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史视域下的史学评论

摘 要 在史学界，多年以来讨论的“史学评论”或称“史学批评”问题，所涉两个词语含义相同，但选用不一。实际上稍作辨析，以“史学评论”为佳。史学评论在学科上何所归属？学界流行两种见解，一是主张自成一门学科，二是属于史学理论，二说皆不允当。史学评论是史学史学科的一项内容，是史学史评议以往史学现象向当代的延伸。史学史视域下的史学评论要将评论对象置于历来史学发展的进程中作定性和定位分析，眼光是长时段的、广视野的，具备深入的学术性。史学评论的价值标准，只有学术标准一项，其他因素都应该深化为学术性评议。史学史视域下的史学评论，需要克服难点，承当其推动历史学健康发展的学术使命。

关键词 史学史，史学评论，学术价值标准，视域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4-0012-06

史学评论是历史学学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本身也是历史学的一项内容。学术界有时称之为“史学批评”，而且十分流行。但“批评”这一概念的语意，在当代已经渐渐向专指揭示讹误方面转化，似不若称之为“史学评论”更明晰地显示有兼指得失的内容。“评论”这一概念从字面上看，应当是一种理念与事实结合的论证，而“批评”则可以仅仅是三言两语的指摘，因此稍作辨析，可知“史学评论”的概念比较妥善。对于史学评论，史学界曾作为热点问题进行过广泛讨论，但尚有若干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史学评论在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归属，史学评论的学术性出发点，史学评论的学术定位、运作机制和根本宗旨，史学评论的方法，等等，史学界都应当引为关注。

关于史学评论在历史学内的学科归属，以往的讨论之中，有人主张要建立一门“史学批评”的学科，如雷戈说史学评论是“历史学结构中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史学批评是历史学内部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即史学批评学”，他还补充说史学批评“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它有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比如‘意义范畴’、‘经典概念’、‘原型精神’、‘语言意识’、‘权力视角’”。但却说不清“理论分析框架”什么模样，既然是个“理论分析框架”，为什么就不能属于史学理论？至于其“比如”出来的六个词语当作“概念范畴”，则是不具备确定语义的构想，重概念而轻逻辑。以这样的“虚构”充当史学评论称为独立学科的根据，实在是对史学评论的轻慢。不止如此，雷文还为了说明史学批评的独立成学，将史学批评的性质和功能拔高，说史学批评不针对一般的史著和具体的史学现象，只针对经典著作和历史学。声称“史学批评决不是对各种学术论点的是非得失和优劣异同的考辩、综述、评介，而是对史学观之结构与功能的研究”。①但某一个人空词的定义是无效的，史学批评的范围极广，小到对某种撰述中部分记事失实的纠摘，对一册史书的评议，大到对某种历史观念的全面评论，都在史学评论的范围之内。其特征和共同点是都要针对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对象做出评判，而不是无对象地自发自论。但评论对象的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评论结论的或深或浅、或正或误，复杂多样，因此史学评论不能形成一个严密的系统和共同的模式。史学评论更不能成为“独立自足的系统”，它被不同的史学理论、不同的学术立场所左右，要以整体的历史学知识为根基，不能靠空虚的概念达到其目的。如果说史学评论有利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那是要经过争议、交锋、论辩才能实现，归根结底要倚赖正确理论的指导和坚持求真、求是的学术理念。这就是说，史学评论实际是一种手段、一种史学运行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处于附属地位，无法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主张建立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学科的议论，大都发布于十年前，但至今有这样的学科吗？事实如此，已经说明了问题。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史学评论归属于史学理论学科，这也不很适当，如张越的文章《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正确地指出“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都有密切的关系”。但究竟归于何处？作者认识到史学批评针对的问题和议论的层次都不合于史学理论，却说当史学批评的“认识程度逐步达到并形成具有一般性意义的认识特征的时候，总结与构建史学理论的条件也基本成熟，史学批评问题的本身随之上升到一个史学理论的局面便可因之而清晰可见了。因此，史學批评是史学理论的组成部分”。①很明显，这里的论据不是从史学批评已经积累的客观状况出发，而是立足于一个想象，问题是所有的史学批评是否都会上升到“史学理论的局面”呢？答案是否定的！到任何年代，总是会有很多史学批评是专门纠摘叙事的失真，行文词语的不精当，史料运用的不全面和被曲解，等等，完全没有也不必要上升到理论层次。所以，史学评论中总会包括大量不带理论素质的组成部分，硬将之归入史学理论范围，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史学评论既然不必要、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历史学科，也不归于史学理论的领域，那么它应当何所归属？据实思之，史学评论乃是史学史学科的内容之一，笔者在论述中国史学史的八项研究内容时，已曾将史学评论列于其中。②史学史研究以往的史家、史书、史学状况，离不开史学评论的手段。而当代的历史著述一旦面世，即可看作已经进入史学史的视野，其他史学现象发生之后，均如此例。因此，史学史学科肩负现实的史学评论，不过是将评论古代、近代史学现象的工作延伸至当代而已。即使一些史学评论已经进入纯理论的层次，如关于对历史循环论思想做总的评论，还是属于史学史范畴之内，因为史学史是对历来存在国的所有史家、史书、史学活动、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总结与评议，某种历史观如历史循环论，既然是一种既有的史学现象，就成为史学史研究和评议的对象，采取史学评论的方式对待之，乃分内之事。

在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之前，就有了史学评论，如唐代刘知几对多种史书的评论。但那时代尚没有真正的学科意识，而史学史学科一经产生，以往的史学评论便都成为史学史研究的素材。同理，当下各个历史学专业内的书评，即使缺少史学史的学术意识，也可以看作是为史学史做外围的、前期性资料积累工作，其中客观、精辟的史学评论，经审视验证后会在史学史学科中直接采纳。史学评论无论针对多大范围的对象，无论微观还是宏观，都不出史学史研讨的范围。课题宏观或研究深入的史学评论，对史学理论的进展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这其实是史学史研究对史学理论的推动，史学理论不能单单建立在史学批评的基础之上，而是要以整个史学史知识系统为根基，比如说有一种史学理论提出，历史学在社会上的“求用”可以与史实“求真”完全保持一致性，那就必须从史学史中找出足够分量“求用”而丝毫不影响“求真”的史学实例，同时没有哪怕一项的“求用”干扰“求真”之例，否则再雄辩的史学评论也无可补益。可见，史学评论只是作为史学史的一项内容而对史学理论起到有限度的推进作用，为了史学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不能不加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如上所述，历史学的各个专业内都会存在史学评论，而这些史学评论大多是给史学史将来的研究做出文献资料的准备。史学史视域下做出的史学评论，自当具有独得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同时就成为优点。

第一，以史学史的考察角度与研究方法进行史学评论，必当将评议对象放在史学发展的进程中予以定位，看其作出哪些创新，并且这种创新是否切合于历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评论的眼光是长时段的、广视野的。仅此一点，就可显示出从史学史理念出发的史学评论，远比无此理念的史学评论具备优越性和科学性。例如，民国时期面世的《新元史》（柯劭忞撰）、《清史稿》等史书，在史学界固然有人指摘其舛误，但也不乏肯定和称赞的议论，但极少从中国史学史角度予以定位和定性的分析。而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则结合当时社会上泛起的“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思潮，认为此二书以及其他类似史著，乃是封建主义旧史学的回潮，“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年里，这些封建旧史的大量问世，无疑是适应了当时鼓噪复辟的政治气候，成为封建复古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①这种论点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而其中以史学史角度做出具有清晰的定性和定位，不愧为深刻的史学评论。对于东汉朝廷主持纂修的纪传体《东观汉记》一书，评论颇多，大体是肯定其书保存了大量史料，为后来撰史者提供丰富的资料。笔者通过研究，从史学发展史上给予定位，指出“在中国官方史学的发展中，记史与修史大有区别，记史是当时记录下来，作为一种资料保存起来，修史要修成一个成品的历史著作，使之得以传世。《东观汉记》的编纂，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大事，是官方纂修本朝国史的首次尝试……正式形成官方与私家两种修史主体、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史学发展轨道的局面。而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备官方与私家这两条相互联系、互补互益又互相矛盾的双轨，是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国古代史学得以繁荣兴旺的重要原因”。②至于当下众多获得各种奖项的史著，当然都有了很好的评价，但如果放在史学史的发展之中考察，这些撰述真的都值得将来在中国史学史上记上一笔吗？由此可知：史学史视域的史学评论，具有多么高端的学术特点和优点。

以史学史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史学评论，不是从事本专业研究者的专利，任何历史学研究者都可以践行，但前提是必须掌握较为可靠和系统的史学史知识。

第二，非史学史性质的史学评论，可以仅从某个侧面着眼，也可以随机议论，不作总体性评议，例如，对于一部历史著述，单就其史料运用和记述是否失实而评论，而不顾及其思想倾向问题，这在史学评论的实践中是允许的和常见的。但出于史学史研究的史学评论，出发点就必当是试图进行全面的评价，要求深入、细致地考察评论的对象，否则难以在史学发展进程上予以定性和定位。可见史学史视域的史学评论，更具有全面考察和细致分析的品格。

这种全面评议的风格更表现于：不仅仅注意评论对象的思想和观点，还注意学界的不同意见;不仅仅关注相关问题的流行观点，还特别注意鲜为人知的见解，综合对比，细加审视，达到评论的深入和允当。王国维曾撰有《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他通过一系列的字音、字形的转变，认为上古时期的鬼方、昆夷、猃狁等部族，“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③这得到了很普遍的赞誉，但结论并不正确。著名先秦史专家王玉哲先生在1944年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就对此做出驳正，即次年发布的《鬼方考》。文章从上古鬼方等部族的地理分布、各部族文化水平的差距以及音韵学运用的规则等方面，指明王国维此项考证在研究思路、考释方法和结论上都是错误的，④王玉哲之文也因此获得了当时教育部的学术发明奖金。但是，学术界却大多对王玉哲的论断全然不知或视而不见，直至1983年著名学者林幹仍然声称“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可谓独步于近代史坛”。⑤由此可知：史学界进行的史学评论，其偏仄、讹误会达到何等程度，以史学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全面总结和审视史学评论，是一项迫切的学术任务。

在中国上古史领域，有以信古为出发点的阐发，更有从疑古取向出發的质疑。至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歧，则不胜枚举。史学史视域下的宏观史学评论，须尽力对不同观念、不同见解进行比较，以求真、求是的态度得出判断。即使不能得出结论，也必当展示异同，不能对各项问题的不同意见置若罔闻，单取一偏之见加以宣扬。在史学评论中一是要公正无私，二是要全面了解情况，这需要评论者端正心态和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非史学史性质的史学评论，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去顾及他人的意见，于是呈现各说各话的局面。而史学史视域的史学评论，具有学术史的总结性能，必当将其他已有的相关评论、特别是意见不同的评论一并纳入评论的范围。不尽如此，全面的总结性评论，自然会将审视的目光延伸到相关的问题，如唐代刘知几评论所谓孔子修订的《春秋》，就是连同前人对《春秋》的五大“虚美”予以批驳，①这里已经非自觉地进行了学术史意味的总结性评议。今天在历史学长足发展的条件下，更应当自觉地提倡史学史性质的史学评论。

从史学史角度对重要史学现象进行史学评论，包含着在史学范围内定位和定性的研讨目标，因而使史学评论的学术性质大为增强，较少其他因素的干扰，这是一个极大的优点，我们拟于下文再予以阐发。

史学评论的标准及价值尺度，无疑是开展健康史学评论的重要问题，没有健康的史学评论，就不能保证历史学健康地发展。在史学评论标准的探讨中，存在着意见分歧和多种说法。例如，郭超的文章罗列了“政治价值标准”“学术价值标准”“逻辑价值标准”“文学价值标准”“道德价值标准”“社会价值标准”，等等，②枝蔓横生，不无重叠。邓鸿光的文章认为：“史学评论标准包括学术价值标准与社会价值标准两个方面……在具体的史学评论中，只有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才可能获得对于史学的科学评价。”③我们注意到作者将学术标准置于首位，这已经很是难能可贵了。但作者对“社会价值标准”的解释则包含多方面内容，有鉴戒、教化、道德以及附属于政治性的民族精神、爱国思想等，归结一起，即为“史学成果的社会价值由其对于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所决定”。于是“社会价值标准”就出现了问题，从史学产生到今天，人们精神文化的“社会需求”从来没有相同过，而且处于分裂甚至对立的状态，不能排除有很多人对于史学的“社会需求”，是要选择性地说假话和歪曲历史，这就与学术价值标准格格不入了。作者既然认为“学术价值的科学性愈高，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就愈大”，那何苦还要拉入一个“社会价值标准”呢？

笔者以为：给史学评论多种标准的提法除了显得丰富多彩之外，学术意义不大，惟一应当恪守和强化的只有学术标准一项。但学术性标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审视史学评论对象的学术性质、学术价值，二是以学术性的眼光判定评论对象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在这两个层面上，评论人掌握的都是学术尺度，都是出自学术性标准。

无论是历史评论还是史学评论，都可以将政治问题、道德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升华为学术评议的对象，例如在历史评论中，对于秦始皇进行的“焚书坑儒”，在秦朝当然是属于政治的社会事件，但后人完全可以从历史学的学术角度予以评论，研讨秦朝这种行为的历史背景、政策由来，评析其政治形势是否真的需要如此极端的举措，其政治作用及影响究竟如何。而如果以政治的“社会需求”标准评论，其结论则是入主出奴、冲突反复，历代儒士多对秦始皇詈骂、斥责，相反的以“社会需求”眼光来看，却有时将之解说为统一思想、维护新政权的需要。显然，学术性标准才是历史评论的正途，即使需要统一思想以维护政权，也不必要采取“焚书坑儒”这样的极端举措，秦朝的迅速灭亡，证明了“焚书坑儒”不能起到维护政权的效果。从学术角度评论这个历史现象，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焚书坑儒”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暴政，伤害了秦朝的政治稳定。秦国由来已久的法家路线和重武力、轻文治的政治传统，构成一种残暴集权体制的背景，但我们也不必因“焚书坑儒”事件完全贬斥秦始皇个人的历史地位。这是将历史的政治问题，化作学术评论的实例。而一些史书、一些史学活动造成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同样可以予以学术性评论。例如，明季閹党主持编纂的《三朝要典》，是明代政治斗争的产物，编辑宗旨也是党同伐异、为阉党迫害东林党张目。其书修成后，尊崇者与抨击者势不两立，崇祯朝大臣倪元璐奏请将之禁毁，言“梃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书必当速毁……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惟有毁之而已”。④待到南明弘光时期，又有人企图重新颁布此书。至清朝，对此书予以否定，仍将之禁毁。所有这些毁誉，都是从政治价值、社会价值观念出发。今若从史学史角度的评论，则要指明这样的史籍党同伐异，大肆歪曲史实，完全践踏了传统史学的规范。引申考察，可以揭示明朝官方向来有着视修史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倾向，《明太祖》实录的改修、《明伦大典》的编纂等等，早开端倪，《三朝要典》不过是又一显例而已。该书显示了明代政治斗争的实迹与资料，从学术角度来看其书卑劣，但没有必要严加禁毁。总之，史学史的学术评价，完全可以包括政治倾向和政治作用强烈的对象，予以剖析和批判，要之将政治社会问题升华为学术反思，一切归于学术研讨之中。

这里需要明确的理念是：包括政治在内任何问题，都可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加以评议，而且任何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最终也都将归结于学术研讨的对象。学术评论，将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终审判决机制，因此没有必要在史学评论的标准中加入搅局的其他标准，史学既然是一门学术、一门学问，其价值观就在于学术性。

史学评论为史学史学科的内容之一，将之延伸至当代，这是一项艰巨的重任，面临很大的困难。难点之一是历史学涵盖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因而形成许多分支专业，各个专业的知识结构很不相同，有的还必须具备特殊的知识与研究技能，如上古史研究应当具有甲骨文、金文的解读根底，对古文字、古音韵也应当多所认知;探讨清入关前历史，最好能够释读满文资料;研究历史地理、历史纪年，需要掌握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等等。史学史研究多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学术队伍不很壮大，其中尚缺乏具有各种专业技能的学者。难点之二，与史学史学科未受重视相关联，其他各个专业的学者多缺乏治学举动中的史学史意识，撰写论著不以史学史上定位分析的眼光自律，即不思索自己著述究竟在史学发展史上有何位置。评论同行著述，也缺乏史学史的评析视点。难点之三是史学评论的理论尚未完善，评价标准、评价宗旨等方面还主张纷繁，莫衷一是，评价标准的多而乱是最大的问题，特别是认可历史著述追求“致用”的观念，颇具危害，粉饰捧场、守旧拒新、随风阿世、以偏概全的种种史论书评，都可以将政治“正确”、注重“社会效果”、适应某种需求用作掩饰。过多低劣的史书评论败坏史学界的名声，使正当的史学评论更加举步维艰。难点之四，是客观如实的史学评论涉及现实的人际关系，在学术风气不够纯正的局面下，褒扬性的史学评论往往被疑为有意示好，批驳性史学评论更有时被横生猜测，而不认真查看评论在学术上是否有理有据。这种心态，也是学术标准未获得尊重的体现。

以上难点，是整个史学界开展健康史学评论的障碍，应当勉力克服，提高史学史专业队伍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健康的史学评论是历史学发展进步的动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多年以前学术界对此讨论，许多学者就表达了“期待着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也就期待着史学批评的进一步活跃”①的愿望，但这种期待至今并未实现。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整个史学界未能加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和没有强化史学史的学术意识。梁启超说，“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②任何学科都应当重视本身的学术发展史，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史就是史学史，而以“治史”为特征的史学界，居然不及哲学界、文学界重视本身的历史，实在是极为吊诡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势下，史学史学科要肩负史学评论的重任，就需要有加倍的责任感和学术勇气。

致力于史学界学风的端正，史学史学科责无旁贷。史学评论本是史学史学科的分内之事，揭发那些抄纂者的抄纂来源，指出拼凑、炒作之书在史学发展进程中没什么价值，对任何史著予以严正的学术审视，切不可顾忌太多，而应无私无畏，承当这一学术使命。在当前，也有一些个人和集体单位，为了某些非学术性的意图，对以往的某些史家大肆吹捧，全然不具学术理性，颠倒是非，惑乱视听，干扰整个学术气氛，甚至有从认识错误滑向政治错误的倾向。遇到这种状况，更需要从史学史的总体角度予以严肃批判，重视本学科的神圣职责。

欲使史學史学科得到重视和加强建设，使整个史学界都具备史学史的学术意识，客观公正的史学评论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大力度的史学评论触及重要的史学现象，自然会引起关注和戒惕。史学史专业内如果有15至20位具相当功力的学者投身于史学评论，以严格的学术眼光审视史学界的重要问题，局面就会大为改观。任何守旧理念、任何不正学风、任何以讹传讹的说法，其实都经不住学术浪涛的冲击。从长久的前景来看，史学史迟早要将现代的史学状况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历史地审视各个史家、史著、史学制度、史学活动的内容、价值与影响。批判喧嚣一时的浮躁，推重具备学术价值的成果，这是成熟的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必然要作、不得不作的评判。在终极目标上，历史学对历史活动的审视将是客观公正的，史学史对史学活动的审视也将是客观公正的，这正是史学史学科在历史学内的可敬可畏之处，也是史学史学术体系的价值取向之一。

【作者简介】乔治忠，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On Historiography Commen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the issue of “historiography commentary” or known as “historiography criticism” has been discussed for many years. The two involved words have the same meaning but are different in choic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historiography commentary” is the best with a brief analysis.What does historiography commentary belong to in the discipline？ There are two popular opinions in academic circles， One is that it is a discipline， the second is it belongs to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neither is proper. Historiography commentary is one of the contents of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t is the extension of comment on historiography phenomenon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commen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should put the object of comment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ography development for qualitative and positioning analysis. It has long-term， broad vision， and with in-depth academic. There is only one academic standard about the value standard of historiography commentary. Other factors should be deepened into academic evaluation. historiography commen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needs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undertake its academic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istory.

Key Words：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Commentary， Academic Value Standard，

th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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