳动效用进步引导价值运动，金钱就被打上了社会责任的烙印。依托知识进步来取得社会进步，应该是公有制经济得以成立的依据。“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既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遇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页）
    在毛主席领导的经济建设中，有两条成功的战略方针也验证了这点。一是在经济建设中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实际展开的也是以效用为中心的生产增殖方式，但人们却总是从政治和社会理想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切，承认主席的做法体现了劳动者主人翁的地位，承认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等等。但这种以人为本的战略举措如何与“锱铢必较”的价值核算方式相衔接？学术界没有系统的阐述与探讨。要公正就阻碍效率，要效率就没有公正。或者强调公正与效率哪个应该优先或摆第一位的说法都出来了，两个对经济运动都有正面作用的指标，在经济学中却成了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不是现实世界乱了套，而是我们自己的认识出了问题。效用，这个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物质载体，这个社会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的中介，其作用被当代经济学大大忽略了。
    二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重工业在二十世纪既是劳动效用最高的产业，又是各类生产效用提升的物质基础。把重工业定为我国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追赶目标，就等于抓住了社会效用提升的主要矛盾。事实表明，在我国大力对重工业发展的推动中，有力的带动了社会各行业的经济发展。

    三、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在当前经济中的运用

    效用增殖并不排斥资本生产，因为尽管复制效用在今后主要是机器人的任务，但目前复制效用还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大量效用提升（科技进步）还需要在局部生产内部完成。这都是社会生产力需要依托资本生产方式推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社会生产是以资本生产方式为先进，以私有制为先进了。
    我们在前面已分析过，资本生存所依托的劳动方式是重复性劳动。这种以效用僵化为特征的生产方式怎么能适应现在科技迅速发展的要求？资本属性本能的要求科技垄断而不是科技共享，在科技创新已成为生产主要动力的今天，这是生产方式落后于生产力的重要特征。由此引出的话题是：当经济学者在津津乐道资本的杠杆游戏和“借壳上市”的魔术时，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隐藏在利润后面的效用主导因素？否则如何解释目前社会资源会主动向科技创新聚集的现象呢？那么在考虑效用因素时，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效用的提升机制和增殖功能？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公有制在效用提升上的优势？货币是有货才有币。不在“货”上面下功夫，不在效用上下功夫，单纯依靠价值手段和熟练的市场操作手法是找不到出路的。
    以就业问题为例，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是知识掌握的越多，自然中未知的东西也就暴露得越多，这为知识生产发展提供无穷空间；另一方面，新知识介入导致物质财富超常规增加，又为更多的人参与生产提供物质条件，为知识的扩张提供生力军。所以对效用增殖机制而言，是参与生产的人越多就越有活力，本能的要求全面就业，充分就业，各尽所能。而资本增殖机制中的就业机制，从局部利益出发，对劳动要素要求的是能力尽量强，开支尽量少。因此资本机制本能的需要质优价廉的失业大军作基础。
    经济利益在“点”“面”上一齐受益，是效用增殖的特征。但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个“点”“面”同时受益有一个发展过程。当生产单位是以重复性劳动为主时，资本增殖机制是提升效用的主要机制。当效用提升冲破了个别生产单位的局限，要在更高层次展开协作时，其利益分配就需要分为协作与自主两个层次。所以对效用增殖机制而言，利益分配主要的是采取比例分割方式。企业税收可以视作是利益按比例分割的一种方式，其他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割比例、企业与劳动者个人的分配比例等等。
    这些利益分配比例是依据什么确定呢？因为一切效用最终都落实为劳动效用，所以社会平均劳动效用成为利益分配的依据和尺度。这个尺度表达为：劳动的社会平均投入与物质的平均产出比。社会经济总状况如何，要以这个尺度考察。社会资源的分配合理与否，也要以是否最大限度的提升这个尺度为判断依据。在价值社会中，劳动效用优势同样是作为价值优势或利润优势表现出来。当某地区某行业的劳动效用高于全国水平时，全国同行业的价值量与资源自然向其流动。当高于国际水平时，则是国际的价值量和资源向其流动。因为在市场产品比较中，劳动效用高的产品能代表更多的价值量，其货币含金量更高。由于效用增殖紧紧抓住劳动效用比这个关键，优质高效的劳动耗费自然成了社会价值运动的风向标和衡量尺度。如果国家坚持以平均劳动效用这个尺度来主导利益分配，则整个国家经济都会转向效用增殖机制。哪些该计划，哪些该市场，也就有了一个判断的合理依据；“鞭打快牛”以及无原则照顾垄断型行业的现象都会从根本上得到纠正。
    从大的发展趋势上看，市场经济正在不可避免的转向知识经济、创新经济，我们现在在利益机制上主动用平均的劳动投入产出比去引导“平均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这个价值尺度转向，是符合经济运动发展趋势的。尤其是公有制国家，通过以效用增殖机制去引导市场经济和资本机制的社会化，将显示自身的优越和效率。
    经济权力从来都是现实经济关系的反映。全民资产的生产运用，既然呈现为劳动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关系，那么绝对私有的产权，不适宜行使全民资源。只有在私有的生产关系中，才会形成个人对个人的法人代理。因为这二者的授权关系是私人交易，经营动力是私人利益。而在公有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局部生产的委托，只能通过对一个组织的委托来实现。一方面因为局部劳动差异不是经营者个人的差异，而是生产组织集体的差异。另一方面因为这二者的授权关系是公有性质（不是拿自己的企业给人代理），经营动力以公共利益为基础。各种矛盾与问题都是公对公的协调。所以国营企业的法人是局部劳动者全体，其代表机构是职代会。厂长经理个人只是法人的托付人。其年薪制或股份奖励的高低，由职代会决定。劳动产权主体地位在企业的确立，是通过职代会责、权、利相对确立的方式表现。在中国，则是党委领导下的职代会负责制。
    就现代生产水平而言，局部提升效用的适当组织形式是“官产学”、“产学研”。如果说，物流是日益全球“扁平化”，那么生产机制却是在日益立体化、金字塔化。在生产系统的扁平交流基础之上，是科技开发系统在引导，而在科技开发系统之上，又是核心技术或基础研究的系统在引导。公有制的责任之一，是适应和健全生产机制的这种发展趋势。
    在教育都具有生产性因素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置身于生产活动之外。资源公有只是公有制成立初期的标志。公有制的本质特征，不是看政府控制了多少资源和企业，更重要的是要将生产社会化的效率优势发挥出来。这就需要国家在微观上成立以劳动产权为主体的企业， 因为任何个别效用都是整体效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劳动产权所主导的局部劳动效用，通过实践会自觉的将局部利益与社会利益相连，会自觉的协调社会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国家在宏观上则围绕提升社会平均劳动效用构建经济秩序和展开经济布局。
    在效用利益的主导下，企业利益在资本利益面前表达的是资本利益，而在同是劳动产权主体的企业面前，却先天的结成了科技创新的联盟。劳动产权从三方面支持了企业的这种竞争优势。一是劳动者集体的积极性，要比少数个别人（如资本家与管理者）的积极性作用大。因为多数效用配合肯定高于单个效用。二是在企业内部的分配上（第一次分配），就已经落实了财富的社会责任，实行按劳分配。（提升了物的社会效用，也等于增加社会财富）。三是同类企业之间体现公正合作的科技协作与推广，打破了专利的垄断价格地位。（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刁难对方也就等于刁难自己）。以劳动产权为主体的企业越多，科技创新的能力就越大。私人资本也将在这种以劳动产权主导的市场竞争中被社会化。不分种族、国界、所有制的企业劳动产权主体联合，终将主导世界生产的潮流。
    在此基础上，大量现在需要宏观管理出面组织的事情，如资源调配，都交由科技创新去引导，都交由市场机制去引导，都可以由微观经济实体在行业内部或行业之间自己主动出面协调解决。地方的财政收益与当地的劳动效用水平挂钩，而当地的劳动效用水平又是与社会整体的劳动效用水平挂钩的，经济利益上的条条块块矛盾因此有了正确的化解依据。因为大家的经营目标都是集中在提升效用上，宏观管理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整和组织核心技术的开发与协调上。
    就企业经营本身而言，生产愈是关注于效用提升，利润来源就愈是社会化。反过来影响资本本身走向社会化。但是，在效用提升尚未突破资本规模的生产时期，资本机制强而效用机制弱，致使公有制的建立是非常艰难，公有化与私有化的较量将是反反复复。会出现重复性劳动与开发性劳动既相互依托又相互排斥，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既互惠又对立的特征。而以科技为支点的生产力运动，会从经济基础的角度不断增强公有化力量，直至最后战胜私有制。由此可见，公有制与效用增殖和劳动产权，是互为依托，生死与共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西方福利制度的困境。由于大量重复性劳动并未被机器人所取代，价值形成低效而价值消费高效。（大量的福利享受者处于资本生产环境中的失业状态，他们应发挥的高过福利开支的效率没有发挥出来）。两头挤压，导致福利支不敷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跳出资本利益的框框，由社会各系统协调，人为的组织劳动产权主体，从科技创新入手，以开发性劳动带动重复性劳动的市场，形成效用增殖机制。从根本上说，生产中同量产品劳动耗费愈低，社会消费中人们可享受的物质财富就愈高。福利开支困境自然得到化解。如果能源技术得到突破，机器人生产运用得到普及，就会出现物质财富持续大量涌流的现象。
   只有在先进合理的企业机制基础上，才能形成先进合理的市场机制和经济秩序。理性化、有序化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市场经济终将要表现为直接的效用创新经济、知识经济。人只有不断的从自然的束缚中取得自由，才能在人们自己组成的社会束缚中取得自由。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借助效用增殖和劳动产权，我们实际离共产主义更近而不是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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