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与马克思经济学：一个历史的考察

摘要：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条辨证法通达现实的道路，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联姻是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回避马克思所得出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结论，将辩证法只作为文化批判的重要武器，远离政治经济实践，使辨证法得到抽象的和片面的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应弘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推进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新的融合。

关键词：黑格尔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文化批判；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2-022-06

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整个思想的汇合点。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2年）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873～1895年），都始终贯彻了辩证法这一研究主题。在列宁、毛泽东时期，辩证法被创造性地运用于革命实践和经济建设中，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将辩证法视为文化批判的武器，使辩证法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是，在马克思以后的辩证法研究中，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日渐疏远，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结论，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以至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用意识形态批判代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探索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是怎样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并被创造性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探讨唯物辩证法之于指导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就成了坚持唯物史观、构建中国经济学、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法的开创性研究

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其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我国哲学家贺麟认为，“这篇论文在用辩证法观点来研究古代自然哲学上是有很大贡献的”，同时也，“有力地批驳了现代外国一些哲学家所说的‘只有恩格斯才有自然辩证法，而马克思是没有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最早关于辩证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并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首先开始从实证的和经验的角度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而批判的方法是模仿黑格尔的“以概念为中介而实现矛盾的不断展开”的辩证方法，从而创造性地规定了以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指向。

自1843年后，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构建了“异化劳动”理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指出黑格尔《现象学》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形式、“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矛头直指思辨哲学，并肯定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理论贡献。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鲍威尔、斯蒂纳、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进行了清算，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辨结构的秘密在于“用诡辩的巧妙手法把哲学家借助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个对象过渡到另一个对象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是臆想出来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所完成的过程”。而青年黑格尔派则高喊着震天的词句、同意识的幻想作斗争，从没有提出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以及他们的批判与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l卷出版之前，尝试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去”的还有两人——蒲鲁东和拉萨尔。蒲鲁东将政治经济学抽象为一系列“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范畴，抽去经济范畴赖以成立的基础（经济关系和现实内容），机械地划分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以“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仅仅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拙劣的辩证法作了批判：“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辩证法被“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在1858年2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提到拉萨尔准备“用黑格尔的方式来阐释政治经济学”，接着马克思评价道：“他会遗憾地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马克思看来，把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不是仅仅将范畴武断地排列起来形成想象的过渡环节，而是首先“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然后才能用辩证的结构表述出来。蒲鲁东和拉萨尔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作深入的历史研究，仅仅是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政治经济学中作了机械的模仿。殊不知，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精神哲学和自然哲学是以宏伟的、透彻的历史感为基础的，这正是马克思最为欣赏黑格尔的地方。辩证法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但是辩证法本身并不能代替历史，只有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辩证法。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完成双重的任务：一是贯彻唯物史观，“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方法是“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二是运用辨证方法作为“材料加工的方法”，并采用“辩证的阐述方法”。完成这个任务历经了15年的时间，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时，马克思的评价是：“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

在《资本论》第1卷（1867年）中，马克思实现了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创举（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虽然“唯物辩证法”的抽象形式还没有形成。对比黑格尔的《小逻辑》与《资本论》第1卷，可以发现二者在结构上的相似性：第一，黑格尔从存在、本质到概念的认识路径与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一致的。黑格尔认为，“存在是潜在的概念”，“本质是设定起来概念”，而“概念”才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马克思从商品、货币到资本，每一个环节都在前面的环节中加入新的“规定”（规定即否定），每一个环节都更接近现象层面：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是向资本转化的起点，由于其内在矛盾，商品过渡到自己的对立面——货币，而货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扬弃自己成为资本，资本的运动则进一步表现为价格、利润、地租、工资等变量构成的宏观经济整体，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具体形式。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在于，一个最终指向理念世界，一个指向真实世界。第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使用价值-价值、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每一对矛盾都是内在的，都在前面的矛盾中不断展开，而它自己又构成后续矛盾的基础，由此形成一个“总体”，只有理解了这个总体，才能解理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和范畴。这种分析显然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也毫不讳言自己卖弄黑格尔的风格。第三，二者都体现着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即事物具有“自己运动”的内在力量，并且这种运动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遵循着既定的规则。正是依据辩证法的这种“逻各斯”（Logos）精神（理性精神）和“努斯”（Nous）精神（能动性），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

从马克思的通信以及在《资本论》中关于方法的表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持的基本观点：（1）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神秘化的方法”、“具有神秘的形式”；（2）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存在“合理的东西”，黑格尔表述了，“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3）在政治经济学中，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作为“分析方法”、“材料加工的方法”和“阐述方法”为马克思所用；（4）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本质区别，马克思说：“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我的方法的特点”是“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这四条建构了“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应当遵守的主要原则。有必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在阿尔都塞（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那里被解读为对辩证法基本结构的改造，而非丢弃思辨哲学并将辩证法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种看法与马克思本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在文献中，马克思多次坦率地承认他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一直声称有重新改写辩证法的愿望。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马克思也并没有放弃写辩证法的愿望。1868年5月9日致狄慈根的信中，马克思写道：“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主要对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作了大量的探索。在1858年7月14日、1865年3月29日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如细胞的发现、物理学中力的转化、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丰富和证实了辩证法思想，“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高兴”。1873年前后恩格斯开始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1873年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提出了一个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大纲：“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起，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加工这些东西总还需要很多时间。”1874年9月21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再次提到：“我正埋头研究关于本质的理论。……重新投入辩证法的研究。”在写完《反杜林论》之后，恩格斯于1988年又制定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计划，这个研究计划试图说明形而上学的观点由于自然科学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并阐释辩证法的思想发展和主要规律，说明各门科学的联系及其辩证内容。这个计划后来扩展成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试图完成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辩证法，恩格斯则尝试将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纳入辩证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数学手稿》中也提出用辩证法来理解微积分的基本思想。

二、列宁和毛泽东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发展和应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盛行经济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对辩证法的研究被忽视，而列宁却重视对辩证法的研究。他将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称之为“革命的代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基石”等。他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谈谈辩证法问题》以及一系列分析俄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著作中，我国哲学家贺麟认为，列宁“摘要的内容和方法以及他所加的评语，是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何批判吸收黑格尔哲学的最高尺度。”列宁对辩证法研究主要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示的方向，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想；二是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批判精神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具体的理论和实践中，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批判，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将无产阶级运动推进到最高峰，提供了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列宁一生对辩证法的重视最突出地反映在他晚年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提出的唯物主义的战斗任务以及政治遗嘱中对布哈林的批评性建议中。在前一篇重要文献中，列宁指出：“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在后一篇文献中，列宁说道：“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列宁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思想。写于1916年的《帝国主义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指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和革命的任务，为十月革命指明了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先导。苏联哲学家马·莫·罗森塔尔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续篇，而《哲学笔记》则是“列宁对帝国主义及与其密切联系的从资本主义通过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进行研究的‘哲学导言’，……这部著作以‘纯粹的’、抽象的形式呈现了列宁在写作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时所出色地加以运用的方法。这两部著作写于同一时期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两者之间特别紧密的联系。”

在中国，毛泽东最重要的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创立了基于实践的辩证认识论，提出了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观点（如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军事斗争、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之中，形成了军事辩证法、经济辩证法的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十大关系”、“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等著名论断。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极其重视经济学中的辩证法研究。1937年毛泽东为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课，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提出了如何理解“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奠定了毛泽东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全党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读完《结束语》对教科书作总体评价时，毛泽东说，“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重视程度，他对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的评价尺度正是依据辩证法而给出的。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辩证法观点较深地影响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正是基于毛泽东“矛盾观”，他们提出了“多元决定”的哲学思想。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研究：文化批判和哲学探讨

辩证法是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也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核心和焦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研究，观点各异、内容庞杂、理论艰深、影响深远。归纳起来，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从政治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败的产物，他们大都对斯大林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感到厌烦，表现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失望情绪。二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身处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面临着一个需要重新解释的政治经济格局，而且激进的政治经济批判也不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容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代学者大都集聚在高校，从事哲学研究，他们吸收了当代哲学思潮的一些主要思想，并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发展。他们所关注的主题是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远离政治实践，很少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2 强调辩证法的某一方面。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将辩证法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他们立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一些表述，根据辩证法的某一些观点进行创造性地发展。如卢卡奇的历史主体自我意识的辩证法、总体性，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萨特的“人学辩证法”，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等等。他们主要是运用辩证法致力于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人本主义批判和哲学反思，如霍克海默、阿多诺论证启蒙是如何走向反面的，启蒙倒退成神话，已经启蒙的文明在现实中又倒退到野蛮状态；马尔库兹则研究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使人们解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但却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生产性奴役力量，丧失了批判思维能力，变成了统治制度的消极工具。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来看，他们大多数都强调历史辩证法，忽视自然辩证法，认为只有人类社会才是辩证法的适用领域。

3 研究辩证法的抽象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是以深彻的历史感为基础的，但是却局限于抽象的形式，在本体论上搞颠倒了，因此需要在政治经济学中实现实证化和具体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不能公正地评价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这一伟大贡献，而是将马克思看作一个简单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者，试图通过对文化和哲学的研究重新恢复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形式。

然而，如何将黑格尔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在文化批判中能否保证理论的“彻底性”（抓住事物的根本），“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载体”的理论功能（马克思为什么要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何在？这些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所忽略的。

四、现代政治经济学应弘扬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而具体呈现出来的，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他是现实批判和理论批判的有机统一。理论是现实的“精神”，现实是理论的“主体”。没有理论的现实批判是不彻底的、流于表面的，没有现实基础的理论批判则是空洞的、没有力量的。前者体现于普通工人的阶级意识中，后者则表现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以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用之于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就是“批判”。区别于“外在的批判”和“内在的批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的“内在批判”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作为“科学”的批判，是研究事物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低级阶段的“否定”，乃至“否定之否定”，是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探索；作为“价值”的批判，是基于科学批判的“应然”，是人们在规律性和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改造世界”的回应。因此，运用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科学性为基础、以伦理性为归宿，科学为理论提供现实性，伦理为科学提供精神和意义，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缺乏伦理约束的科学是危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反之，仅仅具有伦理诉求，而没有科学基础，那么再美好的愿望也会沦为“空想”。兼具科学性和伦理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品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研究由于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实践，批判是不彻底的，其所致力的研究方向与经典作家所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是有相当距离的。如果说，辩证法与经济学的联姻使唯物史观从理论原则变成具体科学，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回避，尽管有其现实背景和理论意义，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倒退，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可以发现相同的批判。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运用辩证法于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要求在理论上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环节，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实践的意识形态批判，把改造阶级意识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任务，不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另一种现代形式吗？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灵魂。在经济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这一判断至今对我们开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相比于数理方法和演化方法，辩证法仍然是无法替代的最有批判力量和科学性的武器。辩证法提供了一个总体性地把握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范式，它超越了均衡和非均衡、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唯名论和唯实论、现代和后现代等方法所固有的逻辑误区，同时又不排斥现代经济分析工具在具体分析和局部分析中的运用，是一个开放性的和包容性的方法论体系。

现代政治经济学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数理化的中性表述，而应当超越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深入经济现象的内在关系，通过具体范畴的不断展开，从理论上辩证地反映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商品作为出发点再现了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逻辑，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分析范式，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和总过程出现的新情况，作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结果，这些新的事实构成了更高阶段的后续环节，需要纳入马克思经济学所提供的逻辑架构。

近代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逻辑上再现了社会形态更替、市场经济的发育的辩证过程。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就是要回归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历史阶段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客观必然性，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实现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新的融合，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洞悉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和趋势，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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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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