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初议会制度失败的几点启示

摘要：民初议会制度虽然只经历了14年的时间就在军阀的肆意蹂躏下失败，但是国会的兴衰过程是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缩影。它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本文在分析国会失败原因的基础之上。总结历史教训。力图给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民国：议会：失败原因：启示

1911年在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成为中国进入20世纪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具有民主性质的政权——南京临时政府，随后成立的国会更成为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标志。然而这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的民主制度传到中国后仅经历了14年的时间便匆匆退出了政治舞台。一些人把议会制度的最终失败简单归结为军阀对于议会破坏。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在中国历史上提出并企图建立民主政治的不是开端于辛亥革命，自维新变法始就提出效仿西方建立民主制度了。从这个角度上说军阀对国会的破坏只是民初议会制度失败的一个原因。

诚然，议会制度尝试在我国已成为历史，但是总结其失败的教训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分析北洋政府时期议会制度失败原因的基础之上。采用历史学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其失败的经验教训，给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导致民初民主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主政治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即商品经济不发达，使中国资产阶级过分弱小。未能承担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资本主义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产生到发展都一直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之中。到20世纪初，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仅仅占极小比重。1912年已经建立了中华民国时，资本主义只是初步发展阶段。民族资本只有1.5498亿元，在中国全部产业资本中仅占10％。而官僚资本为9.66％，外国在华资本为80.24％。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远远没有取得主导地位。在这种状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是弱小的。由于旧中国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影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广泛传播，所以不可能在广大民众中培育起民主政治的意识和传统。致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虽然，从总体上说，旧中国的商品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一定程度的传播，但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落后又极大地限制了这种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普及程度。在中国整个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播只局限于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没有扩展到广大农村：只局限于社会上层，没有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当时，在广大农村，很多农民群众甚至还不知道城里发生过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中有生动的描述。这与中国农村小生产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直接相关。

民国初年议会政治从产生到失败的整个过程充分说明，旧中国经济基础的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而它在实践上的结果，足以导致议会政治的最终失败。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平等政治、竞争政治、开放政治、自主政治和法治政治，从根本上讲导源于和造就于商品经济内蕴的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自主性和法治性这五种基本属性。这说明商品经济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不可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而我国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都与商品经济不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直接相关。鉴于此，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关键是做到依法行政。

综观北洋军阀时期的法制，虽然国会曾经颁布过诸多法律条文。但是行政权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导致民国政事大多不是依法而行，所颁布的法律无力保障民主的实施。可以说从国会一成立，国会议员就开始着手宪法的制定。但是袁世凯却以《临时约法》“夫约法乃南京临时参议院所定。一切根本。皆在约法，而约法因人成立，多方束缚，年余以来，常陷于无政府之地，使临时政府不能有所展布”。为由干涉宪法制订的内容，进而干涉宪法的制订程序。在一切行动未果的情况下，干脆依仗手中的兵权解散了国会，国会的第一次制宪活动就此失败。这种行政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军阀利用手中的军权践踏法律的情况在可以说屡见不鲜。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共和国象征的约法和国会屡废屡散，最终逃不脱失败的命运的必然原因了。所以要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就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随着社会的日益飞速发展。“依法治国”的理念写入我国的宪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这样对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活动随之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符合法律。但在我国实践中对此理解有偏差。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来统治公民，而“依法行政”就是用来管束公民。这些理解都是错误的。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行政领域的体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对依法治国的落实，其根本含义是要用法来管理社会。而不是用法统治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处在同一管理规范之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依法行政的真谛所在。行政机关不但在制定规范、实施立法活动等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做到依法行政，即符合法律优先的要求，而且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过程中也必须严格遵守。而用法律去制约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顺利进行。

三、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西方民主先进国家的政党政治与代议制的发展、选举权的扩大和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发展同步。也就是说，民主政治的成功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成熟是相辅相成的，良好的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成功的重要基础，而良好的民主政治也是政党政治成功的基本条件，

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随之引进了国会政治，开始了选举，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政党政治。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当时中国的代议制显然发育不良存在严重缺陷，致命的是政党政治家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与封建专制主义的较量，而把政党竞争视为首要任务，导致在国会中各个政党极端对立，往往“甲说乙必反对，乙说甲必反对”从而削弱了自身力量。甚至有的政党为了达到削弱对方的目的不惜依附军阀，丧失基本的政治道德和政治规范。如国会第一期常会时期，进步党议员为了削弱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的势力达到控制国会的目的，就支持纵容袁世凯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为袁世凯解散第一期常会提供了条件。所以一党的私利不能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相冲突，尤其不能以损害民族利益的方式坚持一党之见。否则它给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造成损害的同时也使政党和议会政治走向歧途。

鉴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当今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完善政党政治，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我国这种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种制度本身就保证和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执政党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始终围绕着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理念而展开，而且参政党在历史上一直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力量，现阶段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践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力量，其制度化的参政活动本身就体现着民主的价值。当然要加强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必须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要更充分地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功能，必须要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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