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与南明永历王朝

摘 要：明末清初，以天主教在南明永历王朝的活动为标志的中西文化交流仍持续不断，并对当时的社会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影响，其间利玛窦、安类思、瞿纱微、徐光启、瞿式耜等表现尤为突出。

关键词：天主教 永历王朝 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1-18-22

十六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启动的重要标志，而从此以后的五百年里，先进的中国和落后的欧洲发生了地位的互换。虽然其间明末清初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主要是天主教来华的传教活动，但研究其交流的具体情况，对于进一步认识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是不可或缺的，且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十六世纪，天主教又一次对中国进行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当时欧洲社会重大社会变革的产物。其一，地理大发现后中西交通的畅通，促使欧洲国家亟欲为其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寻找更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其二，多年来基督教内部新、旧教之争打破了天主教在欧洲的一统天下，并引发教会内部兴起反宗教改革运动，而这一运动的目的之一，便是利用已发展进步的交通工具和地理知识，谋求天主教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发展，以挽回其在空间方面的损失。

1541年4月，西班牙人、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受罗马教皇的派遣，从葡萄牙来华传教。经沙勿略、范礼安等人的开拓，特别是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的努力，西方传教士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传教，或建教堂，并获得万历皇帝的接见，并“命礼部待以上宾，……并于京都宣武门内东首，赐第居住。”〔1〕到1610年利玛窦逝世之年，天主教教会已发展教徒二千五百余人。其中，有徐光启（上海人，官至礼部尚书，1632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李之藻（杭州人，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杨廷筠（杭州人，曾先后任监察御按察副使、顺天府府丞）、瞿汝夔（江苏常熟人，父瞿景淳曾官礼部侍郎）、冯应京（安徽盱眙人，万历进士，曾为户部主事、湖广佥事，以劾税监陈奉九大罪反被捕入狱而激起民变）、李天经、张焘、孙元化、王征、韩霖、瞿式耜、张赓。而通过这些入教者，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均有一定的交往，据载，利玛窦先后结识或交往过的人中，有：郭应聘（福建莆田人，进士，万历十一年以侍郎兼都御史，任广东制台）、王泮（浙江江阴人，万历八年任肇庆知府，后升岭西道尹）、湖广总督刘继文及其家人、南雄州王应麟太守、南昌名医王继楼、江西巡抚陆万垓、建安王朱多、礼部尚书王忠铭（赴南京任时，曾邀利玛窦同往）、应天巡抚赵可怀、魏国公徐宏基、丰城侯李环、南京太监总管冯保、刑部尚书萧大亨、侍郎王汝训、吏部尚书李戴，以至万历皇帝本人。就连著名学者李贽也曾“三度相会”利玛窦〔2〕。故梁启超在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当时治利、徐一派之学者，尚有周子愚、瞿式穀、虞淳熙、樊良枢、瞿汝夔……等人，皆尝为著译各书作序跋者，又莲池法师亦与利玛窦往来，有书札，见辩学遗牍中，可想见当时此派声气之广。”

尽管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存在一定的阻力，其影响还十分有限，但其活动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又较前进了一大步。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介绍西方地理学、天文学知识。如利玛窦在肇庆时曾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后又将地图的说明、注释辑录成册。知府王泮首先将此图以《山海舆地图》刻印出来，在此基础并不断改进后，仅万历年间，肇庆、南京、北京、苏州、南昌、贵州等地多次以《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山海舆地全图》之名翻刻问世。1621年，传教士艾略特在杨廷筠的帮助下，用汉文撰写了《职方外纪》一书，全书五卷，分别详尽地介绍了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即非洲）、亚墨利加和墨瓦腊尼加（即美洲）、海洋等世界地理知识（该书康熙年间收入《四庫全书》），从而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获得了他们前所未有的世界地理的视野。而徐光启、李之藻主张并推荐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汤若望等翻译欧洲天文学著作，用更科学的天文历法知识修定中国历法，克服传统《大统历》、《回回历》所存在的差错，使中国的天文历法大大前进了一步。

而瞿汝夔从利玛窦学克拉维奥的《同文算法》、《浑盖图说》和《欧几里得几何》等数学知识，以及此后的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等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作为和学习西方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在当时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应予充分肯定之举。至于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钟表、望远镜、西洋火炮的使用或制作方法等，对当时和此后中国兵器、机械业的发展进步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还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进行的，传教士既在向中国积极介绍西方的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曾致力于向欧洲描述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如万历帝曾召其进宫教授太监学弹“古翼琴”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在其致古斯曼主教长信（1604年在巴亚多利德出版后，1605年在塞维利亚、1606年在巴伦西亚用西班牙语出版，1607年在阿拉斯、雷诺和里昂发行了法文译本，同年，有意大利文的译本在罗马问世，1808年，在慕尼黑出版了德文译本，同年，拉丁文译本亦与读者见面。），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概况，诸如中国领土十分广袤，若不亲眼目睹，难以相信。中国的城市雄伟壮观，大小城镇相连，有的城市走上两三个小时竟走不出城垣。南京、北京的人口均超过当时欧洲城市的人口，约为罗马、里斯本人口的四倍；他还盛赞中国人的勤劳和孝道。他曾说，中国是以睦邻为其国家政策，并不企图征服和奴役其周边的国家。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仍有部分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不得不卖儿鬻女；他亦批评中国人的迷信和妇女缠足等陋习；他既欣赏中国知识分子的苦读精神和他们在国家中所亨有的荣誉，但又认为他们缺乏科学知识，等等。又如，1610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曾整理利玛窦的遗稿并于1615年9至10月在德意志奥格斯堡出版，如他所介绍的：这本书“首次精确地、忠实地描术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故而，曾引起欧洲各界对中国文化和传教事业的关注，有人曾评之曰：“它对欧洲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十七世纪的历史著述。”〔3〕

还在明代，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东西方一些思想狭隘者的反对而存在一定的阻力，并非一帆风顺。如，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连上参远夷疏，或称“西土之治历”，是将“中国传统之历法变乱之”；或指责信基督教是“但尊奉天主”，“不祭祀祖先”；更有人称天主教为白莲教，并在南京等地拘押、审讯教土、教友。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和大明王朝的覆亡，使中西文化交流不再具有正常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但就是在山河破碎风飘絮、人心浮沉雨打萍的状况下，中西文化交流之大势仍旧在继续。

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上吊自杀这一历史巨变，并没有中止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不仅是因为这种文化交流所具备的历史的必然性及本身运动的惯性使然，还因为，崇祯皇帝死后，明王朝在中国各地还保有一定的力量，特别是驻扎江南各省的明军，其数目有近百万之众。如弘光朝史可法所率四镇即拥兵十二万，楚镇兵五万，京城营六万，而江督、安抚、芜抚等八镇共拥兵十二万，此外，“川、楚、东豫督、抚、镇不与焉。”〔4〕此后，因清军在江南实行的血腥镇压政策，大西军、大顺军残部与江南各地反清义军、南明政权的官军逐渐联合作战，其人数与南下的清军不相上下。而相继建立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顶着大明王朝的正统名号，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南方仍有一定的号召和影响力，这也使当时总部设在澳门等地的外国教会人士对南明政权抱有幻想。而面对强大的清军，南明政权特别是永历王朝在粤桂及东南沿海的反清斗争受挫以后，其当权者中有人会求助于外国势力，甚至西洋国家。

所以，在大顺军进入北京、清军入关以后以至在南明政权存在的一段时间里，在南方的一些地方，外国传教士和天主教教会仍在继续其传教活动。

如崇祯十三年（1640）、十五年（1642），先后到成都传教的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和葡萄牙人安文思（Gabriel Magallaens），当张献忠率大西军攻占成都后，因成都县令之引荐，张献忠遣礼部之官“往迎”二人，向他们询问“泰西各国政事”，“待之以上宾之礼”〔5〕。张献忠要求两位教士常驻成都，以便顾问，答应“将来辅助教会”，“由库给赀，建造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5〕。此后，两位教士果“由库给俸，如待上官。”张献忠曾多次召见他们，或问“教内事件”；或询问西学，问算学之事。而两位传教士也为张制造了天、地球（仪器）各一个，张为此厚赏二人，称之为“天学国师”。就在战乱之中，传教士们曾劝说包括张的岳父全家（共三十二口）一百五十余人入教。

尽管清顺治四年正月，张献忠中箭身亡，利、安二教士亲见张中箭死亡的情形，后被清肃亲王带往北京，此后五六十年里，四川并无外国传教士到四川传教。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乱中，多数天主教信徒或死于战火之中，或颠沛流离逃亡在外，生计尚且不保，遑论宗教信仰了。但在川西偏远山区，以至于贵州、云南等地，仍有少数四川逃难的信教群众，在其生活稍稍安定后开展宗教活动，或兴建天主教教堂。

如前所述，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南明弘光王朝曾“遣使乞师于安南国，不克行。遣锦衣卫康永宁航海乞师安南，至明年五月归，云风逆不得泊岸，望厓而返。”〔6〕而以后的永历王朝不放弃向外求援的希望，与当时澳门葡萄牙当局和教会的态度不无关系。澳门葡萄牙当局和教会出于保护其在华利益，仍认为永历王朝虽是一个流亡政权，但它在外族入侵面前是民族独立自主的象征，其初期还拥有一支足以与清军对峙的军队，朝廷中的天主教力量还很强大；而在中国南方的传教士则因以往曾得到明朝地方政府提供的种种方便，故而对永历王朝亦寄有希望并保持着良好关系。

明清两代中，永历王朝是一个特殊的信奉天主教的朝廷。这与瞿式耜其人有关。早在利玛竇在肇庆兴办天主教堂开始传教时，其忠实的教徒中就有瞿式耜叔侄。瞿汝夔，字太素，曾从利玛窦学西方数学知识，并建议利放弃僧服，改着儒装。其侄瞿式耜，江苏常熟人，万历进士，崇祯初擢户科给事中；福王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唐王监国时，为兵部右侍郎，协理军事事务，后与丁魁楚等拥立朱由榔，为永历朝廷重臣之一。因他与其叔曾受洗入教，永历朝廷与天主教教会建立密切关系，此人起有中介作用。此外还有焦琏，字瑞庭，陕西人。行武出身，历官参将。永历元年，朱由榔提升他为总兵官都督同知，后又以功加太子少师、左都督，封新兴侯。以敢战耻走、身为士卒先，为诸将所敬。传此人曾受洗入天主教，教名路加。

而朱由榔早在广州时即与传教士有所接触，后因瞿式耜的促合，其与传教士的关系更有发展。

永历皇室内信教人数众多，还与当时掌握军政大权、信奉天主教的司礼监总管庞天寿（教名亚基娄）很有关系。据《永历实录》载：“庞天寿，顺天人，崇祯间为御马太监，颇见任使。”“上（指永历帝）践祚，与拥戴。……随上自武冈走柳州，蒙尘苗峒，天寿与马吉翔皆有劳勚，由是益为上所亲信。赐一品服，提督勇卫。”所以在他奉教后，积极向皇室人员宣传天主教教义和引见耶稣会士时，皇室中人纷纷奉教。1648年，经庞天寿引荐，耶稣会士瞿纱微（P.Andreas Xavier Koffler 又译为瞿安德，汉名郭福来。）入宫，为皇室成员付洗。其中有朱由榔嫡母王太后（教名赫烈纳）、生母马太后（教名玛丽亚）、王皇后（教名亚纳）和皇太子慈煊（教名公斯当定），宫中受洗入教者五十余人。当时，宫中有小堂一所，供奉耶稣圣像，教徒朝夕瞻拜，瞿纱微在小堂内曾为皇太后等行受洗礼。太后还为太子生重病事遣使带了重礼：大蟠龙银炉一对、镂花银瓶二对，到澳门教堂献祭，澳门炮台则鸣炮致敬，而教堂修士列队迎迓。永历朝廷中及其所到地方社会当发展有一定数量的教徒。

从《永历实录》所记：“天寿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纱微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为符识。”“又荐纱微掌钦天监事，改用西历。”1647年，永历皇帝通过传教士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求援，结果，得到了四百名葡兵和数门威力强大的西洋大炮的支援，使南明政权在桂林战役中大获全胜。可知传教士当时与南明政权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宗教活动。

此后，永历朝廷的军队在对清军的作战中连遭败绩，先后丢失桂林、南昌等城，广州、肇庆也危在旦夕，朱由榔不得不退到南宁。就在此时，澳门教会的传教士们与留在永历朝廷的卜弥格、瞿安德等人，即建议南明政权派使者觐见罗马教皇，以求得罗马教廷的支持。波兰人卜弥格（Fr.Michel Boym原名米海尔·博伊姆，出生于立陶宛利沃夫城。博学多识，擅长绘画。1643年到海南岛传教。1650年被派到广西南明政权之行在。）1650年11 月底，卜弥格带着王太后写给耶稣会总会长与王太后、庞天寿分别写给教皇的三封信和拉丁文译本以及一些礼品赴罗马（庞天寿还送给卜弥格一些中文书籍）。信中称：“更望圣父特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中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送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1652年11月，卜弥格和与他同来的一位姓陈的中国人终于来到意大利威尼斯。在威尼斯，他曾就中国问题作了讲演，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中国正在发生的明、清两朝的角逐，以及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等等。1652年底，他抵达罗马，1655年底，他终于通过审查。1656年3月，带着教皇的复信，卜弥格从里斯本启程赶回中国。途经澳门时，获悉澳门当局拒绝他入境，遂转而取道交趾，拟从陆路进入中国，但他终于未能将教皇的复信送达永历朝廷，1659年8月22日，卜弥格在中越边境逝世。而在前一年，他仍以定要完成南明政权所交使命为念。还在此前，另一位传教士瞿纱微为追承随从广州西迁的永历王朝，在桂黔交界处为清兵所获，劈其首而死。

三、南明王朝的后期是每况愈下，至永历六年二月初六，“上自广西南宁府移跸贵州安龙府”时，“廷臣扈随者，文武止五十余人”〔7〕，被孙可望的部下安排居住在简陋不堪的千户所公署，享受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银若干”〔8〕的待遇。此后，在从贵州到云南，再到缅甸的逃亡生涯中，很难想象这些人还会有时间和有条件举行仪式以瞻仰上帝、做做礼拜，他们有的只是在危难之时默祷上帝保佑而已。再后来，南明王朝中的这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或死于战乱（如焦琏），或城破被清军捕杀（如瞿式耜），或如永历帝后妃自缢而死，或如庞天寿“不知所终”。在其所经过的地方和此后很长时间里，这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故事如风流云散，似未留下一丝痕迹。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明王朝及其后来的南明政权中的活动，其主流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利玛窦、安类思、瞿纱微、卜弥格、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当属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他们有功于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发展进步，而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也多有值得后人景仰的地方。至于他们所遭遇的失败，则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停滞守旧的国家，一个道德沦丧、充满动乱的社会，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

中国社会几经曲折起伏，终于进入改革开放的轨道。面对35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当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抉择。

参考文献：

〔1〕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上海：上海书店，1990，10 p171～187.

〔2〕李贽：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第35页。

〔3〕利玛窦等。利玛窦中国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正文前p31～32.

〔4〕李清.三垣笔记.卷下 。

〔5〕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p19、20.

〔6〕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见贵州省安龙县史志办编，南明史料集（中），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8.。第506页。

〔7〕江之春. 安龙纪事.收入神州国光社编：虎口余生记。

〔8〕爝火录.卷二十二。

Catholic and Naming Yongli Dynasty

Lin Jianzhen

（Guizhou Social Technology Institution Guiyang 550002）

Abstract： During The end of M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there was some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marked by the activities carrying out among the Catholics during Southern Yongli Dynasty，it produced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current society and the late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During the period， Li Madou， An Lesi， Qu Shawei， Xu Guangqi and Qushilv are the most eminent ones among all.

Key words：Catholicism， Yongli Dynasty，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何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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