跻身教育的“精神贵族”之路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1673—4289(2010)01-0071—06

以“跻身教育的‘精神贵族’之路”作为访谈文本的主标题，事先并未征得查有梁教授的同意。查有梁教授是我国教育研究的先锋，是不断学习、锐意创新和无私奉献的楷模。解读他，似乎只有借用“精神贵族”一词才足以概括他精神的强盛和富有。作为传承和推进人类文明的研究者、教育者，做一个精神贵族，难道不是人生的至高追求?

通过访谈，跟踪查有梁教授做教育研究的心路历程和实践历程，也许能帮助我们走近这座精神的高山，去感受其智慧和人格的力量，获得怎么做研究的启迪。

——编者

本刊：查老师，阅读您的教育论著。感觉既充满学术力量而又不失灵动，既细致入微又不失大气。那种在勾连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所蕴含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智慧无不令人欣赏与折服。尤其是现场聆听您的学术讲座。我们发现您又是那样诙谐乐观。有一种老顽童般的天真。例如，您谈到兴致处、动情处。便高扬嗓子唱起来。摆动身子扭起来。引起全场的捧腹与喝彩。您的这种表达方式。不仅生动地传递了抽象而严肃的学理，消除了人们对于教育科研的敬畏与隔膜。而且展现了研究者充实乐观的内心世界和做学问的风采。您是少有的“两栖”研究者，多年来。您在物理科学和教育科学之间自由穿行。虽然物理研究是你的本职，但教育研究已经融入您的生活世界。成为您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请问。您的这种研究能量是怎样获得的?

查有梁：我在研究上之所以有一些成果。很大原因在于读小学、中学、大学时的基础打得好。我的老师很好，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之所以选学物理，与小学老师有关。当时的教育不太强调科学教育，但是我在成师附小读书时的老师很重视，不仅自己演示科学实验，还让学生尝试实验操作。我们很感兴趣，这直接影响到我后来的专业选择。我对学校教育始终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因此写了《小学之精神》(2008年出版)和《中学之精神》(2009年出版)。

还有，这与我的家庭也有很大关系。我父母很重视环境对我的影响，为此他们效法孟母搬了三次家。其中有一次搬家是因为日本飞机轰炸成都，不得不搬，最后才搬到成师附小的附近。我不是特别聪明，读小学时，成绩一般在五名到十五名之问，只有一学期得过第一名。当时我家请有一位家庭教师，父母还为我提供儒家经典书籍以及人文和科学方面的读物。我父亲熟读“四书五经”，母亲信佛，我因此受到熏陶，在做人方面学会了与人和谐相处，别人都愿意与我交往。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与我后来的发展密切相关。儒家和道家思想以及前人的教育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如果不继承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不学习吸收前人好的经验，我的研究就不会有较大的进展。我在大学学物理时，想到要当物理学教师，就读相关教育方面的理论书籍。当时读了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还看了《中国教育史》与《外国教育史》两本书。凡教育史书上提到的经典著作我都想看，慢慢地找，慢慢地读，并对公认的“经典著作”细读，有的甚至精读了三遍。

在物理学方面，工作以后，我系统地研读了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原著。这些都是继承，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研究才可能有所创新。在我有了新家以后，我的岳父、岳母、夫人都非常理解、支持我的生活与工作，承担了教养儿女的大部分繁琐的家务，我永远感激他们，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安心研究的时间和空间。没有这些条件，我是没法完成这些研究的。

本刊：您学的是物理，毕业后就当教师。看来您与教育早有缘分。因此才有了后来对教育研究的兴趣。

查有梁：是这样。我当教师的决心下得很早，读高中时就有了当教师的想法。那时，我将各科教学，参考书都读了。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受到老师的赏识和肯定，认为我“很能当教师”。毕业时，我的大学老师推荐我到成都七中这样的名校教书。在过去的生涯中，我在物理研究上花了大概一半的精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认识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三个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于是较早、较多地运用系统科学研究物理学，后来又研究教育学。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系统观测和逻辑体系，所以，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上不可能走向近代科学。这是他们对“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一种回答。我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做研究时，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中国古代物理中的系统观测和逻辑体系及对现代物理的启发》，被邀请在“中国物理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大会报告(1982年12月23日)，论文公开发表后，得到杰出科学家钱学森的肯定。为此，钱老主动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后来，我用英语撰写了一篇论文《落下闳系统与托勒密系统的比较》，应邀参加了“第十七届国际科学史大会”(1985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我已出版的《世界杰出天文学家落下闳》一书，就是在这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落下闳(公元前156年一前87年)是汉代在四川阆中出生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我以一种崭新的观点回答了“李约瑟问题”。我提出：“中国古代科学中有自己的系统观测和逻辑体系，因而，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上，也是可以通向近代科学的，这只是机遇与时间的问题。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科学和科学史都还在不断发展着。”正因为有这些研究成果，哈佛大学的科学史系邀请我做高级访问学者。同时，我也在哈佛大学的教育研究院做高级访问学者。我出了几本关于物理学的的书，主要的一本是《牛顿力学的横向研究》，以及一篇研究报告《信息测不准关系》，发表在《科学通报》(1988年，英文稿发表在1989年)。这篇研究报告得出了广义的“不确定性原理”的公式，由此，可以推导出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这有较大的创新。

本刊：过去，我们只了解您在教育研究上的建树。没想到您在物理研究上同样成绩斐然。

查有梁：我在物理研究上的成果不多，倒是在教育科学研究上的成果要多些，影响更大些。我过去业务生涯的二分之一精力是从事物理研究。二分之一精力从事教育科研。现在我反思自己在物理研究上花的功夫不小，但没形成大的影响，是因为我没有较早与最前沿的人物打交道。而在教育研究上就不同了，起点要高一些。到成都七中教书不久，我有机会参与四川省初中物理教材编写工作，当时我不到三十岁，就让我当省教材编写组的组长。编教材使我有了较高的发展平台。后来参与高考命题，又获得一定提高。这些较为丰富的教育实践，为我深入进行教育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在教育研究上的收获比物理研究上的更大，还与我较早得到肯定有关。我认真研究自然辩证法和系统科学，最早在《教育研究》上发表了《教学辩证法》的论文，时间是1979年。1984年《教育研究》杂

志第五、六、七期连载我的论文《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及其对教育科学的意义》。这篇论文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因为文章观点与方法新，还因为该论文从理论到操作上都有很多具体的东西。在文章中，我提出了反馈原理、有序原理、整体原理，认为这三个原理是教育科学基础的观点，并用它们来阐述教育中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元晖老先生对此论文评价甚高。他主动推荐我当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组成员。当时我才44岁，而这个组的其他成员都是资深老教授，如刘佛年教授、张健教授、黄济教授和瞿葆奎教授。我在这个组里工作了15年，连任三届成员。这个组里只有我一个人是非教育界的，因为我是在社会科学院工作。

在教育研究上，我并没有申请很多课题，基本上没有研究经费，但仍在很有兴趣地做教育科研。他们认为我的研究很有意思，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新的范畴如结构与功能、状态与过程、系统与要素等来研究教育问题，很有启发性。另外，我还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体系统地研究“教育建模”、“教学建模”，他们也很感兴趣。搞自然科学的人看了我的研究文章感到很过瘾。仅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人从哲学层面和方法论层面也能理解。因此，我的研究成果得到较广泛的认同和肯定，我研究教育的信心也大大增强。

本刊：如此说来，您的研究能量的形成。既依赖于扎实的学校与家庭教育奠基。又靠传统经典文化的滋养，还有一个能不断获取高热能和释放热能的平台。相信。这三点对现实人才的培养会有所启迪。针对教育，您还研究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果7

查有梁：我应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范畴进行教育研究，还写了一本书叫《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教育科学》，获得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收到钱学森先生给我的第二封信后，我将此书第二版改成《系统科学与教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然，我应用爱因斯坦的“探索性演绎法”探讨教育问题，比较抽象。我给教育学的博士生上《系统科学与教育》这一门课，发现他们学完这个内容后，有很多的东西还是没有懂；用这本书给校长做培训，校长们也普遍反映比较难。这就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做研究是为什么?”我感到自己研究教育需要下一个层次，于是我就着手研究“教育建模”。与研究教育原理和范畴相比，这方面的研究降了一个梯度，因为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建模”是一种方法，它没有理论那样抽象，也没有操作那样具体。教育实践操作与创新需要教育建模的研究。在这个题目下，有很多内容可以研究。

我研究“教育建模”有20多年了，出了五本关于教育建模的书，有的还被教育部推荐作为新课程改革的学科培训教材。而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新课程改革前形成的，后来作为新课程的培训教材，说明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具有前瞻性。但是现在回头看，发现对广大的农村教师尤其是新上岗教师而言，教育建模还显得深奥了些。对他们讲太多的一般理论与模式建构，还不如将操作方法直接告诉他们，这样更有实用性。于是，我再降一个梯度，写了《给教师的20把钥匙》。这本书写的虽然大都是操作性的东西，但都是以“系统科学”与“教育建模”为支撑，因此，简单而不单薄，也更接近教师的教学实际，故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这本书在一年时间内加印了五次，深圳市还将这本书推荐为教师的培训教材。

本刊：您的研究“降一个梯度”，“再降一个梯度”。由高深的理性表达走向平易的经验传播。让广大实践者平视而非仰视，亲近而非敬畏，接纳而非拒斥。正是这种良好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情怀。使得您的研究深受实践者欢迎。学问渊博而不故作高深。处处为实践者着想。无疑也是一种境界。您出这样多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心力或精力上都需要很多的付出，需要沉下心来“坐冷板凳”。而您是一个大忙人，请您做指导的约请经常排满了您的日程表。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处理好研究与活动的关系?怎样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创新的激情?

查有梁：要做到这些，我的体会是三个字：超功利。现实社会，有的人活得很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过于功利，太计较得失，结果，每做一件事都在给自己的身上压一块石头，心理负担沉重。你说这样累不累?我做教育科研，说不累是假话，但是我有兴趣，我喜欢，所以不感到累。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搞研究不要想得什么奖，要有什么回报，重要的是你的研究是否对别人有用。我多次在各种场合公开地说，只要大家需要，我的研究成果谁都可以用。我不保守，我的研究成果和讲课的PPT都发在网上，供大家下载使用。虽然，教育研究与我本职的研究方向并不太密切，但是我花了很多的精力，而且做得很快乐，感到有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地去研究。我无所谓有何名利，也无所谓学术界权威人士认同与否，这就是超功利。老子说得好：“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超功利”不是不要功利。而是不要去争功利，有为、有贡献，才能让大家都得到更大的功利。

当然，能保持良好的研究状态和旺盛的精力，与我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运动习惯有关。年轻时，我喜欢跑步、打篮球和游泳。长期以来，我坚持每天游泳，中午一定要睡午觉。早上起得也较早。多年形成的运动习惯和生活习惯促进了我的可持续发展。毛泽东的“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的思想对我有很大影响。所以，如果身体不好，您有再好的想法也不能付诸实践。对此，我也有教训。刚工作的第2年，我每天起来就洗冷水澡，晚上又熬夜，每天太疲劳，心情又急躁，结果心律失常，住进川医3个月。后来，我学会了打太极拳，又开始读老子的《道德经》，方才觉悟，要“道法自然”。养身之道在于运动，养心之道在于放松。以后，我就更加重视科学健身。

我生活中几乎很多的时间都用于思考与研究，已出版20多本书，发表200多篇文章。搞研究是很辛苦的，也是很快乐的。写一篇有新意的论文，要花很多时间收集资料，然后集中时间写作。而我很多有份量的文章都是利用节假日写成。搞研究必须认真、勤奋，有人认为我是轻易取得很多成果的，实际上，我是花了很大功夫和精力的。

本刊：功夫不负有心人。但在现实中。有的人付出了很大精力未必能取得相应的成果。而您的成果取得，一定还有多种因素。

查有梁：这当然与过去我在学校教育中打好了基础密切相关，与我重视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密切相关，还与我理解了教学必须在适应的基础上超越密切相关。你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自然会看得更远一些。

刚才您谈到怎样处理好研究与活动的关系。其实很简单，这种关系和矛盾无需“处理”。我们搞研究总不能闭门造车呀，你得与别人交流、研讨，在开放的心态中付出与获取，在付出与获取中提升和超越。所以，转换一下视角，我们会发现，这种互动式研究

对别人有利，让自身有益，是一种双赢的研究。正如老子说的“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别人给你提出问题，就是在促进你思考，这有什么不好?研究与创新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想想，如果你连问题都提不出来，能有创新吗?如果你的研究成果不能让更多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受益，你的研究还有多少价值?所以，参与各种研讨交流活动与独自坐下来潜心研究不仅不矛盾，而且能相互促进。在交流和思考中获得灵感，在宁静和探索中得到提升。我很多的研究成果都是从各种活动与独立思考交互变换中获得的，要有动有静，动静结合。这也许是做研究的“功夫在诗外”吧。

本刊：搞研究是一种高密度和高难度的智力活动，除了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还需要学识基础、专业修养、经验积累，尤其是需要创新的能力，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查有梁：研究要创新，要出成果，综合性能力很重要，这就需要打好各方面的基础，由此我想到了学生的学习与考试。在学生时代，是需要考试的，考试能促进学生将基础打好。中小学生在学习期间没有很好的自觉性和反思、改进意识，而考试会对其有所促进。我们不要将考试说得很坏，学生要适应考试。只要平时打好基础，就没必要惧怕考试。我在中学时代对各科学习都很认真，直到高考前，考文科或理科都没有定。所以，较为平衡地打好各学科基础很重要。我在石室中学读书时，虽然参加一些学科竞赛从来没拿到奖，但是我的基础打得好，为我创新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在大学时也坚持“打好基础”的观点，因此成绩很好，考试对我没多大压力。我很放松，很快就超越了考试，不计较考试成绩了。一个人尽早地超越考试，才能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才能拥有更大的思考空间，这和搞研究要“超功利”的道理一样。例如，上大学二年级时我就开始思考理论力学中的“天体运行统一的能量方程”，将原来的三个方程统一为一个，后来有关研究发表在杂志《力学与实践》(1979创刊号)。

所以，我感到，哪一天你不必去应付考试了，哪一天才可能开始创新，才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研究。钱学森有一个观点：“要培养十八岁的硕士。”取得硕士学位以后，就不必应付考试了。攻读博士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一心一意地研究与创新。一个人要尽早地由适应考试到超越考试，尽早地研究与创新。我认为教学的基本原理就是“适应与超越原理”。即教学一定要适应自然、适应社会、适应个性，才可能是面向现代的有效教学；同时，教学又要超越自然、超越社会、超越个性，才可能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教学。教学要做到“适应与超越”的有机结合，适应是超越的基础，超越是适应的提高。既有适应，又有超越，教学才能发展。

我们国家老是出不了很有份量的杰出的创新人才，是因为学生的学习不是为了打好基础。而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怎么培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事实上，这与刚才说到的需要考试并不矛盾。我强调的是需要处理好学习与考试的关系，而现在有些人看到考试的局限性就盲目地反对考试。考试是人类学习过程中永远存在的活动，是不能取消的。当前家长要求学生考上好的大学是可以理解的，学校提升考试的成绩和升学率是正常的，将素质教育和“应试”作为相互抵触的对立的力量来看待，是不恰当的。因为应试属于操作层面，只有操作不当，才会影响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根本与方向，从人类文明与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素质教育是主流。

本刊：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人们对于素质教育的理解还较模糊。在实施上也较迷茫。因此一讨论到素质教育为何步履艰难。就会树“应试”为假想敌，将板子打在考试身上。

查有梁：什么是素质教育?以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就是索质教育。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审美创新素质。素质教育的基本原理是先天素质与后天素质相结合的原理。人的“素质”既包括先天素质，又包括后天素质。培养、教育人必须将他的先天素质与后天素质有机结合起来。要在先天素质的基础上发展人的最大潜能，要不断提升后天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素质教育内涵是广泛的，应试能力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人的一生都要面临各种形式的考试和考验，在学校教育中应试是需要的。但是“单为应试而教，为应试而学的取向”是很不好的，不利于真正的人才培养，只能导致残酷的教育。学校的教学必须探索与实施“在适应的基础上超越”，既要适应考试，又要超越考试。

本刊：刚才，您阐述了学习与考试的关系，超越考试与创新的关系。并提出“适应与超越原理”，能帮助人们化解意识中的应试与素质教育的矛盾。这将有助于教育者在研究中想清楚一些问题。当前对教育研究的创新性要求较高。您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与方法?尤其是您怎样做好选题。使选题在一开始就显示它对改进实践的创新价值?

查有梁：关于教育科研，我总结了二十条经验。其中谈到选题。至于如何选题，我认为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是社会的需要，第二是自己可能完成的。第三是别人尚未研究过的。在这三个“集合”的“交”中选题，就有价值。而现在对于前沿问题的研究，大家更关注的是理论探讨的热点或实践运用的亮点。我在科学史上的研究选题就较好。我是四川人，当时研究“科学人才”，就选择了四川出身的两个科学人才：天文学家落下闳和数学家秦九韶。一是因为我对他们有感情；二是因为他们是四川本土人，我有条件找到较多的研究资料。我将同时期西方的科学家与之作比较进行研究，有些创新。比如，研究杰出数学家秦九韶的人很多，但他在《数书九章》的《自序》中附有的九首诗却很少有人涉及。因为这九首诗都是经典的文言文，还没有人进行过完整的翻译，很难懂。但我下了很大功夫，基本弄懂了，于是将其序言和九首诗完整地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通过研究，我完成了《杰出数学家秦九韶》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数学家吴文俊院士看了后给我来信，认为“此书必将成为被广为阅读与征引的读物”。这说明，选别人尚未研究的问题很重要。

选题上还应注意研究的问题是否有较高的价值。研究后是否能有效地改进实践，生效于实践。例如。研究永动机之类不可能实现的问题就是白白浪费精力。所以，选题不能跟公认的普遍原理相冲突。同时。研究的创新还应体现在研究的方法上。我用系统科学的原理研究教育，从理论和操作的层次，一一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别人没有这么做，我做了这些，就有些创新。

另外，对研究的问题要真正想通，要想得比别人更深刻才会出新。我经常采用“跨文化、跨学科、跨媒体”的方法，变换思路，从另一角度来思考、解决问题。研究要创新，还要能耐得住寂寞，不能浮躁，不能急于求成。我有一本书《恩格斯与物理学》，从成书到出版，历经了30年。如果过早发表，“硬伤”一定较多。

本刊：创新性研究是对别人的超越和自我的超越，在研究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发现。

查有梁：是这样。只要你敢于挑战困难，真正付出了，就会有创新的发现和收获。我称这种意想不到的发现为“生成性创新”。十多年前，我花了很大的力气研究学生素质评价，并形成了一个学生素质评价表，结果到现在，我才发现可以用来它来写评语。这个发现是通过与很多教师接触，了解到老师们写评语很艰难、很尴尬得出的。当然，确实有个别老师不会写评语，尽写些“大话、空话、假话”，对于学生没有激励作用。也有教师对学生“无限上纲”。如曾经有教师给中学生的评语写“该生不注意思想改造”，“该生对社会主义有不满情绪”之类，结果害了学生一辈子，学生也恨了他一辈子。一位学生在别人提到他的一位老师时，竟说：“他还没有死啊?”我感到震惊，为这位学生悲哀，也为这位教师悲哀。

教师怎么写评语?’究竟依据什么才能让学生心服口服?我用有具体评价内容的表格做调查，让学生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素质，并做一个统计分析，然后，从大家认同的素质项目里，由学生以自评的方式给出“优、良、中、差”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让教师进行再评价。结果发现，学生自评的结果与教师评价的结果差异并不大。这说明，先让学生自评，教师再将学生自评的结果与平时的观察相结合进行分析，写出“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评语，既能让学生接纳认可，又能促进学生“自我反思”。同时，教师的工作量也大大减轻。

在具体的操作中，只要学生能客观自评，教师就给予认可。学生对自身不足只要能认识到。仍可得到较好评价。但如果学生表现差自己又没认识到的。就不予认可。经过调查统计与分析，再进行自评和他评相结合来写评语，能令人服气。用这种评价表进行统计研究，我在十多年前就搞了，而十多年后才想到利用它来写评语(见《中国教师》杂志2008年第ll期)。可见，“生成的创新”也是不容易啊!这两年。我还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公安部的干部与民警的评价课题。

(未完待续)

栏目责任编辑：陈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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