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问题探讨

技术侦查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手段秘密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权的缺失导致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不完整性。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有利于推进检察机关侦查模式的变革，增强检察机关控制和打击职务犯罪的能力，更有力地惩治腐败。建议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通过立法对技术侦查予以规范，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行使主体、适用范围、审批和实施程序，特别是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的采信和使用等作出明确、操作性强的规定，妥善处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关键词】　技术侦查 立法 检察机关 机构设立

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大大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一方面，在诉讼中更加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较大程度上增加了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难度，尤其是不能独立行使技术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贿赂等自行侦查的案件时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因此，法学界提出了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观点，今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技术侦查法的议案，建议制定技术侦查法及相关实施条例，明确主体、程序、手段、目的，并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技术侦查权。虽然因为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暂未被列入修改法律或专门立法范围，但这在一程度上反映了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现实需求。关于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必要性已无需赘述，本文仅就可行性及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浅薄的探讨。

一、技术侦查的内容及我国技术侦查权现状

技术侦查是侦查机关运用各种专门技术设备秘密进行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侦查措施，包括以电子监听、电子监控、电话窃听、秘密拍照或录像、电子邮件检查以及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对比个人情况数据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及相关行为，从而发现、控制和防范隐蔽犯罪活动、获取重要犯罪证据。

我国法律规定有权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侦查机关是公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条）和国家安全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十条）。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需要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时，仍延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

二、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的作用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侦查危害国家安全和普通刑事案件，侧重于在侦查中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线索，通常是“从案到人”，即通过犯罪事实及犯罪痕迹定位犯罪嫌疑人，确定犯罪嫌疑人及其所处的位置、环境，继而实施抓捕。而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侧重于收集能够证实犯罪事实的证据，一般是“从人到案”，即受理案件时犯罪嫌疑人已基本明确，经初查证实犯罪事实客观存在，采取技术侦查手段收集证据证实犯罪，以解决某些特殊案件难以取证的问题。

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由于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必须由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犯罪嫌疑人普遍具有高素质、高学历、高智商，对相关法律有所了解，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预谋和实施犯罪行为时更具秘密性和隐蔽性，有些犯罪过程双方形成“一对一”的局面，其他间接证据无法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实际情况，仅依靠双方的供述定案风险较大，一但庭上翻供将会给公诉工作带来极大的被动。唯有采取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直接有力的证据证实犯罪，才能增强检察机关控制和打击职务犯罪的能力，才能更有力地惩治腐败。

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手段辅助侦查，在收集、固定重要的犯罪证据和相关案情的同时，还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以及职务犯罪嫌疑人产生了具大的威慑作用。增加了职务犯罪的案发风险，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对案发结果的发生产生一定的恐惧，部分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因此而中止犯罪或者打消继续作案的念头，从而减少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可行性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侦查实践中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侦破了大量的犯罪案件，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且越来越广泛地得到运用，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也偶有运用。笔者曾在反贪部门工作，与公安机关技术侦查部门有过接触，检察机关借助公安机关技术侦查手段，由于不是自主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所以在获取证据方面不易操作，多是因犯罪嫌疑人在逃而藉此获取线索，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当前，随着职务犯罪形式向多样化和复杂化发展，检察机关的侦查模式也应随之改进和完善，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有利于推进检察机关侦查模式的变革，强化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机制。

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首先要在立法上规定检察机关的主体地位，以及运用技术侦查权的程序规则。针对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议案，公安部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对技术侦查予以规范，妥善处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行使主体、适用范围、审批和实施程序，特别是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的采信和使用等作出明确、操作性强的规定。国家安全部认为，开展技术侦查立法工作要严格遵照执行中央的有关政策文件和现有法律规定，建议立法机关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予以考虑。

在有立法基础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建立一套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规范化管理制度。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开展技术侦查工作多年，其成功的实践经验，都是检察机关今后开展技术侦查工作可以借鉴之处，检察机关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加以完善，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规定，我们相信，技术侦查权必将成为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一大利器。

四、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相关问题研究

1、机构的设立。

经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后，可以在省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技术侦查处，该机构与反贪等检察业务部门平行。

技术侦查机构为什么不设立在反贪部门内部、而要单独设立呢？一是检察机关有侦查权的不仅仅是反贪部门，如果把技术侦查机构设立在反贪局内部，那么其他有侦查权的检察业务部门如需要运用技术侦查措施，则其工作关系又成为“借用”关系，类似现在检察机关借用公安机关技术侦查权，不利于其他检察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设立独立的技术侦查机构，能够在工作中形成相互间的配合与制约关系，防止滥用技术侦查权，有利于保障人权及公民其他合法权益。

仅在省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技术侦查机构的原因是，检察机关的案件数量远远少于公安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也少得多，如果与公安机关对应，在市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技术侦查部门，宏观上加大了资金、人员的投入，造成资源浪费。有条件的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在重点地市设立技术侦查部门的派出机构，该派出机构可以单独办公，也可以与地市级人民检察院同址办公，如果能与公安机关协商达成一致，甚至可以考虑与公安机关技术侦查部门同址办公，这样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达成双方互惠互利的局面。

2、建立技术侦查工作机制，严格控制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对象。

技术侦查措施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有效地查处和打击犯罪活动，也可能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在查处职务犯罪中运用技术侦查措施，应采取谨慎的态度，首先在立法时对适用范围、对象、程序等做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建立制约机制，寻求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

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严格地讲只能是涉嫌犯罪且已被刑事立案的人员，实践中可以延伸到其生存环境，如住宅、工作场所、家庭成员、近亲属等，但一定要严格执行技术侦查工作相关规定，切忌随意性、盲目性。

建立省、地市、县区三级检察长负责的工作机制，严格审查批准制度。省、地市、县区三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有关业务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始终应把人权观念放在首位，不能为了案件侦破而随意扩大适用范围。省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直接分管技术侦查工作，负责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签批；技术侦查处处长负责适用范围、对象及程序审核；地市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及相关业务部门对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必要性进行审查、批准；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当对需要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进行全面了解，确信在采取传统的侦查措施难以查明案件事实或者获取所需的重要证据，且案情重大时，方可批准上报，防止把技术侦查手段当做常规的侦查措施来运用。建议在立法和工作细则中设立罚则条款，对在工作中违反法律和规定的行为给予适当惩处。

3、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正确运用技术侦查获取证据。

技术侦查是一种秘密行为，在技术侦查面前，公民很容易被动地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暴露个人隐私，有可能给国家、社会、公民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和威胁，因此要求侦查机关对技术侦查获取的信息要严格控制知情面，做到非必要不知情，除案件承办人和直接分管领导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了解技术侦查及获取信息的内容。建立技术侦查信息档案，指定专人管理，对技术侦查中通过计算机获取的信息应当集中存储在专门的服务器内，确保技术侦查信息的安全。此外，知情人员还应对整个技术侦查过程严格保密，绝对不能泄露技术侦查的手段及细节等。

技术侦查证据的采信，首先应当由法律承认其证明力和可采性，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运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证据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否则该侦查行为无效，获取的证据也将被视为非法，不被法庭采纳；

二是在法庭或者其他场合出示技术侦查证据时，不得公布该证据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如果该证据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必须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应当不公开审理，严格控制知情范围；

三是不暴露技术侦查秘密，与其他方法收集的证据相比，技术侦查证据的取证手段和方式具有特殊性和秘密性，在法庭出示技术侦查证据时，只要求做到审批手续完备、证据应当具备法定形式等，具体的取证手段则不必说明；

四是技术侦查证据必须具备法定形式，如果初期获取的证据不符合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证据形式，可采取其他法律允许的手段转化为法定证据形式。

技术侦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我国《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权力，但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技术侦查权，一定意义上说，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是不完整。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的规定出台至今已近二十年，这二十年是近代中国发展变化最快的二十年，职务犯罪也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而且形式的多样性、手段的隐蔽性都增大了查处职务犯罪、惩治腐败的难度，因此，立法机关应当考虑修订现行的《刑诉法》，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尽快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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