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思与《西厢记》

中国古代戏曲史论这一学术领域，首先是王国维以《宋元戏曲史》奠了基，而吴梅则从古典戏曲声腔的研究、考订入手，作了度曲、拍曲等理论的探讨和艺术的实践。他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执教，培养出了任二北、钱南扬、王季思等一批卓有成就的高足。

对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某一名著作比较全面的、科学的校订、注释工作，则是十多年以后，以王季思校注元代王实甫《西厢记》开始的。尤其在抗战最为艰苦的年代，整个浙江省沿海一带大都沦陷，而《西厢五剧注》于浙西万山丛中的龙泉出版，似乎不可思议。因为这部张君瑞、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对抗战是不可能起到直接的宣传教育作用的。

无独有偶。抗战期间，郑振铎在上海“孤岛”冒着种种风险，抢购了许多罕见的包括《西厢记》在内的善本、孤本，避免它们流失于海外，并写《劫中得书记》一文记载其经过。王季思和郑振铎事先根本没有沟通过，却不约而同地用各种方式为保存、继承民族文化而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这是爱国文学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必然的反映，完全出于自觉。

龙泉比较偏僻，没有收藏丰富的图书馆，迁到山区上课的学校一切都十分简陋。在这种情况下，校注《西厢记》用什么版本为底本，很难妥善解决。王季思首先排除了流行最广的金圣叹本，表现了他的胆识。因为金圣叹本的批评虽不乏可取之处，但毕竟改动太多，和所有的明刊善本出入都很大，所以王季思并不因此本流传最广而随大流。他采用的是凌刻本，这应该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凌刻本确是校注详备的版本，而且凌刻本称系根据明初周宪王本翻刻，要推翻此说也无确证。再说凌刻本当初于浙江湖州，在省内流传之数不少，搜寻比较方便。即使凌氏原刻亦不在手，也仍可有较多的刘世珩暖红室翻刻本用作底本。也就是说，在客观上找到原刻或翻刻的凌刻《西厢记》也比较容易一点。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季思一直随身携带着凌刻本。

不管怎么说，1944年之后直到1949年他的《集评校注西厢记》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之前，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所能阅读、研究的唯一一本《西厢记》校注本，就是王季思这本《西厢五剧注》了。在当时，他能够参照并加以比勘的其他明刻本也不可能很多，而实际上仍用了《雍熙乐府》本、王骥德本、《六十种曲》本、毛西河本等版本。就当时处境的艰苦、形势的动荡等情况来说，这已是非常不容易了。

建国以后，王季思的《西厢记》校注本先后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多次修正再印，基本上仍保持了当年《西厢五剧注》的面貌，这使古典戏曲研究者尤其是《西厢记》研究者有了一个较可凭信的本子。

如果我们历史地看问题，在充分肯定的同时确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随着《古本戏曲丛刊》的问世，以及“文革”结束之后，大量罕见的明刊、清刊本《西厢记》相继出现。其中大部分确为善本、孤本，各有其特色显著的注释、考证、评论。王季思的《西厢记》校注本绝少吸收，在前言、后记也未提一笔，当然是莫大的遗憾。

20世纪八十年代起，弥松颐、张燕瑾注释本，傅晓航集解本，周锡山评注本，张燕瑾校注本等等相继出版。他们用以比勘的版本更多，对建国以后所发现的《西厢记》善本、孤本的采择都比王季思校注本多。在这种情况之下，王季思校注本所起的作用不可避免地逐渐递减，而且递减的趋势仍将继续。如果用接力赛跑作比喻，毕竟王季思是领跑的第一棒，而且他跑的路程特别长，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建国以来，王季思没有对《西厢记》的校注作大规模的补充修正，更没有选择公认的最早的弘治岳刻本重起炉灶进行校注，自有其主客观原因。他担任了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领导，有许多会议要开，有许多行政事务要过问，后来还被选为省级、全国的政协委员。还有，在教育部组织高校文科教材的会议上，游国恩、王瑶和他三位教授被指派合作编写《中国文学史》。这本书完成后成为全国最权威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此书编写过程中，王季思负责其中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作品尤以小说、戏曲为主，他有许多心得体会。他把这些心得体会首先和《西厢记》作了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于是，他对于《西厢记》虽然仍情有独钟，但其所花心血不知不觉从校注转移到了评论分析，从文献学转移到了文艺学，对《西厢记》的校注增加的修改的地方都不太多，但却写了许多议论文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从文献学到文艺学的中间体，兼有两方面内容。篇幅不大，但把这部唐代传奇小说经过宋代赵令峙《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艺形式而发展、演变成元杂剧《西厢记》的过程，作了比较详尽的表述。1991年北京师大出版社《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所收录的《<西厢记>叙说》，内容与此书基本相同。

王季思对《莺莺传》的题材的看法，受陈寅恪《读<莺莺传>》的影响极深，接受了小说中的张珙就是作者元微之本人的论点，仅对其所说“莺莺所出，必非高门”这一点有所保留。其根据是，元微之这一恋爱过程仅最亲密的友人白居易、杨巨源、李绅等有所知悉，对其他人还保守着秘密，这和到娼门寻欢作乐的情况是不同的。

可以认为，王季思对《莺莺传》在思想感情上是十分复杂的。他既认为最成功之处是“转录了莺莺给张生，替当时封建社会里被遗弃的少女倾吐胸中的怨恨与不平”，当然也谴责了元微之所谓“善补过”的始乱终弃的忘恩负义。看似矛盾，也颇为辩证，因为此书信中莺莺所“倾吐胸中的怨恨与不平”是我们今天所产生的感受，而并非当时小说作者元微之本人的艺术追求。客观效果和作者的本意不一定是统一的。

在论述赵令峙《蝶恋花鼓子词》时，王季思特别强调否定元微之传末自以为“善补过”的一段话，并认为后诸宫调、元杂剧都以团圆终场，正是赵令峙“这种说法的进一步发展”。又认为诸宫调所增加的许多情节都是根据《莺莺传》原文的内容而予以丰富扩展的，而非随意虚构。

王季思更以充沛的热情歌颂元杂剧《西厢记》对“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一主题的淋漓尽致的阐发。在欣赏张生、莺莺都是可爱的形象的同时，他用更多的笔墨赞扬红娘的机智。他说“作者正是凭借红娘这个典型人物，给当时封建社会无数青年男女指出了一条通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幸福道路。”

元杂剧《西厢记》作者是谁?抑或谁作谁续?对此，王季思态度鲜明。他从剧本的题材、风格两方面作了考察，认为与现存王实甫剧作相近，与关汉卿剧作较远，因此肯定为王作。第五本之所以结构、文采均相形见绌，他总结为“把一

个悲剧的结局改成团圆，然而这是缺少现实的根据的，因此在表现上往往没有力量”。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应该说，王季思把元杂剧《西厢记》的形成过程清理得一清二楚了。对于《西厢记》的研究者来说，的确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知识，而且有了相当明确的概念。那么，是不是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呢?也是难免的。他在注40中提出一个相当新奇的论点因为红娘既然是“与小姐作伴读书”的，就该用正旦扮，更何况她开口说话也是引经据典呢?所以他认为京戏《红娘》用花衫，不符合红娘性格。这问题实在牵涉面较广，因为无论元杂剧、明清传奇、近现代花部，正旦都是端庄而不苟言笑的。《西厢记》的莺莺身份属相国千金，标准的端庄而不苟言笑；而红娘是丫鬟，聪敏伶俐而活泼，正是从她身上透露出莺莺对张生的好感，她成了双方沟通的桥梁。如果她是正旦，那么在剧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完成的，甚至在舞台上是很难表演的。

和王季思有关《西厢记》的论文、论著显得在风格和论点颇为不同的是《<<凤求凰>到<西厢记>》，其副题为“兼谈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中的爱情作品”。他根据研究、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的论断，从而引申出《莺莺传》中的《决绝辞》正反映了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必然得不到家长和社会的承认，于是只能中止。“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

王季思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有三种生产——除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外，第三种生产即人类自身生命的再生产。他又进一步阐发了物质生产是前提的论点，即生活不下去的情况下就谈不到自身生命的再生产，因此他力主先立业，再成家。再进一步，他认为《西厢记》的“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主题的表现和完成，虽然“打开了封建家长统治的一个缺口”，却仍要看到其历史局限与阶级局限，否则就陷入了爱情至上主义。

应该承认，王季思这样论断《西厢记》，开了历史的新纪元，前无古人，也没有看到后继者。这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于古代社会，甚至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有多方面的启示，令我十分钦佩。但是，现代的家庭、现代的婚姻也在急剧变化中，王季思所说的“人类自身生命的再生产”是把“性爱”作为同义词的。事实上，现代“性爱”有时是“人类自身生命再生产”，有时却是纯粹“性爱”，控制或排除了“自身生命再生产”。所以，王季思的理论分析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以成立，过了这一历史时期就不一定能适应了。

话说回来，一位学者在古典文学领域作出了广泛贡献，对《西厢记》在文献学与文艺学更有如此重大的成就，已很不容易。王季思对《西厢记》的研究确实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必将载入史册。今年是王季思逝世十周年，谨以此文表示怀念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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