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童话

项苏云：我的陕北岁月

为了给延安保育小学校长——郭青老师祝贺百岁诞辰写一篇文章，项苏云邀集了她的“保小”同学和我们一起见面，因此便和她相识。项苏云说，当年延安保小就像个大家庭，郭青老师就是我们的“家长”。许多年来，项苏云每年都要去看望郭老师。她还召集保小、延中(延安中学)和当年一起从延安赴苏学习的“4821”同学聚会，尽管已年过古稀，双眼视力几乎为零，但项苏云的热情和号召力，仍使她成为那一群延安子弟的核心人物。她说，在延安度过的少年岁月，早已植根于我的血液中，老师和同学之间的那份深厚感情，更似父母和兄弟姐妹。每每回忆起往事，项苏云都能清晰地讲出当年的情景。

郭青老师秘密护送我到了延安

1938年初，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大地，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从江苏连云港向西驶出的一辆货运火车上，一个模样清瘦，30岁左右的男青年，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夹坐在车厢的货物中间。女孩儿有一双大眼睛，显得很懂事，很乖巧。为了向西赶路，他们临时搭乘了货车，这名男青年叫“郭青”，当时还没有结婚，他是小女孩的老师；而小女孩．就是中共高级干部、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他们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新安小学的老师和学生。

1931年，我在上海出生时，父亲已经到苏区去了。我两岁(项苏云)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去了苏区和父亲一道投入了革命工作。母亲把我托给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当局看孤儿院经常收一些共产党人的孩子，就强行把这个孤儿院关闭了。陶行知先生只好把我转移到他在江苏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寄养。

陶行知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郭青老师时，没敢告诉他我是谁的孩子，只说要好好养着。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就问有什么特殊要求，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办。陶先生说，只要你尽了心，就行了，没有人会找你麻烦。当时我还没有名字，陶先生就给我取名“苏云”，说我是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当时，我并不叫“项苏云”，而姓“张”，叫“张苏云”。因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姓“项”，太引人注目。直到皖南事变后，我才改叫“项苏云”的。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告诉郭青，要他带上这个小女孩立刻奔赴西安。郭青当年虽然不知道小女孩的真实身份，但他忠实地执行了校长的嘱托，孤身带着女孩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来到了西安，并苦苦等待着汪校长的来信指示。

郭青老师带着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西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了风陵渡的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火车在黑暗中继续疾驰，所幸冲脱了险境。

到了人地生疏的西安，郭青不知投奔何处，此时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他暗自打算：若再没有人来接应，只有先去找个教书的差事，挣钱来养活尚年幼的我。

就在这时，汪达之校长终于来信了。信中才告诉郭青老师我的真实身份，并要他带着我去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说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当时在国民党严密统治下，西安的普通百姓还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郭老师几经周折，才打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当时办事处主任是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他接待了我们，并听郭青老师详尽叙述了我们一路的艰辛经历。但出于国共间长期对立的关系，办事处依然要对我们的身份进行严格地审查。我们就在办事处住下来，耐心等待着。

后来，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正好来办事处，他与我父亲很熟悉，就亲自给项英发了一封电报，证明项英确实有我这个女儿。这时，组织上才正式批准，由郭青老师带着我奔赴延安。

1938年4月，初春的西北高原仍充满寒意。

时年7岁的项苏云，由郭青护送，乘坐一辆从西安开出的卡车，一路颠簸着向延安驶去。一同开往延安的还有四五辆大卡车。当时和项苏云同乘一辆卡车的，还有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的女儿刘力珍、萧劲光的儿子、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另还有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他们原本准备去苏联，但是没能成行，也就一道返回了延安。

我们一路走了5天，车上的大人、孩子们并不感到寂寞。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老是给我们小孩讲故事、变戏法，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有时变戏法变出了鸡蛋，几个孩子都争着去抢。我胆子小，没去抢，王叔叔却把一个鸡蛋给了我。到了延安后，初来乍到的郭老师并不知道应该带着我去找谁。于是他先找到了在延安任教育厅副厅长的董纯才，他在小庄师范教书时曾与董纯才相识。后来经过董厅长介绍，才找到了当时任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和任副部长的李富春，把我交给了组织上。至此，郭青老师终于完成了汪达之校长托付给他的使命，把我安全护送到了延安。此后，郭老师就进了延安抗大学习受训，我就被送进了延安保小的前身——鲁迅小学学习。

鲁迅小学，1937年由革命老人徐特立亲自创建，原为鲁迅师范学校附设小学部，当时收留了三十多个七、八岁至十几岁的小学生，这些学生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有的父母是在白区工作的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有的是长征途中收留的“红小鬼”以及红军干部子弟、少量地方干部子女等。1938年，小学部和延安干部子弟小学合并，改称“鲁迅小学”，由徐特立任第一名誉校长。鲁迅小学受延安边区政府教育厅的直接领导，后又称“陕甘宁边区中学小学部”。1938年底，小学部迁到了安塞县的白家坪村，在这里单独建校。1939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建议在陕甘宁边区办一所战时儿童保育院，由福利会统一拨发一部分办学经费。于是，我们边中小学部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也称延安保育小学。

后来，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扩招到300多名，大多数学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侄子、侄女，任弼时的子女，烈士子女李鹏、李铁映等等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郭青在延安抗大学习后，被分到保育小学担任教导主任，1939年开始担任这所红色圣地中特殊小学的校长。这所特殊的学校从创建之初，就受到了党中央、中央领导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尽管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匮乏，教育厅还是想办法给孩子们提供生活照顾。如在粮食方面多分配一些大米和面粉，服装也比一般人员每年多发一套，冬季再补充被褥鞋帽。

党的领袖也非常重视革命后代的教育，在建校初期的1938年8月，边区教育厅专门为小学教员举办了培训班。毛泽东应邀而来，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课。这一天，毛泽东来到了培训班，大家看到毛泽东都

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招手并示意大家坐下，操着湖南口音对学员们说：“有人认为，一个小学教员，对抗战能有什么用呢?这种看法就不对了。小学教员在抗战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要以为我们的任务不大，不过是个小学教员而已。孙中山先生起初是学医的，后来创造了三民主义；高尔基是鞋店学徒，却创造了现代世界文学的最高纪录。我们的教科书要有抗战，但要把生活加进去，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联合起来，这就是‘抗战教育’的‘知行’教育。”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边区中央局副书记谢觉哉，都到学校看望过师生。周恩来也经常到学校来，他和邓颖超还捐赠过不少物品和钱给学生们。每次周恩来和老师同学们一起看戏时，总会把几个烈士的子女抱在腿上，边看戏边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给了这些孩子父亲般的疼爱。

毛泽东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1938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项苏云上学不久，有家的同学周末都回到父母身边了，剩下一些没有家长的孩子，就跟着老师到山上去玩。那漫山遍野的花朵让大家很开心，一会儿功夫，大家就采来了大捧美丽的山花。

我们有好几个同学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怎么样?老师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一群小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住地走去。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毛泽东看到是我们一群娃娃来了，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场，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毛泽东把我们领到了一问简朴的会议室，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把鲜花献给毛主席。毛泽东热情地招呼着老师和同学们，大家一面吃着饼干，一面和毛泽东聊了起来，师生们踊跃回答着毛泽东询问的问题。后来毛泽东问几个同学：“你们在学习、生活方面还有什么要求吗?”大家愣了一会儿，不知从何说起。我在老师的提醒下；很大方地站起来说：“毛主席，我们能到苏联学习去吗?”毛泽东顿了一下，回答说：“是啊，苏联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领导的苏联布尔什维克破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样的社会制度具有很多优越性，是理想的社会，世界上的劳苦大众都向往那个地方，你们想去那里学习、生活，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苏联虽然很大，可也不能容下(全)世界的劳动大众啊。我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照苏联的方式，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先去推翻自己头上的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光明幸福的新中国。那时，我们就不一定去苏联，同样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过上没有剥削压迫的幸福生活!”

毛泽东的话贴切有理，那次谈话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与父亲在一起的12天

项苏云出生时，父亲项英已经到了苏区，所以自出生后，项苏云从未见过父亲的面。直到1938年的秋天，父亲项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已经长到了7岁的项苏云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并和他相处了一生中仅有的12天。

当年，项苏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是她和父亲唯一的相见。

那天，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来了，说有人来接我，说我爸爸到延安了。我当时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就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来人是张浩的警卫员，和我一同去的还有张浩的两个儿子。警卫员带我们到延安城里的一个院子，一排平房前。这时，我从门口向里望，里面坐着三个人，两个人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个人坐在床上，其中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腿上还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她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着一个童花头。我进屋后，坐在右边椅子上的张浩伯伯，就给我一一介绍：坐在床上的这是朱爸爸(朱德)，坐在左边椅子上、抱着小女孩的，是刘爸爸(刘少奇)，那个小女孩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张浩告诉我，等一会儿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参加欢迎你爸爸的欢迎会。

欢迎会是在八路军大礼堂开的。我跟随着朱总司令他们，来到了八路军大礼堂。那时的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跟着进去以后，大人们都相互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过身面对着整个会场，找我爸爸。陈云走过来叫我：“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对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的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欢迎会没有开完，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突然流起鼻血来，而且流得还挺厉害。爸爸一看很着急，却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坐在后面的马海德医生走过来，拧了一条凉毛巾，敷在我的鼻子上，过了一会儿，鼻血才止住了。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学校去，于是爸爸派警卫员把我送回了学校。第二天放学，爸爸亲自来学校接我，我才跟他走了。后来的一些天，晚上我就到爸爸那里去住了。

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4岁的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但是因为弟弟太小，夜里老是哭闹，影响爸爸的休息和工作，就把弟弟送回了保育院。爸爸带我去保育院看过弟弟两回。那张马海德医生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为我与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我保存的这张照片，还是上世纪50年代，我去周总理家玩的时候，邓妈妈赠送给我的。父亲当年把这张照片洗印了很多张，分送给战友，邓妈妈给我的这张就是其中一张。我头上戴的帽子，就是父亲去延安时带给我的。

在和父亲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他对我照顾得很好。给我洗手、洗脚、穿衣服，有时间就陪着我，呵护关心。现在我才明白，父亲体味了父女间的天伦之乐，他在尽力补偿父亲对子女的歉疚。记得爸爸在延安时，有一天，他亲自请郭青老师吃饭，以表达他对老师的感激。当父亲亲自给郭青斟酒时，小小年纪的我，却把郭老师的酒杯抢了下来，对父亲说，郭老师不喝酒。不喝酒。弄得两个大人相视而笑。

那时，日本军队的飞机常常在白天来轰炸，我们学校就要躲进山里上课。有一天晚上，郭老师来告诉我，说我爸爸白天来过学校，想再来看看我，说是他有任务，马上就要离开延安了。

我和父亲就这样永远地分开了，来不及告别。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永别，以为父亲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所以并没有悲伤。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应该说，我从小就是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中长大的，没得到什么父爱和母爱。在见到父亲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父亲，脑子里没

有“父亲”的概念。这次在延安的见面和接触，我才对父亲有了至深印象，而父亲也把他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全部给了我。

母爱的缺失，留下了我一生的缺憾

项苏云和父亲之间，虽然仅有一次相见，但毕竟在项苏云的生命中留下了记忆。对于母亲，在她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她也曾向父亲问起过母亲，但父亲没有对她说什么，只是沉默不语。

我到了延安后才知道，母亲曾在三个月前，带着3岁多的小弟弟到了延安，把弟弟留下后，一个人返回去，此后就杳无音信了。我和母亲错失了最后一次相见的机会。当时，我非常羡慕有母亲在身边的同学，渐渐长大后，才逐渐了解了一些有关母亲的事情。

1931年，母亲在上海生下了我。她独自把我带到了两岁，然后就奔赴苏区与父亲一道工作了。1934年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后，我母亲和坚持留在中央苏区的一万多人被敌人包围。突围时，正怀着弟弟的母亲与中央苏区政府的妇女部长周月林和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一道在福建被俘。被俘时，母亲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审问中也没有露什么破绽。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多，我的弟弟就出生在监狱的牢房里。但就在母亲和周月林被保释，瞿秋白也快要获得自由时，国民党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杀害了瞿秋白。

从监狱中被释放的母亲，历尽艰难找到了在皖南的父亲，并向父亲讲述了被俘和在狱中的全部经过。后来，母亲把弟弟送到了延安，在返回皖南途中，不幸失踪，从此再没有下落。

对于母亲的失踪，当时社会上有不少谣传，说我母亲出狱后，找到了父亲项英，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和母亲与周月林有关系?父亲看母亲显得很紧张，就认为是母亲出卖了瞿秋白，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把母亲枪毙了。其实这都是谣传，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解放后，与母亲一起入狱和被释放的周月林被打成叛徒，关押了12年。直到1979年，从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一篇当时中共福建省委“投诚”人员的自供，才弄清了真正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谁。至此，我母亲和周月林的忠诚和无辜才得到证实。

我对妈妈根本没有什么印象，我仅有的一张母亲的照片还是从别处得来的。那是文革时期，我去上海参观，住在我丈夫的朋友家里。有一天，朋友的一位友人来拜访，看见了我，忽然说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是从上海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里要来的。他给我翻印了一张，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收藏到现在。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只能依靠模糊的照片来辨认母亲的容貌，在照片上抚摩着她的手、她的脸，感受那从未碰触到的母爱。

在大家庭中生活

延安保育小学的同学经常说，在他们的印象中，学校更像是一个大家庭。同学间好像兄弟姐妹，大的都要照顾小的，郭青老师就像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一样。他和我们朝夕相处，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奉献给了我们这些孩子。正如他自己说的：“终日同孩子们在一起，看到他们的纯洁天真，心情为之感动。我的学生太多了，虽然我不一定记得每一个人，但我都爱他们!”

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姓“叶”的保姆照顾我。她是云南人，小脚，很细心。那时候，我非常羡慕有妈妈的同学，有时甚至梦见妈妈搂着自己睡觉，看到别的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就觉得很委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带过我的一些妈妈、阿姨，都感觉我懂事，特别乖。蔡畅妈妈就特别喜欢我，还认我作干女儿。有一次在蔡妈妈家，不知怎么，我的衣服被炭火烧了个洞，蔡妈妈就教我怎么织补，经线纬线，挑来挑去，织补得很好看。蔡妈妈还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爱整洁的人。她看的报纸、写字的纸、笔都摆放得很有规律。

1938年秋天，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保小从延安疏散到了安塞的吊儿沟。那是一个偏僻、狭窄的小山沟，只有几排简陋的窑洞，老师和同学们都住在一起。按孩子的男女大小来分，20多人住一个窑洞，睡在一排土炕上。郭青老师也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他睡在炕沿口上，看管着一炕的孩子。

晚上起来小便的学生，都要到远处的山坡上。这个荒野偏僻的山沟里有野兽，有一个同学因为夜里小便受了野狼的惊吓，逃跑时摔伤了腿。后来学校就在每个窑洞门外放一个便桶，好让同学们起夜时不必走远。尽管这样，郭青老师还是不放心，他总是叮嘱同窑洞的学生：“你们谁夜里起来，一定要叫醒我。”后来担任过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的贺光辉回忆，有一天夜里，他悄悄起来，本不想惊动郭老师，但郭老师还是被惊动了，他爬起来说：“怎么不喊我。”他披上衣服，跟着贺光辉到门外，一直陪着他解完手。贺光辉心想：即便是亲生母亲，也不一定管得这样细心呀。

尽管每个同学都能记得郭老师的抚爱，但在我们那么多同学当中，谁也没有我和郭老师的感情深。郭老师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护送到了延安，他也参加到了革命队伍中来。抗大学习毕业后，又回到了“保小”，和我朝夕相处，给了我那么多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同学张业说，她刚从白区被接到延安进“保小”上学时，郭青老师曾把她叫到办公室去对她说：“你同班的同学项苏云，是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女儿，父母都不在身边，你以后要多和她一起玩，多关心和帮助她，即使吵架，也要让着她一点。”张业记住了老师的嘱咐，以后总是主动找我一起玩耍，我们之间很快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从没吵过架。

“保小”迁到安塞以后，闹过两次严重的粮荒。每顿饭，我们每人只能吃到两个小土豆，我饿得哇哇直哭。郭老师看了实在不忍，就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个白馒头让我吃，尽管很馋，可我也没有自己独享，而是举着馒头跑回了宿舍小院，大喊着：“我有馒头，我有馒头啦!”同学们呼啦一下围过来，你掰一块，她咬一口，很快就把白馒头瓜分光了。我自己虽没吃上两口，但心里还是高兴。我把郭老师的爱，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了。

小学毕业后，我上了延安边区中学，郭老师也调到了绥德县任教，但郭老师始终没有忘记我这个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的孩子。有一次，郭老师从绥德回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他先把我从学校里叫了出来，对我说：“苏云啊，过去咱们没有钱，吃不起，现在我在绥德教书，赚了几个大洋。咱们一起去吃饭吧。”他拉着我到了新市场那里的一个饭馆，饱吃了一顿。吃完还给我带了一大包锅贴。临别时，郭老师还送给我一把他专门为我打制的银勺子，勺把上刻了我的名字，最后，郭老师又塞给我两块银元，要我留着花。虽然非亲非故，但郭老师待我却比亲生女儿还要亲。

在张浩伯伯家过假期

自1939年以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对一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干部子弟以及一些烈士的子弟，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和管护，每到星期天和假期，中央组织部和一些单位就派人接这些孩子们回延

安度假。

1939年暑假的一天，郭老师告诉我，有个叫张浩的人派警卫员来接我回去。我说不认识，但孩子有一个心理，总是羡慕有家长的同学，非常愿意有人来接走过周末和假期。于是我就跟着张浩的警卫员回去了。当时接的不止我一个人，有一大帮孩子呢：有张浩叔叔的两个儿子，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方志敏的两个儿子，还有不少派到前线去的干部的子弟，统统被接到了张浩叔叔的家里，我数了数，一共13个孩子，都在他家过暑假。

张浩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留在武汉的张浩秘密筹划组织年关的暴动。在秘运兵工厂的武器失败后，他决定自己试制炸弹。一天深夜，张浩他们在家中试制雷管时，不慎引起爆炸，惊动了街上的巡警。张浩的妻子为了抢救受伤的同志，匆忙撤离，未来得及抱走刚满月的小女儿。第二天，敌人贴出告示，想以招领小女孩来抓捕共产党人。张浩夫妇强忍着内心的悲痛，阻止了准备前去认领孩子的同志。敌人看计谋没有得逞，残忍地将张浩的小女儿扔进油锅活活烫死了。

张浩伯伯给我们这些孩子办了一个学习班，他给我们规定：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上午是学习时间，不能出去玩，要看书写作业，班长要检查，每天下午休息一下．就可以出去玩，在延安有亲戚的星期六可以去，但星期天一定要返回。

那时，我们小孩吃的是大灶的伙食标准，张浩的伙食标准是小灶，他就把自己的标准拨给我们一些，还请来他的厨师为我们掌勺，想办法让我们这些孩子吃得好些。

我在张浩伯伯家里过了两个假期，假期中每逢星期六，就回蔡妈妈家。有一次，蔡妈妈生病，怕传染给我，没有过来接我。看着其他孩子都被接走了，我急得哭了起来。张浩伯伯就把我领到他住的窑洞，拉开他的抽屉给我看，里面有好多老乡们送他的红枣、年糕什么的，他把吃的东西拿出来说：“苏云，不哭了，你在这里尽管吃。”

其实，那时张浩伯伯的身体一直很虚弱，没多久就病重住进了医院，我还去医院看过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革命生涯中，曾三次受伤，两次被捕。三十年代初，他被派往东北筹组满洲省委。在担任省委书记时，因为叛徒告密，他被日军逮捕。日军对他严刑逼供，将他的手脚捆绑起来，用棍子撬开他的嘴，往肚里灌水，灌满水后在他的肚子上踩杠，冷水和着血从鼻子、嘴里往外流。数九寒冬，他们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皮鞭抽打，然后把血肉模糊的他丢到缸里。酷刑折磨下的张浩伯伯没有吐露一字党的机密，后来党组织将他营救出狱，但他的身体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致造成了过早的病逝。

蔡妈妈啃鸡爪子，我吃鸡大腿

1941年冬，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后，延安中央组织部特别派人到白家坪的保育小学慰问了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送了她一件棉大衣。暑假以后，为了照顾项苏云，又特意把她留在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附属子弟学校继续上学。这段时间，项苏云姐弟在蔡畅家里度假的时间最多。

那时，蔡妈妈家有好几孔窑洞连在一起。最里面的一个窑洞是蔡妈妈和李叔叔住的，外面一间窑洞蔡妈妈办公，最外面还有一个窑洞是李叔叔用来开会和接待客人的。我和弟弟回去就住在最外面的窑洞。

我弟弟从小就有尿床的毛病，蔡妈妈常常半夜来叫他起床上厕所。有时怎么也叫不醒，她就拿一根棍子在桌子上一敲，吓唬帝弟弟说，再叫不醒，我就要拿棍子打你啦。弟弟一听，吓得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蔡妈妈就是这么细心地照料着我们的生活。

蔡妈妈对我们的管教也很严格，特别是对我的弟弟。有时老师告状，把他的捣蛋的事告到了蔡妈妈那里，蔡妈妈就要对他来一次严厉的批评教育。后来，我弟弟就有了一句话：“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叔叔、蔡妈妈。”

有一段时间，蔡妈妈病得很厉害，已经卧床。当时蔡妈妈在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病了以后，大家都轮流来看望她，她身体本来很虚弱，还要接待来人，很耗费体力，身体有些吃不消，李叔叔就跟我说，苏云，你来帮叔叔一个忙，蔡妈妈休息时，你就坐在门口看着，来了人你就先挡一下，向他们解释一下。这样，我就在门口当了一个星期的特别“卫兵”。我从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一边看一边守门。有时，蔡妈妈在里面睡醒了，就让我进去陪她聊天，我就给她讲讲我刚看完的几本民间故事什么的，就像母女俩。蔡妈妈身体有病后，伙房为了照顾她，有时会给她炖一只鸡来。到了吃鸡时，蔡妈妈就开始给几个人分配，她说，李叔叔吃鸡不会啃，就让他吃鸡胸脯；我喜欢啃，鸡爪子、鸡脖子就归我来吃；苏云呢，你人小，就给你吃鸡大腿吧。所以每次吃鸡，我们就这么“分工”了。难怪蔡妈妈的女儿总是嫉妒我说：“我妈妈对你比对我还亲。”

野战医院的护士

1944年底，项苏云从抗小毕业，考入了延安中学。延中是在1938年创建的。当时延安是全国抗日革命阵营的中心，许多革命青年都投奔到这里。当时延安开办了不少培养干部的学校，如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但一些干部子弟、小学毕业生，还有文化较低的工农干部，需要一个中等学校来满足他们，于是延安中学应运而生。1947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延安中学转为野战医院，为前线的部队和伤病员服务。

我们这个临战上马的野战医院，当时分成了五个所，一个手术队。每个所有从边区医院抽调来的两位医生、两位护士，教给我们这些学生一些医疗技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一批伤病员从前线下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围上去看。刚一见那些血淋淋的纱布、绷带，血肉模糊的战士，我们都吓得不得了，手脚直哆嗦，可哆嗦也得跟着干呀。有时把绷带给伤员缠得太紧了，伤员叫唤起来，才又拆掉了重缠。后来慢慢就适应了，跟着边区医院的护士一点点学习包扎处理，酒精消毒敷药，绷带包扎，学习怎么洗绷带，怎么消毒。尽管当时的医疗器械奇缺、简陋，甚至从山上折来树枝，消毒一下，就当了镊子。

我们野战医院总是跟着部队走，仗打到哪儿，野战医院就迁到哪儿，打仗送下来的伤员经过我们的包扎处理，再往后方转移。有时部队撤走了，伤员来不及往后送，我们就要在敌人到来之前，带着伤员迅速转移。

有一次战役结束后，医院的担架不够用，两个通讯员就骑着马去找前线部队请求支援。那时总后勤部是周恩来负责，结果他们两个人很巧，在路上就碰到了周副主席。周恩来急忙问了两个警卫员什么事?他们两人说：我们医院现在有好几百号伤员，一副担架也没有，马上撤退，要我们怎么办?周副主席一听，马上写了一个条子，说批给你们800副担架，很快就会送来。两个通讯员一听，高兴极了，赶快跑回去报信。这时，飞机还在天上轰炸，担架一时还没来。轻一点的伤员已经被搀扶着开始撤离，行动不了的重伤员只能等待，我们大家都急得不行。后来担架队来了，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分别押送着几百副担架和伤员后撤，我和另外一个护士，两人就押送了100多副担架。

1948年春天，毛泽东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在撤离陕北，往河北行走的途中，任弼时伯伯仍然惦记着我，他专门给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叶继壮打了一个电报，叮嘱他找一下第四野战医院的项苏云，让她随中央一起行动。我们医院的李政委找我谈话说，上面有要求，中央机关撤离时，要你跟着一起走。当时我正在野战医院组织的宣传队里为地方群众做宣传演出，我不愿意离开同学，离开野战医院，但政委要求了，我只有服从。

第二天，我就动身了。整整走了三天，才找到了总后勤部部长叶继壮。他看过介绍信说，明天我安排一个小鬼送你到西口，对面就是中央办公厅。第二天有个小鬼拉来一匹马，把我的行李捆上，我们俩走了一天，过了黄河到了对面的西口，刚好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伯伯他们在那里。杨尚昆、叶剑英、汪东兴都在那里等着毛泽东。毛泽东来了以后没有停留，直接往河北平山方向走了。

后来我随着中央办公厅的后勤大队走。当时大队长是汪东兴，和我一起走的还有任弼时的女儿及任弼时的警卫员等，全大队约有一、二百人。走了几天，路过冀西北，后来一直走到了河北的平山县西柏坡。

我是这样离开了野战医院，离开了延安中学的同学和老师们，也离开了延安和陕北。后来，任弼时伯伯让我随着工人代表团到了东北，来到哈尔滨的蔡畅妈妈那里。当时正好赶上党中央在选送一批延安青年去苏联学习，于是在1948年秋，我就和21名青年一道赴苏联学习，成为后来被称为“4821”的成员之一。

后记：项苏云在苏联学习的是纺织技术，1952年回国后，她先到北京第二棉纺厂当车间主任，后又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研究所、情报所所长。1984年，她由于视力和身体原因，调到中国科协搞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工作。那时，她参与组织了青少年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为祖国争得了不少荣誉。虽然项苏云现在的视力几乎是零，也过着离休的生活了，但她的心仍然很热，她希望还能为社会、为青少年一代多做点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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