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之父——张伯苓

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张伯苓

他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

甲午战败，作为海军军官的他悲痛欲绝，痛感欲民族振兴，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国人。于是，他弃武从文，一手打造声名显赫的南开教育，可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他倡导实业救国，更是发展和普及体育运动的身体力行者。

我们应该记住他的名字，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七七”事变后，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75岁。

百年南开，风雨征程

创办于1904年的南开学校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其中的最初44年始终是由张伯苓担任校长。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张伯苓历尽艰辛，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当年，有人称他为“孔后办学第一人”。从一个私家塾馆发展为闻名遐迩的中学，再增设大学，进而办成当年的知名高校，张伯苓无疑创造了二十世纪的办学奇迹。

张伯苓尝言：“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他在世的七十五年中，大部分时间为南开学校而喜而忧，殚精竭虑，从无保留。不过，在他最后的几年，却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以至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最终在南开校园被视如“瘟疫”，自感“一生事业全遭否定”，在黯然心绪下抑郁而死，令人唏嘘。

弃武从文，买舟东去

历史上总有几个年份被人反复提起，1894年就是这么一个令中国人忘不掉的年份。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了30多年的北洋水师，竟然在短短的两天里，在日本海军手里覆灭了。在这样的年份里，许多的中国人梦想破灭了，许多的中国人也觉醒了。

一位年轻人就在这时把沉重而屈辱的记忆埋在心里，脱下了北洋水师军装，带着一分决心、几分彷徨，去寻找新的救国之梦。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大教育家张伯苓。

30年后，已是南开大学校长的他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我在北洋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人夺去。当我到刘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那英兵身体魁梧，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看中国人的样儿。但是吾们中国兵则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两个兵若是一比较，实有天地的分别。我当时觉得羞耻和痛心，立志要改革我们的中国人。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他从此认定，国家积弱，乃国人不能自强，而欲使国人自强，必发展教育，遂立志“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中国不缺乏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又能将其真正实现的人则是凤毛麟角。在当时，用教育救国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当时的中国认识到教育紧迫性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白手起家干出一番成功事业的人却不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是倾一人之力能够在短短20年内先后兴办南开中学、小学、大学、女中，重庆南中、南开经研所、化研所，以至参与办西南联大，凄凄惶惶，席不暇暖，奔走呼号，惨淡经营，数十年如一日的，恐怕只有张伯苓一人。

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一些开明人士同样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天津著名的士绅严修就是其中的典型。1898年初冬的一天，张伯苓和严修第一次会面。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严修礼聘张伯苓担任严氏家馆的私塾教师，两人结成了莫逆之交。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人跑到日本去学习，形成了一个留学高潮。因为中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过去的学生，打败了自己的老师。甲午战争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于是，当时的中国有一种潮流，就是要学习日本，买舟东去。

1904年夏，张伯苓和严修东渡日本，考察其教育发展情况。他们想要弄清楚，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30年就如此强盛，而中国却一直贫弱。这一次日本之行，为他的教育救国理想，找到了可供借鉴的近代教育模式。张伯苓与严修就在这次考察回国后，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办起了南开中学。后来，张伯苓又靠民间集资，办起了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

1904年10月17日学校开学，招收学生73名，其中一名学生是梅贻琦。20多年后，梅贻琦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执掌清华帅印将近20年。

八百亩围塘上的学府圣地

一个在甲午战争后，敢于果断埋葬自己的人，也决不会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张伯苓不会沿着一条人家的路子走到底。他决定去美国，学习新的办学理念和方法。1917年，张伯苓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后来，他婉言谢绝了哥伦比亚的邀请，从美国回国，途经日本横滨，当年南开中学的学生前来迎候自己的校长，这当中就有周恩来。张伯苓充满信心地对自己的学生说，我要回去办南开大学，你们都可以回天津，上南开自己办的大学了。此时，张伯苓手里还只有多年前买下的天津南开洼八百亩围塘。张伯苓反复对学生讲，要在南开洼上办大学，“我买了八百亩地，大半都是围塘，我为什么买那么多围塘啊，围塘可以变嘛，变平了就是一块陆地啊。我买这个地，就是预备将来要开南开大学。”

1919年9月，在南开洼八百亩围塘之上，南开大学建成开学了。第一批学生96人，周恩来也在其中。当年的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所谓的私立，就是没有政府拨款。但张伯苓说，私立不私有。南开大学的维持主要靠社会捐赠，但办一所现代大学，经费是庞大的，压力也是可以想知的。南开每年都有几万块钱的亏空，曾一度几乎办不下去。张伯苓谈起办学的困境，说他雨中走在南开校园里，看到那雨滴打在小树上，水点儿往下滴，就感到像自己在落泪一样。

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南开作为私立学校，办学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它不同于国立学校，也不同于教会学校，一切经费来源都有赖于私人捐赠。从经费筹措、校址选择、校舍兴建、设备购置，无一不经过张伯苓的精心筹划，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时代，办学经费竭蹶，处境十分困难。在筹办大学时，屡遭挫折，学校有时因经费无着落，不得不暂时停课。张伯苓惨淡经营，本着与人为善、爱人以德的精神，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使南开不但维持下来，并且逐年都有发展。他在筹措经费上时遭碰壁，但从不灰心。曾自喻“不倒翁”，谓“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在民国教育史上，最大的奇迹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而是那个在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年代中全靠募捐，艰难发展的私立南开。”

民间私立大学，纯粹靠自己来募款，走出一条路。靠着张伯苓四方化缘，南开大学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不仅没有像当年同时出现的许多私立大学那样一个个倒闭，而且越办越好。当时，永利、南开、《大公报》被誉为天津三宝，当时流传一句话，“入的南开，便可放心”，这些都足以说明南开之成功。

20世纪30年代，沿学校的主干道大中路，七桥一湖，夏季飘荷，冬季舞冰；南望思源堂，北瞧木斋图书馆。学生常雇一小船，放舟而去，弦歌不辍……

从百亩围塘到学府圣地，全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这样的集资成绩，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但个中艰辛，又有谁能知晓？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张伯苓曾把近代中国衰弱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愚、弱、贫、散、私五个字。他提出为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就要培养救国建国人才，“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揭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而南开精神——“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正是要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并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他又说：“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张伯苓当时办学的目的是救国，所以他的第一要务是在实用，实用才能救国。他说：“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救国抱负。由此，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

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经济操纵在外国人手里。所以，张伯苓把“应用”二字提到特别重要的位置。南开大学率先在国内创建了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化工系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他们与天津的民族工业紧密结合，用外国人承办一半的费用，建起了一个年产五万吨的硫酸厂。南开与天津的民族工业紧密结合，结束中国不能制造硫酸的历史，其意义深远。

南开大学化工系硫酸厂建成以后，天津市就成为我们国内第一个酸、碱、盐都有的化工重镇。天津市成为我们国家最早的化工重镇之一，与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有关系。

南开从那时奠定的“实用”风格促使其经济学和化学等学科一直在全国的大学中居于前列，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身处开放天津的张伯苓，对中国士大夫轻视体育的传统观念深恶痛绝，张伯苓十分重视体育教育，被人称为“体育校长”。他认为在体育精神中散发的爱国主义精神，团体精神，不服输精神等等，都是医治国人病症“愚弱贫散私”的良方。1910年，张伯苓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400名拉拉队员，在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上，举牌变幻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字样，抗议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要知道，当年在南开中学与大学之间横亘着海光寺日本兵营，南开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中不时搀杂着日军演习的阵阵枪炮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攻天津，首先轰炸南开，大学和中学均被夷为平地。南开大学是抗战以来第一所罹劫的高等学府。当时的报道说：“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两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同，烟火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

在短短的两天里，熔铸了张伯苓几十年心血和生命的书声琅琅的文化殿堂变成了蛮荒之地，南开被洗劫一空。

40多年前，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惨败，打破了张伯苓从戎救国的理想；40多年后，张伯苓亲手建立起来的南开，又毁于侵略者的暴行，但这一次却更加坚定了他办学的决心。当时正在南京的张伯苓悲愤填膺，发表公开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张伯苓再次让世人惊奇与感动。他与蒋梦麟、梅贻琦一起，将被炸的南开大学和西迁的北大清华组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体——西南联大，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凄凉晚景

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由于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原因，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从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1951年，开创南开奇迹，掌管庞大而卓有声誉的南开学校教育集团的张伯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曾经，张伯苓和他的教学事迹被层层掩埋。如今，对于这些问题的是是非非，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我们终于有机会清除历史的尘封，重温张伯苓的丰功伟绩，并对这位伟人致以深深一躬。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他的功勋将被人们永远地铭记。

(编辑 田静)

推荐访问:南开 之父 张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