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户齐民制与传统中国的国家能力

关键词：编户齐名  国家能力  郡县制

传统中国国家能力之强弱，是影响中华文明存续的重要因素。凡言历史上的强盛期，常以秦汉相举。倘若从制度层面探索其国家能力，编户齐民制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施行郡县制的地区，无论是赋税征收，还是兵员征发，均是以编户齐民制为前提。国家能否掌握相当数量的编户齐民，将影响国家力量的强弱，因而国家施政以维系小农的再生产为基本目标。中唐以后，历代虽有诸多制度改创，但制度精神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国家-编户齐民”关系是传统中国国家构造中最基本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的回溯，或将对中国制度的历史性理解有所裨益。

周秦之变中编户齐民制的出现

公元770年，经历过申侯与犬戎联合攻击的镐京已然残破，西周王系中最后一任的周幽王死后，新继位的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西），并将岐西之地赏赐给护送他东徙洛邑有功的秦襄公。[1]这次迁都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是周王室所辖之地仅余洛邑一带，其政权维系依赖晋、郑等诸侯国的支持，史书中屡见周王向诸侯求取丧葬费、求车、求金、告饥的记载，周王室的衰微之势已不可避免。[2]中央权威的缺席，使得地方诸侯势力彼此角力，以填补华夏世界的最高权力真空，由此开启了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争霸与兼并斗争。

周王室东迁的另一个后果是，秦人继承了关中地区原属周人的根据地，并正式立国，与诸侯通使。[3]秦人以西周故地重拾周人控扼西北、征讨东南的发展战略，最后重演西周灭商的历史剧目，重建一统。更为重要的是，在关陇这同一片土地上，居然先后形成了周礼与秦制这两种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制度典范。推究其因，除了周王室东迁使得礼乐中心转移这一缘故之外，还存在一个国家能力再造的问题。

继承了西周故土的秦国，自然也继承了西周的危机。可以说，自诞生之日起，秦便处于危机之中，昔日的礼乐中心已经成为华夏世界的西陲，其存亡不再受到诸侯的关注，秦国度过危机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增强自己的国家能力。如果对比周礼与秦制，便会发现二者在精神气质上是截然相反的。与郁郁乎文哉的周礼相比，秦制更重国家富强的实效，这正是危机意识的表现。不过，秦制的诞生并非是秦地自我演生的结果，它仍然是中华文明整体历史运动的结果。

严格意义上秦代制度的形成要待商鞅变法以后，实际上商鞅变法也是对三晋地区（韩、赵、魏）变法的总结，[4]而三晋的变法只是春秋以来改革浪潮的一部分。从周王室东迁以后的公元前八世纪开始，争霸战争使得诸侯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恶化，大国通过改革谋求霸主的地位，小国则以改革来求取自保。早期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上，即以“尊贤”的方式倡导贤能政治。[5]《管子·霸言》即明言：“夫争天下，必先争人。”管仲自己的经历正说明了这一点，他以前是齐桓公的政敌，齐桓公即位后，不计前嫌地重用管仲推行改革，这一改革成就了齐国的首霸地位。[6]春秋时代的灭国战争与各国内部剧烈的政治斗争，许多有才能的大夫、士被迫流亡，人才流动出现了国际化的倾向。原处于华夏边缘地区的诸侯国便在外来人才的帮助下推行改革，如春秋晚期吴国勃兴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吴王阖闾重用了来自楚国的伍子胥与来自齐国的孙武。[7]地处西北的秦国在秦穆公时代迎来了第一次崛起，加入争霸的行列，其中緣由即在于重用外来人才，这其中有沦为楚国奴隶的百里奚，以及生活在戎人之中的晋人后裔由余。正是在由余的谋划下，秦并国十二，遂霸西戎。[8]

然而“尊贤”只是对统治阶级能力的改造，国家强弱还取决于其所能动员的物质与人力数量。在提升这一指标上，由国家直接控制赋税与人口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公元前645年，秦穆公击败晋国，晋惠公成为俘虏。国难当头之时，晋国推行“作爰田”与“作州兵”两项政策，即承认国人所开垦的私田以及新变动的田地疆界，要求在州（国、野之间）开垦土地的民众承担军赋，以此增加财政赋役与甲兵。[9]公元前594年，鲁国施行按亩征税的制度，即史籍所载的“初税亩”。[10]到了春秋晚期，华夏诸国皆已按亩征税，这既是对私田的承认，也确立了国家对土地的直接控制权。此后战国群雄的变法，即沿着增强国家对人口、土地、财产的直接控制权的方向推行改革。

公元前445年，魏国由李悝变法。[11]40多年后，楚国由吴起变法。[12]再过40年，齐国邹忌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秦国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虽然成就最大、影响后世最深，但却也是这一系列变法中的一个环节。商鞅本卫国人，曾于魏相公孙痤门下任事，入秦之时，携带着李悝的《法经》，可见商鞅变法之于魏国李悝变法的继承性。[13]就秦国国内政治传统而言，商鞅入秦之前20多年，秦献公已经翻开了秦国变法的第一页，改变人殉旧俗、迁都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区）、按“什伍之制”将民众编入国家户籍、在边地设置由国君直辖的县。[14]秦献公之所以能推行这些新政策，与他曾寄居魏国的经历有关。可以说，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基于春秋以来数百年改革成果的积累，也与他所处的秦国政治气候密切相关。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共进行了两次变法，一次是公元前356年，一次是在公元前350年。这两次变法都主要是针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培育出由国家直接掌控的、成为国家赋税来源与军事兵源的编户齐民。按照《史记》卷68《商君列传》的记载，第一次变法的内容如下：

一是将民众编为什伍，一家犯罪，四家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将民众的基层组织按照政府的要求给予重新编制，将民众置于监管之下。

二是对家庭的拆分，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话，将加倍征收赋税。在按户口征收赋税的体制下，拆分家庭能够增加家庭数量，也就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

三是奖励军功，按照军功受爵。即使是宗室，没有军功也不能为属籍。严明尊卑爵秩等级，按照爵秩对田宅、衣服有差异性规定，富贵者无功也不能僭越。对于私斗者给予惩罚。这既保证了社会上下层得以有秩序地流动，同时也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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