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记忆

演讲者小传

余秋雨，1946年出生,浙江余姚人，大陆著名美学家和作家，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5年来余秋雨以长途旅行方式实地考察文化。从国内走到国外，足迹延展到亚非欧。这期间，完成了以考察中华文明记录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考察伊斯兰文明记录的《千年一叹》以及西方文明记录的《行者无疆》。

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国际著名学者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领土像一个盘子，文化像是装在盘子里的水，盘子被瓜分成了碎片，水还盛得住吗？盛不住，只能成为一种流亡者文化，但中华文化的本性与犹太文化和吉卜赛文化完全不同，是以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为依托的农耕文化，一旦流亡，就失去了魂魄。

演讲人：余秋雨

地点：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演讲实录

今天我的演讲想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谈谈中华文化。

从十九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比较著名的也有一百多条。

我们总是把人类最早在地球上活动的遗迹说成是“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等等，因为那里出现了人在自然界的创造。后来文化的高度成熟，也一直伴随着人在创造中的发展和选择。因此，说大一点，文化是人类留给自然界的一切痕迹；说小一点，则是不同人群对于各种痕迹的选择方式。

这种选择方式因不断延伸而积累成历史，文化也就成了历史对后人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主要体现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相比之下，精神价值更值得研究。

历史对我们的设计，并不是留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而是留在我们自己的记忆里。

我们当然有权利突破历史对我们的设计，但首先应该了解这种设计。了解这种设计，其实也就是激活我们的记忆，认识我们自己。只不过，历史太长，设计太多，记忆太乱，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其中的大框架、主巷道，否则就会迷失在历史的原始森林中。

奄奄一息的武士听到了童年的歌声

要说中华文化的重大记忆，我必须讲述一件真实的往事。

十九世纪后期，中华文化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亲自考察过世界各大古文明殒灭的废墟，知道一种文明面临殒灭的种种迹象。你看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先是两次鸦片战争，再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后来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军事上的一连串可怕失败带来了文化上的绝亡心理，中华文化在当时不仅对远来的列强毫无招架之力，而且对声息相通的近邻也完全束手无策。后来，连八国联军都占领了首都，所有的侵略者都抱有明显的瓜分中国领土的企图，而且眼看就要实现。

领土像一个盘子，文化像是装在盘子里的水，盘子被瓜分成了碎片，水还盛得住吗？盛不住，只能成为一种流亡者文化，但中华文化的本性与犹太文化和吉卜赛文化完全不同，是以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为依托的农耕文化，一旦流亡，就失去了魂魄。

眼看着高山将崩、大厦将倾。蹊跷的是，恰恰就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深秋，一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而他，又正巧是“京都团练大臣”，承担着联络义和团，防卫首都北京的责任。在他发现甲骨文后才几个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廷西逃，他这个首都防卫长官不愿成为侵略者的俘虏，又不甘擅离职守，就壮烈自杀。先是吞金，再是喝毒，都没有立即死亡，便采取第三种自杀方式，投井。他几乎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夫的自杀方式轮了一遍，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我曾评价，这位金石学家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金石”，这位“龙骨”的发现者是中国文化真正的“龙骨”。

我最注意的是，为什么恰恰让这位首都沦陷时的防卫长官发现了甲骨文？我想用艺术的语言说，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让后代在灭亡前激活一项重大的文化记忆。甲骨文，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具体、完整的商代，而商代又是那么伟大。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历史终于有大量文字可以印证的起点，连孔子、司马迁也由于没有见到过甲骨文而对商代不太了解，居然被临近毁灭灾难的现代中国人感知了。几乎与发现甲骨文同时，又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唐代。请大家想一想，在八国联军的枪炮、铁蹄下，一个活生生的起点商代和一个活生生的高峰唐代，同时出现在国破家亡的中国面前，意味着什么！

我有一个比喻：一位武士在备受欺凌之后终于奄奄一息地倒下了，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了美丽而响亮的童年歌声。他浑身一抖，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

这就是说，激活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体生命。文化的灭亡，从失去记忆开始。只要唤醒一种记忆，也就是唤醒一种文化。但是，这种记忆必须是重大的，而不是琐屑的。就文化记忆而言，清代的考据学派相当发达，考据出来的历史文化非常细密，却无法产生一种巨大的惊醒之力和拔擢之力。

那么，我们也就把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作为中华文化第一个重大的记忆吧。商以前的夏，或者更早的时代，还要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人类有一种顶级哲学是用中文写的

在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之后，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大记忆应该放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放在老子、孔子和他们引领的“诸子百家”时代。

他们为中华文化进行了精神奠基，所达到的高度让人叹为观止。后代再杰出的思想家，往往也只是他们的追随者或别离者而已。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全人类进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常常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可以举例说说他们的年龄对照。孔子只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斯多德大6岁；庄子比亚里斯多德小15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波斯的精神鼻祖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有多种说法，据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他去世的那一年正好孔子出生。

这个年龄对照表说明，他们确实是一起来到世间的同代人，同样是开天辟地的精神高峰。好像是约好了，要在那个时候一起呈现人类的共同成熟，甚至是同步成熟。

他们还有分工，各自显出不同的重点。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缅怀那个时代：当时，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不同的重点，也成为一种文化遗产而铸就了几种文明的后世特征。例如中华文明到今天还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沉重和复杂，这就是历史的一种累积性设计。

不管怎么说，在人类文化进行共同精神奠基时，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首先值得我们记忆的人，是老子。

老子的生平资料并不清楚，一般认为他比孔子大，担任过周王室图书馆的馆长，孔子曾从今天的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向他问过礼。后来他决定出关隐居，边关守卫让他留下一些文字作为出关的条件，他不得已就在边关上写了五千字，那就是他唯一的著作《道德经》。一开头就是十二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乍一看简直不知所云。他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名。这中间包含着多少看透一切的哲理啊。他对一切讲述都是那么的不信任，于是自己也就不想留下什么言论，如果不是边关守卫的强求，这五千个字也不会留下。写完，他骑着青牛，穿着黄袍，背着白口袋，消失在关外灰色的旷野中。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这个背影，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就是这五千个字，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极高的精神地位。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个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五千字的《道德经》。据报道，当今国际间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老子》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可见，老子的影响在他的祖国还有待于大大提高。

西方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有了老子，我们可以说一句，处于峰巅上的那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老子的话虽然难懂，大家也有必要体会一下用中文来表达哲理时的那种无可替代的节奏和音韵。

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例如他主张简约，拒绝对自然、对社会的过度耗费；他主张不争，不辨，不要把胜败输赢当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等等。原来，我们在当代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

与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觉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经混乱，君子就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四处传播的责任，不应该轻言放弃。他不会出关隐居，恰恰相反，而是创办了一所“流浪大学”，周游列国。初一看，他到处受阻，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实际上，他在带领学生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考察，次次受阻，都是考察最需要的反面例证。他因流浪，从杰出走向伟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伸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寅恪先生说儒家的最大贡献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这个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对君子下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觉得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两个命题。今天中国文化界如果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美国一位学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中庸，也就是合适和恰当，才能沟通一切人、关爱一切人，因此是“至德”。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记忆。

还有哪些重大记忆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在今天的演讲中列述更多的重大记忆了，这是我在《秋雨时分》中要连续讲两年的课题，今天只能稍稍列举了。例如，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值得记忆的应该是帝国时代。历时四百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开始产生了真正的国家自觉，进入了“中国之中国”时代。此后的文化思维，也就有了九州方圆、社稷国家的底座。

与此同时要记忆的，是中国又快速地进入了“亚洲之中国”的时代。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遭遇到了来自于“九州方圆”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瑰宝，中华文化谦虚了，又因溶合而强大了。从“亚洲之中国”进入“世界之中国”的路途很长，要等到马可·波罗和大量欧洲传教士的来访和郑和的远航。这中间，最值得记忆的一个年份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把唐代折成了两半，也把中国历史折成了两半。那一年，李白和王维都是五十岁，中华文化已攀上了灿烂的高峰，从此，一种尚武、强大、奋发的民族精神渐渐转向平缓、享受、散漫。精神文化的力度，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化也在个体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荣格说，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一点不错。我想，最早为中华文化打下个体人格基础的，应该是悲哀而高尚的屈原、司马迁，骑上了战马的曹操、诸葛亮，以及那些放达而风流的魏晋名士吧。中华文化，因他们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温度。唐宋之后的文人大批涌现，那就来不及细说了。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对于中华文化的记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所谓横向，也就是摆脱历史顺序，从逻辑上来感悟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前些年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巡回演讲，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这就是横向的归纳了，我主要讲了三个方面。

第一，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早六十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斯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远征即便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牺牲了大量青壮年，也就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又让一种文化在水土不服的异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说，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纳入中华文化的主体部位，他在远征途中去世，最后问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元代后来也恢复科举考试，开始尊重儒家。

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因此我曾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在文化上也是这样。

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这正像我在中东某地时的一个感受，在那里，和谈是过场戏，正剧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尤其是变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性更大。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第三，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一种大文化，总是以结构形态呈现的，它要为世间带来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须有严谨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可能是保守的、极权的，但相比之下，也比彻底的无序好得多。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区，深知现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无序的地方却很多。那些地方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那里因混乱而落后，失去了被他人注意的理由，偶尔注意，也找不到问题的焦点和逻辑。

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每三年向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们中的优胜者来做官进行社会管理，基本上“专业对口”。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代代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来应试，儒家经典也就接受了一千多年无数年轻生命的滋养而得以延续。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在乎”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使中华文化变得立体。

与三个“不喜欢”相对应，我选了三个“不在乎”，对中华文化的几项生态性缺憾作举例说明。

第一，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我前面说了，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应该推己及人。这当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现在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广告：“为了你的家人，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开车两口酒，家人千行泪”等等，当然都很能打动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要酒醉驾车，难道主要是为了家人不流泪吗？那些被酒醉者撞死街头的路人呢？应该知道，人性、人道，具有离开朝廷和家庭的独立的终极意义。真正的大善，产生在素昧平生的公共空间。

什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那就是，达·芬奇在公共空间里画壁画，米凯朗基罗在公共空间里做雕塑，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天天观赏，大家评论，形成市民精神的粹炼和凝聚，然后一起呼吁一个新的时代。这种公共空间在中国文化史上十分稀缺。我们对艺术品，总是“收藏”，不是皇家收藏就是私人收藏。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市民意识、公民意识，这是一切现代化思维的载体，这个载体在中国文化中比较狭小，我们应该加以拓宽。古代文化中一般都缺少公共空间的意识，但欧洲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就有一些街头演说家发表演讲：“雅典城的市民们！”“罗马的市民们！”这种早期意识的沉淀，对后来的现代化起到了不少的正面作用。

第二，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中国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贵与贱，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这一来，就给虚假、伪饰、谣啄、冤案、假冒伪劣产品留出了广阔的地盘。

这个问题严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连制造钱币这样的财经大事，所记金陵一次所造的数量，实际上整个明代两百多年间天天加班制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些重要档案的记录者、校对者、审核者、阅读者没有一个能发现，他们连发现的敏感都没有。这使黄仁宇先生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数字化管理。这个问题到现代还在强劲地延续。数字是有的，但没有管理，没有实证。例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看到那些公开发表的数字，都未被实证，像“亩产二十万斤”之类。文革之后，平反的冤案几百万件，足可证明至少有几百万专案组人员、审查人员完全无法对那些诽谤和诬陷予以“证伪”。他们绝大多数不是恶人，因此更可说明这是一种集体文化惯性。我们对于谣言，喜欢“无风不起浪”的判断，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逻辑来自我安慰，结果谣言充斥四周，无法以实证来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由于大家对虚假缺少敏感，更缺少实证方法，因此这些年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记者横行天下，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不良影响。

现在，我们在经济建设、国际贸易、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先后走上了实证之路，即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化管理之路，而在文化思维上还远远没有跟上，“假大空”现象处处存在。本来，“谣言止于智者”，文化应是验证真伪、抵拒虚假的大本营，没想到这些年来，谣言出得最多的是文化界。为求读者的耳目刺激而胡言乱语的现象，在媒体上大量出现，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言论自由”，其实，虚假一旦自由了，真实就被扼杀了。

有人会说，既然是真实，你应该自己证明啊。其实，真实是难于自证的，人们能做的只能是“证伪”，即证明哪里不真实。证伪，需要有一种集体敏感和共同法则，这一切，中华文明基本上还不具备。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以推广实证主义开始的，中华文化也应在增强实证机制即证伪机制上，克服自身弊病，焕发新的生命。

第三，中华文化不在乎创新。这一点，大家都可能有所认识了吧？政府一再强调，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在于自主创新，可见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缺憾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时候了。

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

现在掀起“国学热”，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作过度的盲目赞美，因为历史的惰性、历史的悲剧、历史的灾难也都与之有关。在这方面，鲁迅先生、胡适之先生的相关论述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我非常热爱传统的中华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

——以上这三个“不喜欢”和三个“不在乎”，加上我前面所说的几项重大记忆，大体上都只是举例而已，说明我所说的文化记忆是什么。

现场互动

问：余秋雨先生，最近王朔开腔批评文化和娱乐圈里的人物提到了您，比如说您只写游记，没写过小说，称不上作家。此前他也炮轰过金庸大师，现在他又把矛头对准了您，请问您对此想说什么？

答：王朔写过一些很不错的小说，与那些只会骂人却没有任何作品的人不同。很多年前，上海设立中长篇小说奖，我是设立这个奖的倡议者，又是评委，极力推荐他的《我是你爸爸》得奖，当时有一些专家不同意，认为他只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作者，不是作家。我不仅肯定他是作家，而且认为他的小说在“控诉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外开拓出了当代题材，展现出一种当代青年才有的调侃和幽默。由于我的坚持，他终于得了三等奖。我还是颁奖者之一，与他握了手。今天我需要劝告他的是，进入文学领域，必须接纳多元。一个作家，自己的这个作品和那个作品也会不一样，怎么能用自己一时的标准来框范别人？到百货公司买东西，选自己合意的就好，不要对着自己不喜欢的商品大声叫骂。这对别人和自己，都会造成不自由。而且，很不幽默。

我觉得，对于金庸先生这样的文学长者，我们都应该懂得尊重。前几年王朔批判金庸先生时，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金庸先生公开回答说：“我是不会写，但鲁迅先生和余秋雨先生也是浙江人。”记得后来我还当面对金庸先生说，您把我比得太高了。大家都笑了一通。金庸先生的幽默显然与王朔不太一样。我认为，最高的幽默，是承认多元世界之后的自嘲。

问：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2010年世博会转眼就要到了。但是对于届时如何展示中华文化，很多人还是捏了一把汗。因为很多去过爱知世博会的人，回来后对中国馆的感受只能用“汗颜”和“沮丧”来形容。那么，对奥运会开幕式和世博会，您有怎样的文化建议呢？

答：具体的文化建议很多，那次为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就在北京讲了整整三个多小时，这里来不及多说了。我想提醒的是，按照很多国家经验，这种事情不能全都变成一个行政运作，也不能快速落实为现场操作。行政运作和现场操作之前，要集中这个国家最聪明、最有想象力的人出主意，使整个设计在最高智能层面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个环节一失落，再排场、再艳丽也会变成一种缺少生命的模拟。这次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队的成绩骄人，但最后十分钟的文化表演节目还是让人失望。什么都有了，却缺少整体性的创新和智慧。

我从来不担心我们能不能体现出堂皇色块、场面开合、人流组接、现代科技的魅力，也不担心历史概念和图像的选择，而只是担心这中间能不能渗透出一种让世界各国朋友感到亲切、随和、风趣的气息。这就需要靠高度智慧。

问：现代资讯如此丰富而日新月异，而您却过着“不上网，不看报、不议论、不扎堆”的生活，作为一个社会的观察者，您不担心自己会与时代脱节？此外，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而且一个赛一个地受媒体大众追捧，您不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被湮没？

答：不会脱节，我还看电视中的新闻节目，做一个新闻评论员也基本合格。我不上网、不看报，主要是没有时间去接受大量过眼云烟的信息。我不参加会议，甚至从来没有手机，是想保持头脑的疏朗、空阔，这样才有可能面对长天大地，静思生命的价值。或者说，这样才有资格为繁忙中的朋友说一些超越而安静的话语。

你所问的第二点，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受媒体大众追捧，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十年前我打了前阵，只是做了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几次总讲评，就有很多人在媒体间反复讨论“文化人该不该上电视”，多数意见是不该上。我当时独自认为，文化应该被传播，传播是对文化的检验和筛选，而电视本身就是文化，因此一直在骂声中坚持。现在终于到了这么一个好时代，我真高兴。但是，我不认为这是那些批判家的转复。恰恰相反，这是广大民众大大咧咧地参与进来了，成了话语主人。如果交给文化界，多数还是骂。所以，我认为2005年到2006年中国文化的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民众争取到了自己的文化权利，他们大声地表述自己的喜好，又快速转变自己的喜好。文化界那些批评家的地盘越来越少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身段，打开窗子，转过身来，面对真实的文化社会现象了。

我湮没？恨不得早一点这样。与妻子漫步在湖边夕阳下，只与水山对晤，是人生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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