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转中的台北故事

“台北”一名，最早见于清人蓝鼎元所撰《纪竹堑埔》，但那时这里还没有什么城市：“竹堑埔宽长百里，行竟日无人烟。野番出没，行人过此，视为畏途。然郡城、淡水上下必经之地，其地平坦，极膏腴，辟田畴，可得良田数千顷。台北民生之大利，又无以加于此。”这里原是茂林山野，可供农耕之地，但还属野生动物出没的一片莽野。

但这莽野茂林恰恰庇护了这片土地，使其免遭荷兰、西班牙殖民者的践踏，因为不利于就近通商建港，殖民者的嗅觉似乎错过了这片膏腴之地。到1709年，这里才随着福建人陈天章、陈逢春、赖和永、陈宪伯、戴天枢合股成立的“陈赖章垦号”的入垦，而开始了农耕时代。此后台北地区人气渐增，形成了以艋舺、大稻埕、士林三地为主的城镇与商埠。直至清光绪元年，也就是公元1875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之名在此建立了台北府，统管台湾行政，从此有了“台北”之城。十年后，台北府城城墙正式落成，台湾建省，刘铭传担任台湾首任巡抚，开始铁路、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将台湾巡抚衙门及布政使司衙门设置于城内中山堂附近，台北城市雏形渐成。

又十年，即1895年，台湾因马关条约被迫割让给日本，之后开始了整整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据时期。日本人自然也将台北看作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着手将城市又进行了重新的规制，台湾的城市格局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一座传统格局建筑的城市变为一座现代形貌的城池，并将周围临近乡区划入，大大扩展了其辖区面积。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终于战败投降，台湾重回中华怀抱。

1949年，随着国民党溃败退居台湾，台北成为了半个多世纪中台湾地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大批来自内陆的军政商界的人群、知识分子以及底层百姓涌入狭小的台北，使这座城市成为大陆中国文化的一个瞬时的集合地，传统的、新文化的、西方的、现代的、市场和商业的、冷战和意识形态的，种种文化元素拥挤在这个狭小的盆地里;同时，伴随着失败情绪以及浓郁的政治色彩，又由于美国与西方投资而导致的经济腾飞而出现的种种现代化问题，这些纠结一起互相矛盾又互相派生的意识与文化心理，是台北城市文化的根基，也是其复杂性与多元结构的生成原因。

以上是台湾近两百年来的建城史，土著与汉化，殖民与日据，现代与传统，不同的文化向力在争夺与归化、浸淫与巨变中给予这座城市以巨大的影响，使其在动荡与变化中渐渐生成了独属于它自己的文化与品格。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欧美文化在台北城市建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留下的深刻烙印。但更令人惊诧的是，同样也是这座城市，台北也更具有中华文化的传统风神，有着更具有传统中国意味的日常生活。

谈及台北文化的复杂性，笔者有着更直观的经验与感受。2014年早春，我来台湾师范大学学术访问，适逢反对服贸协定的学潮。目睹那些看似激进实则盲目的青年人，令我啼笑皆非的是，他们居然是放着《国际歌》反对与大陆的签署协议的，这让我感到这座城市文化内部的分裂与纠结，其深刻的矛盾与荒唐。我来台北的当晚，刚好随着两位在台师大交换的大陆学生去看了一场电影，片名大约是叫《嘉农棒球队》，电影中讲述了一个日本教练，用其隐忍坚强的执教风格，带领一支由日本人、中国人（汉人）、土著人（番人）组合而成的零起点的棒球队，经过艰苦的训练，最终打进了甲子园联赛，并取得了第二名成绩的故事。表面看，这只是一个励志故事，一部青春励志偶像片，但背后很明显地隐含了浓厚的“媚日”意识，片中的日本军人在台湾出现，一个个英武而帅气，台湾青年的生活也似乎充满希望与未来，日本人帮助修建了据说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坝，给稻田带来了清澈的渠水，行驶的船帆给偏僻的乡野带来了希望。整个电影的视觉基调中充满了白云蓝天，乡野绿树，人民脸上带着喜悦的笑容……从叙事看，该片可谓手法蹩脚、叙事沉闷、节奏拖沓，无数次看似该结束的时候，又拖泥带水拉拉杂杂演个没完。我看完之后非常气愤，忍不住在接下来几天要与见到的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讨论，得到的回应自然也是五花八门。

谈论这些话题不免敏感，但我想引出的一个基本意思是，由于特殊的历史与文化，特别是因为日据时代文化的遗毒，加之国共之争与冷战时代的文化对立，还有所谓陆台之争，近些年来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之争，加上原有的闽南文化、台湾原住民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现代以来的欧美外来文化等等的累积与交织，不同的背景与立场，价值与维度，使得台北文化结构中具有了大陆城市文化格局所没有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不同背景的叙事者所讲述的“台北故事”，自然是五花八门，既有共同的生活经验又有着不同的记忆原点，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与历史的复杂性，台北及其它城市中均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社群形态——“眷村”，那些承载了不同记忆与创伤经验的人群中，诞生了一批讲述外省人故事以及童年的台北记忆的作家——眷村小说家。他们在台北城市里的生活经验，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城市书写。白先勇的《台北人》是谈论外省人的台北经验无法绕过的作品之一。“台北人”不断在台北追怀大陆，来到台北之后，表面的热闹无法掩盖身后的寂寥，身在台北而心在大陆的“台北人”永远无法忘记一水相隔的故乡。类似的作品还有朱天文的《淡江记》《小毕的故事》等。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以书写来抵抗遗忘，以深情的叙事来召唤一代眷村人不无悲伤和温情的共同的家国记忆。除却眷村作家的作品，王文兴的《家变》以台北纪州庵为背景，通过对时代变迁中父子关系变化的书写，可使我们从中窥见到台湾城市生活中人伦的异化及道德的沦丧。聂华苓写于1976年的《桑青与桃红》讲述了女主人公颠沛流离风凭雨寄的一生，其中“定居台北”一部分，生动地书写了桑青逃亡台湾时的经历，以及1949年后最初来台的一代人的台北经验。

虽然对台北的记忆与想象早已散见于很多作家的作品中，但真正作为与“乡土文学”相对应的“都市文学”派系的出现，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1979年以后，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王祯和《小林来台北》、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这样的作品，它们可被视为台湾都市文学迅猛发展的前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解严”所带来的都市社会的蓬勃发展，张大春、黄凡、骆以军、张启疆、郭筝等人的都市小说开始以反叛乡土文学的姿态出现。他们融入都市，但也同时看到人被城市生活所吞噬而失去自主性的状态，因此他们寄希望于反叛，试图以此来找到调和的方法。黄凡创作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一系列“都市小说”，其短篇小说集《都市生活》对台湾都市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尤其是对生活在城市中的知识者和由此而产生的都市文明问题给予了形象的反思。另一位被称为“新生代作家”的都市批判者是张大春。他从1986年创作《公寓导游》开始，就不断探索故事讲述方式的各种可能性。在荒诞与嘲讽中指向当代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批判与揭露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习以为常而视而不见的种种弊病。正如林燿德所说，这些作家的“关切面是都会生活形态与人文世界的辨证性”（林燿德：《钢铁蝴蝶》），而并非着重于对城市民俗风情的追忆与遐想。

新世纪以后，台北城市叙事朝着更为多元的方向发展。随着现代化的演进与全球化的冲击，台北想象与之前产生了很大的区别。当年渡海来台的大陆家庭，已经走向“外省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对于那个远在海峡对岸的“原乡”已没有具体可感的直接经验，或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牵系，台北城慢慢成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们与“在地”台北人的差异性逐渐消弭，相比第一代对大陆的念念不忘，他们越来越融入到了台北的城市生活。但与此同时，新的“思乡症”再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台北经历了高度现代与国际化之后，因童年经验与记忆被覆盖湮灭，他们与“在地”人一样开始无法认同一个作为故乡的台北，一种更具有文化意味的写作开始出现。

对“故乡”与“异乡”问题最具思辨性的写作，当属朱天心的《古都》。叙述者在“台北”与日本“京都”之间穿梭漫游，当台北城中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微妙关联的一景一物都从记忆中铲除之后，作为“故乡”的台北变得越来越陌生，而主人公曾经生活过的“异乡”京都，却不知为什么依然那么熟悉。另一位作家杨照也开始在新世纪以后重新“寻路青春”，他的同名作品中重回台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昔日旧景，书写了那时令人难忘的童年记忆与青春时光。重庆南路是知识的渴求，新生北路是音乐的迷惘，西门町是爱情的等待，人生成长的每一步都与台北的旧物无法分离。林怀民的小说《蝉》，描写了三十年前西门町的一群年轻人，游荡在“明星”和“野人”咖啡屋里，激荡青春而蝉歌不歇的旧时光。吴明益的《天桥上的魔术师》，可谓近年来书写台北故事颇具立体感与现场感的一部作品：“他有如此天赋能够让那时光再现，并且重新赋予质量和温度，让我们得以从他善良宽容的眼睛，回顾那时代，那生活，这座城，然后学着饶恕他人和我们自己。”（柯裕棻语）还有亮轩创作的《青田街七巷六号》，围绕台北青田街上的一座庭院，追溯了昨日的世界，同时也是回不去的故乡和童年。

不唯上述文化的怀旧者，还有一群生长于新台北的更为年青的作家，他们从个人的经验出发，着力描绘新台北的文化景观。如杨佳娴的小说《云和》以台北城南一带为背景，鳞次栉比的书店和咖啡店才是当下台北最具生气的场景。朱少麟的《伤心咖啡店之歌》，讲述了一个颓废的城市，聚集在咖啡馆中的人与生活正是台北这座城市的日常状态。与此同时，台湾自然书写则是城市叙事的另一个面向。这类作品早在1982年台湾自然生态运动时期就已崭露头角，三十年来，它没有走向梭罗式的自然实验，而是不断主张直面城市的环境。对刘克襄、吴明益这些作家来说，对自然的关怀不只停留在高山、平原，而是通过走向台北的城市绿地、菜市场来发现新的文化命题。

下面的几篇文字试图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去展开讨论有关一个时代或一个群落的台北记忆与台北想象。《乡在文字中》一文从林文月、李渝、朱天心笔下一系列“温州街故事”谈起，梳理了作家对台北地景呈现方式的变化并试图从中发现几代知识分子对精神原乡的认同，以及台北这座城市的风云际遇;《缺席的在场与华丽的荒凉》聚焦于两代外省人的台北书写，由白先勇到朱天文的文学创作，比较了其在处理城市认同问题上的差异性;《一座城市的私人考古》以朱天心的小说《古都》为例，探索了其“台北想象”在后期小说中发生的变化;《穿越历史岩层的“国族”想象》通过分析侯孝贤的电影叙事，讨论了台湾的国族想象是如何剥离来自日本和大陆的影响而具体化为本土的叙事立场的;《冲淡平和中的生活迷思》对吴明益的小说《天桥上的魔术师》进行了文本细读，呈现了一个本土台北人对台北记忆的追溯以及生活中的不解迷思。相信这些文字，会有助于读者生成一个关于台北叙事的比较复杂立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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