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之基本问题·导言

[摘要]在中西哲学史上，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等中外哲人洞见了三种“无”：“纯无”（命名无、非存在）、“否定性的无”（有的无）和“主体不性的无”。三种“无”各有其用：“纯无”的作用在于和“纯有”一起作为一切知识的开端；“否定性的无”的作用在于保证有的功用得以可能；“主体不性的无”的作用在于告诫人们顺其自然，不要过分干预。与三种“无”相关的是虚假和错误的不可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常人对“无”的错误理解，以及对“无”的认识和把握波及文明的影响力，并指出由于对“无”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试图让中西哲学在源头上进行对话，真正探讨二者的同异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从而由传统启迪新思。

[关键词]“纯无”；“否定性的无”；“主体不性的无”；中西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0-0005-04

一、中国人的思想现状及有可能的出路

近代以来，为了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国人经历了100多年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洋务运动、翻译西学著作、废科举、设新学堂等一系列重大的学习西方的举措轰轰烈烈地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展开。这些举措使民主、科学、自由、共和等思想在国人心中逐渐建立、普及。更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上大力提倡科学、民主思想，从而使西方的民主、自由、共和等思想进一步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时至今日，这一学习过程依然方兴未艾。由此可知，国人在思想上深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西方思想已经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一。但是，自近代以来100多年的学习过程却充满功利性，即为了改变国家现状，针对具体问题而直接移植一些所谓有用的方法和文化，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现状导致我们并没有从源流上系统梳理、理解西学，因此，我们学习的西学是“夹生”的、应时的、无根基的。

中国人另一个传统毫无疑问是我们固有的古代文化，即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国学。尽管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具有极高的价值和许多合理正确的理念及方法，不过在几千年的传承中，文化的主体是以适应帝制的儒家思想为主，在精神艺术领域辅以佛家和道家的文化。文化传承的这种特点，助长了其中的宗法性、专制性和保守性的因素。同时，文化本身也具有功利性，即充满了“怎么做”的讨论，而缺乏追问“为什么”的精神，由此使得先秦先贤所创造的文化精神遗失。这种文化缺乏抽象的哲学思辨，缺乏反本溯源、探求终极道理、寻求根本原因的精神，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缺乏对自然物的研究、探究，这与专制制度是相得益彰的。由于我们一直沿着汉代董仲舒提出的路子前进，更经程朱理学进一步的推波助澜，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先贤建立的“无”、“有”、“太一”、“同一性”、“矛盾律”、“是非”等形而上学概念的关注，丧失了对语言、知识有限性的理解，从而也丧失了一个独立的民族所应有的哲学灵魂。尤其是近百年来，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我们认识到了自己文化的缺点，对原本的传统文化直接采取了丢弃的态度。所以，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反思没有回归到先秦去，没有发生类似西方启蒙运动的“文艺复兴”，我们继承的传统文化是未经“洗礼”的。

当代中国的文化，有两个传统，然而这两个传统都是“夹生”的。经过百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积贫积弱的现象有所改变。我们现在还不是富裕之国，但国力已大大增强，迎来了伟大的复兴时代。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也面临着走向何处的抉择。全盘西化不可取，也不可能，因为我们血液中就流淌着固有的文化传统。近年兴起的国学热也大有可商议之处，因为这个文化思潮有抱残守缺、孤芳自赏的倾向，从而有抵制西方文化之势，对于已经深受西学熏陶的国人而言，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于我们无法回避两个传统共存的现状，因此，正确的道路恰恰是对两种文化传统进行寻根，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我们都要反思到根上去，直接追溯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和中国文化的源头，进行我们的“文艺复兴”，并且让两种文化进行深入对话、交流和融合，以形成特有的新文化，从而完成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总之，我们的时代是加紧推进中西方从源头上对话、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克服各自缺点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加强民族自身创造性、创新性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温故而知新”，重新返回到对影响和开启、奠定我们人类认识世界、思维方法的起点的过去，探索、拷问、重新思索那些关键的东西。“无”便是这些关键的东西之一。对“无”问题进行解析和梳理，能让中西哲学在源头上进行对话，真正探讨二者的同异及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从而使传统进入新的光亮中，发出启迪我们现在之思的新芽。

二、重提“无”的必要性

关于“无”，谁人不晓，谁人不知？一说到“无”，我们的脑海里立刻就映出的是虚无、没有。这里有这个东西，这里无这个东西；这棵树有，这棵树无；这里有座房子，这里无房子。这个好像昭然若揭、人人明白的“无”我们果真知道它吗？这个曾使中国的老子、庄子，西方的柏拉图等中西最具智慧的哲人们困惑不已的“无”真的明白无误、昭然若揭吗？今天的人对“无”更理解吗？倘若我们对其无所理解、无所推进，我们感到困惑和不安了吗？显然没有。

从轴心时代以来，在康德的隐约启迪下，一直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我们再一次感到了“无”的威力，感到了“无”的巨大作用。晚近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又一次注意到了它，提出了“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的追问，寻找着“无”与“在”的关系。我们中国在老子、庄子之后再也没有人追问“无”了，我们不仅不再追问，而且还常常嘴边不离老子的句子，“无为而无不为”，“圣人处无为之事”等，作为我们不努力工作的挡箭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唏嘘不已。当然康德说，哲学的工作就是研究、追问自明的东西，所以说研究“无”、探索“无”当是哲学工作之一。由于“无”的根本性和对人类思维的重要性，对它的探索更是哲学上奠基性、重大性的工作。

庄子在《天下》篇中认为，老子的重大贡献在于“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根据这种理解，老子重大贡献的1/3便是构建了“无”。这个“无”也使庄子困惑不已，他在《知北游》中认为，即使是“光耀”（意味着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人），也只能有“无”，而不能无“无”。作为老庄的后人，我们对先贤建立和探讨的“无”所取得的“认识”，真的理解了吗？更令人头痛的是虚假和错误为什么无处不在？为什么不能通过学习而将其驱逐出去？为什么“无”与虚假和错误要与我们结伴偕行？如果能将其驱逐出去，我们不就能“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了吗？我们不就能不犯错误而大踏步前行，不顾及伟大孔子的教诲要“无过不及”而中庸，从而个人无错、诸事皆对、国家安泰、天下无争而太平了吗？一般人认为通过努力学习等可以去掉虚假和错误，然而庄子在《秋水》中却说：“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因此，“无”及虚假和错误并不是昭然若揭、明白无误，恰恰是晦暗不明、深深隐藏的。所以，“无”的问题不仅尚未了结，没有充分的研究和思考，更为严重的是，不论中国人标榜对于“无”是多么的了解和熟悉，实际上都一直在歪曲由老庄所建构的这个概念。所以，对它们重新梳理和探讨正是具有重大的、启迪人类之思的工作。 海德格尔说：“因为哲学总是询问在者的根据，询问在者的问题一经开端，询问非在者，即询问无的问题也就随之而现，这种对无的询问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伴随现象，它就其广度、深度与原始性而言，比询问在者的问题毫不逊色。对无进行发问的方式正是组成对在者发问的标尺和标志。”①

三、讨论“无”的悖谬性、开端性

讨论“无”是一个十分悖谬的事，前文已提到，人们只能有“无”而不能无“无”。柏拉图在《智者篇》中说：“人不能合法地发出无这个词的声音，也不能言说和思考它。”②庄子在《知北游》中假借光耀说：“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可得。”从而叹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当我们试图去言说“无”、思考“无”时，此时的“无”已经是“有”了，这多么的悖谬，多么的让人惊异！

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便明确提出，“有”与“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黑格尔说：“纯有和纯无是同一的。”③这是说，“纯无”与“纯有”一样，是纯粹命名的，是没有规定性的，两者是同一的。黑格尔强调说，这个纯粹的、命名的、无规定的“无”和“有”是人类思维的开端。④当我们思考、讨论、言说、交流任何问题、事物的时候，我们首要的是需要这个“无”和“有”的概念，所以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在这里，老子首先将“道”与“名”并列，突出强调了“名”的重要性。这与后世的中国人认为老子不要“名”的观念多么格格不入，也反映了后世的中国人对老子思想的误读。在“道”、“名”之后，老子并不是接着讲“道”和“名”，而是首先建立、命名了“无”和“有”，并明确指出了“无”与“有”是“天地之始”和“万物之母”，即要讨论和言说天地、万物必须有“无”和“有”的概念。并进一步指出了这个命名的“无”和“有”是“同出而异名”的，即它们是同一的。不但它们是同一的，老子更进一步说它们“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命名的“无”和“有”都是让人惊异的、玄奥的，并且它们是一切现象另一个玄妙的众妙，即世界万象这个让人惊异的东西的“门”，也即开端。⑤这里我们看到了不同的让人觉得玄妙的东西，一个是老子认为的“无”，一个是亚里士多德的世间万物万象。“无”不能去说、思考，这是和一般思维相背的，当然令人惊异，故而老子用“玄”字，即常人意味的不能思考与常理悖谬的东西；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何以有万象万物也是令人惊异的，这涉及“为什么”和证明的问题。对于世间万象，老子则用“妙”来赞美，因为我们一般认为一件善巧事物为“妙”。可见老子把不可思议叫“玄”，而把纷繁的事物叫“妙”。“纯无”和“纯有”是玄奥的，而且是众多纷繁其妙的事物之“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起源于惊异。可见老子探索的这个“无”就是纯哲学的东西。老子是我们中国哲学的首创者和开拓者。通过老子和亚里士多德对两种惊异的不同的重视已经开启和规定了中西思考的不同角度。

四、讨论“无”的重要性

对于“无”的认识和把握的态度、视角和取向将对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希腊哲学的开拓者之一，巴门尼德宣称：“是以外便无非是，存在之为存在者必一，这就不会有不存在者存在。” ⑥巴门尼德认为有三条路：不在之路、在之路、表象之路。第一条道路是不可能的，但必须和第二条道路即在之路合在一起来思考；第二条道路是可能的；第三条道路即表象之路则是柏拉图、康德等西方大哲所追寻的表象之路。

我们看到，在巴门尼德之后，西方哲学对“无”的认识自柏拉图肇始是以追问虚假和错误开始的。柏拉图认为，依照巴门尼德的“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的命题，是根本找不出虚假与错误的。虚假一定是与无相关的。他进一步探讨，用存在不存在、认识不认识及替换而非混淆均找不见虚假。⑦这当然令人十分震惊。

康德深入研究了物何以被人所认识，提出了先验逻辑这个对我们人类至伟的贡献。康德指出，人类的知识由两大主体组成：一个是感性，一个是知性。通过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通过知性，对象被我们思维。只有感性和知性互相结合，才能产生知识。他还将人类的知识分为分析的判断和综合的判断两大类，⑧厘清了以前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知识的至高原理矛盾律仅是保证分析判断的，而综合判断的至上原则是每个对象都服从在可能经验中直观杂多的综合统一的必要条件。⑨对这两种判断的划分也是康德伟大而不朽的贡献。由于康德的至伟工作，从而保证了现代科学的大厦，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科学的发展。

同时，在柏拉图之后，康德对虚假和错误进行了追踪。康德指出：“真理也好，谬误也好，诱导出谬误的幻相也好，都只是在判断中，即只有在对象与我们知性的关系中才能发现。在一个与知性的规律彻底符合的知识中是没有错误的。在一个感官表象中也没有错误（因为它根本不包含判断）。但没有任何自然力会自发地从它自己的规律偏离开。所以不仅知性独自（没有其他原因的影响）不会犯错误，感官独自也不会犯错误；因此，知性不会犯错误是由于，当它只按自己的规律行事时，其结果（即判断）必然会与该规律一致。但与知性的规律处于一致中的是一切真理的形式的东西：在感官中根本没有判断，既无真判断也无假判断。既然我们除了这两种知识来源之外没有别的来源，所以结论是：错误只是由于感性对知性的不被察觉的影响而导致的，它使判断的主观根据和客观根据发生了混合，并使它们从自己的使命那里偏离开来。”⑩这说明作出判断的主体自身也找不出错误。康德认为：“真理的外在特征或外在试金石，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同他人判断的调和，因为主观的东西不是以同样方式寓于其他一切人那里的，于是假象也能由此得以解释。所以，他人判断与我们判断的不相容，是被当作错误的外在特征，或检查我们判断方法的暗示来看的。”这里主要是说，主观的东西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即具有主观的多样性，也即感性的多样性。这与康德以惊人的才智对人类做出的一个伟大贡献有关。康德确凿无误地论证了时间和空间一个是我们的内感官，一个是我们的外感官，而一切现象都是依靠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纯直观为我们所感觉的，也即我们每个人的感性不完全一样，故而做出的判断、得出的知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康德指出了避免错误的普遍原则和条件：其一，自己思维；其二，为别人设身处地的思维；其三，随时与自己本身相一致的思维。可见，我们要避免虚假和错误，必须与他人沟通和对话。所以康德的这些工作深刻地揭示和指明了人类进行对话的重要作用，也指明了我们要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意见的铁律。

我们的先贤没有讨论与“纯无”和“有的无”（否定的无）相关的虚假问题，但庄子却深入讨论了错误（是非之非）的问题，提出了重大的命题：“是不是，然不然。”即我们自身找不到错误和非是的东西。故而庄子批评了儒墨之是非，详细论证了“辩无胜”，提出了让人震惊的“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的命题，从而证明了人类不能“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在这一点上，康德和庄子是多么的相似。

巴门尼德所谓的存在相对于中国哲学的开拓者老子、庄子所谓的“有”，“不存在”相当于“无”。巴门尼德和老庄都明确认识到了“有”与“无”。但西方哲学的开拓者巴门尼德却告诫人们要走“在”（有）之路，对于“不在”（无），他认为“既不能认清（不在），因为它无法被摆出来，（一摆出来，就是一种在、有了）”。所以他认为“不在”之路是“不应当考虑的一条小路”。说明他明确洞见到了“不在”、“无”的“玄”性和言说，思考“不在”、“无”的悖谬性。所以西方哲学一直谨遵他的告诫和教诲，走“在”之路。而中国哲学在这一点上却与西方哲学相反，遵循老子、庄子对“无”的重视态度，走向偏重“无”的一途。如魏晋人谈“玄”（无），中国人对“无为”概念的过分重视，以及我们作为老庄的后人从一开始便误读了老庄的“无”，将“纯无”和“有的无”混为一谈。更可悲的是在王弼的引导下，将老子命名的“无”解读为虚空，不认识老子构建的、抽象的“无”，从而使得中国哲学在开端处就闭合了，真正走向一条小路。

五、中西哲学对“无”获得的认识和把握

通过对中西哲人关于“无”的论述的梳理，我们发现，老子认识到了“纯无”和“有的无”，并提出了“纯无”（命名的无）和“纯有”（命名的有）是相同的重大命题，强调命名的“无”和“有”是天地万物的众妙之门，并阐发了命名的“无”和“有”的无的重大作用。庄子上承老子对“纯无”（命名的无）和“有的无”（否定性的无）的论述，具体而细微地讨论了人类理解事物的“纯无”、“纯有”、“无”和“是非”四个理解存在的维度，深刻分析了与主体相关的“不”性的无及作用，尤其是对“是非”问题中的“非”作了详细的厘定。他还提出了“知止其所不知”的论断，并认为主体自身对自己所作出的是非判断是无法确定其真假的，故而提出了“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的重大命题。

巴门尼德认识到了“纯无”（非存在），但重点关注的是存在。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三条道路：在之路、不在之路、表象之路。柏拉图通过对虚假的拷问认识到了巴门尼德所提出的“非存在”，但发现按照巴门尼德的方法找不见虚假，从而建立了与伟大的巴门尼德不一致的命题：“不存在”的“在”某些时候存在。事实上这是黑格尔以后发现的实有中“否定的即肯定的”命题。柏拉图还深入讨论了人的虚假观点（错误）何以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从存在不存在、认识不认识以及误认和混淆三者均找不见错误的观点。

康德虽也认为“无”是在可能性之上的概念，但认为“无”是一个派生的概念。他以惊人的才智详细讨论了与主体性“不”相关的“无”，也就是错误何以找不见的问题，并提出了避免错误的基本原则，从而揭示了重视对话的重要意义，为人类指明了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意见的铁律。黑格尔深刻揭示了与三种“有”相关的“无”，并提出了“纯有与纯无是同一的”、“否定的即肯定的”重大命题，再次申述了“无”的重大作用，提出了否定恰恰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黑格尔清晰地讨论了与三种“有”即“纯有”、“实有”、“自在只有”对立的三种“无”，也就是“纯无”、“否定性的无”和“主体不性的无”，并高度强调了“无”的重要性。在对“纯无”和“否定性的无”的讨论上，更接近于老子和庄子，但是黑格尔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扩展和阐发，使人更易于理解和把握。

总之，在人类历史上这些伟大的人物洞见到了三种“无”：“纯无”（命名无、非存在），“有的无”（否定性的无），“主体不性的无”。并揭示了三种“无”的作用：“纯无”的作用在于和纯有一起作为一切知识的开端；“否定性的的无”的作用在保证有的功用得以可能；“主体不性的无”的作用在于告诫人们顺其自然，不要过分干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厘清了与三种“无”相关的虚假和错误均找不见的问题，与“纯无”相关的虚假由于“纯无”和“纯有”是同一的而找不见，与“否定性的无”相关的虚假由于“否定的即是肯定的”也找不见，与“主体不性的无”相关的错误（是非之非）由于是每个人的判断也找不见。我们也分析了常人对“无”的理解的错误，以及对“无”的认识和把握对文明的巨大影响力，并指出由于对“无”的理解的不同而导致的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这些观点，可以用一个简表予以直观表示：

我们的这些工作将从源头上梳理、厘清先贤认识到的东西，并揭示后人因理解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整体上的不同，由此认清我们的长处和不足。在此基础上，中西哲学不应该互相攻击，而应互相学习、互相对话、取长补短，从对话中产生新的光亮，照耀我们前行之路。同时，这些工作更加彰显了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彰显了“不知”精神的伟大。我们在行为中要牢记孔子的教诲，坚持“无过不及”的“中庸”；还要牢记康德关于避免错误的普遍原则的训示，牢牢守住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意见的铁律。

[注 释]

①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页。

②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③④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页、第70～96页。

⑤⑥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第15页。

⑦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5～726页。

⑧⑨⑩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第151页、第258～259页。

{11}康德著、许景行译：《逻辑学讲义》，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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