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中的建筑

如果我们把80年代中国建筑理论与实践放到其文化背景中去，就会多少显得有些错位，因为在文化学术界关注“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建筑界的热门话题却是后现代主义。

以大众文化为依托，古典形式的回归，以及物质文明迪斯尼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是西方后现代艺术中较为特殊的一类。虽然在早期，其激进的折衷主义姿态使其具有了某种“先锋性”，但它的保守与回避现实问题的内质却很快被识别，并成为一种已经过去了的“潮流”。就连最早为这一现象命名，并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詹克斯也认为后现代主义在走向末路，为其送终的将是新现代主义者(注1)。由于文化和时代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中国建筑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无意的误读，后现代被巧妙地移置到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的乌托邦语境中，詹克斯式的后现代被认为代表了当代西方建筑的发展趋势，而其中那些受到商业主义浸淫的浮靡与玩世不恭则被有意“不见”。后现代主义在80年代被误读为有助于传统的现代转化的实用符号学理论和“文脉”（Context）理论，分别成为现代主义、复古主义和先锋派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注2)。这种奇怪的现象随着80年代末解构主义和日本先锋派建筑的传入而逐渐淡化。

80年代末以来，其它文艺门类开始强烈关注后现代理论，并用以阐释80年代的先锋文艺和90年代文艺的大众化、商业化现象。这时的建筑界，由于对后现代理论的整体观照，尤其是杰姆逊、利奥塔、德里达，以及解构主义建筑师埃森曼和屈米理论与实践的介绍，开始有意对80年代的詹克斯式的后现代建筑理论进行“清算”，但是这种反思很快就消弭在90年代的喧嚣的新语境之中了。

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在90年代仿佛横空出世，使得由建筑构成的我们的生存空间深深地陷入到后现代的幻象里，东方／西方、古典／现代的样式拟真地混杂在一起，拼贴成这个消费时代的狄斯尼乐园，甚至古典情怀和先锋姿态都成为商业文化的操作策略。与80年代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领导和业主表现出来的对建筑形式的前所未有的宽松和敏感……他们对建筑形式和流派的敏感已发展到大胜于建筑师的地步，往往表现得更为‘先锋’”(注3)。这使得80年代中国建筑界接受西方理论的激情和实践中的使命感失去了着落点和延续力，对多元的希冀成为多元的困惑。许多建筑师开始对理论保持沉默，不再追逐观念、思维和理论上的“更新”，不再对意义保持追问，而是倾心于更直观、图像化、实用性的信息，追求更为切实的当下的成功。80年代的冲破自我封闭、“走向世界”的情结被迫转化成一种内向的退守状态。由于追随西方新潮策略的改变，90年代建筑理论界转而更加关注以往被忽略了的其它文化现象，尤其是东方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带来重新反思历史传统的新情境。

对历史语言的商业主义杂糅，保守主义的挪用，以及类型学意义上的抽象重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拼贴，唤起了对本土文化的更为深入务实的探求。这种以传统和东方性为体认的激进折衷主义倾向，与文化理论界的东方主义和儒学复兴思潮相呼应，正在生成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地区主义，它一方面强化着对历史文化的非理性弘扬，另一方面又更加自我“异国情调”化，有意无意地迎合了西方和国内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当然也应该看到，它同时也唤醒了对地区性和对中国当下真实生存状态的把握，并由此形成了从未有过的语言活力。

90年代中国建筑呈现出“潮流”纷呈、砂金混杂的多元格局，粗略地概括，即有新折衷主义、通俗建筑、新传统主义、新主流建筑、新历史主义和新现代主义六种趋向。这里挪用了一些原已“物有所主”的词汇，但已完全是在90年代中国文化的背景中予以新的阐释了。

一、新折衷主义：消费时代的神话

在8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建筑依然以旧时代的遗存和第三世界的简易现代主义为基调。所谓旧时代的遗存，是指近几百年逐渐积淀下来的城市的基本面貌，其中包括古建筑片断和近代以来沿海城市旧租界西洋折衷主义等风格的建筑。而第三世界的简易现代主义则是指现代以来大量兴建的廉价而单调的各种建筑，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复古主义。到了80年代，由于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西方当代建筑思潮的输入，以及国内经济建设的高涨，中国建筑师以“走向世界”的心态创造了不凡的业绩，形成了复古主义（新古典主义）、后现代主义变体（新学院派）和现代主义当代化三种潮流。

但是这种脉络清晰的渐进发展随着90年代消费时代的急剧切换而消散。90年代是城市空间被巨型购物中心和摩天商业大楼占领的时代，这些大多由外方（或港台）或双方合作设计的建筑，由于纳入了真正商业运作的轨道，而首先通过大众传媒铺天盖地地涌入了人们的“视觉空间”。目前在国内报纸占有版面最大、设计最精良、语汇最具文化品味的，大多是售楼广告。这类广告甚至无孔不入地钻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值得注意的是摩天大楼不仅是商业的广告牌，而且作为社会改革开放的标志，也成为地区经济实力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集中反映，在各地经济繁荣的报道中，炫耀未来规划中高楼林立的景象已屡见不鲜。

高层商业性建筑的开发，只是在80年代才开始的，到80年代末，中国超过100米的建筑也不过30余座。然而90年代以来，百米以上的建筑已超过100幢，继高达200米的广东国际大厦和208米的北京京广中心大厦之后，施工中的建筑超过200米的还有30余幢，其中有近10幢超过300米。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人开辟上海租界，外国金融机构、银行、交易所、洋行以及工部局和巡捕房都设在此，历经一百余年不懈开发，才形成几十幢具有西方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组成的外滩景观，可谓“百年树一滩”。90年代以来，上海经过多年的沉寂，在“三年大变样”的口号下突然成了大工地，南外滩、浦东陆家嘴等地都在集中大规模兴建超高层商业建筑。陆家嘴已累计开工大厦95幢，南外滩亦将崛起40余幢高楼，最高达350米。北京亦不满足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正在强化和重塑其经济中心的位置。1994年2月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即有在市中心地段（复兴门立交桥至阜城门立交桥）上建设北京金融街的庞大计划，通泰大厦和投资广场的广告已率先醒目地出现在国内大报上。在大量兴建的商业性大厦中，已出现仿造西方古典意境、引用古典建筑符号的新折衷主义倾向。

新折衷主义倾向以上海、天津、广州等有租界历史的城市最为明显。上海的罗马花园标榜“再现古罗马精神的经典巨作”，凯旋门大厦许诺“法国凯旋门再现大上海”，信和花园声称“英国设计，古典欧风”，皇朝新城更是欧洲城堡式设计，而典雅花苑、维多利亚大厦、巴黎花园、维也纳广场也极力渲染“东方热土又欧陆风情”。虽然包括晚期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当代风格在上海商业性建筑中均有表现，但折衷主义仍然成为“主流”。天津的百货大楼扩建工程以“尖塔”为母题，把塔楼式造型发挥夸张为四座塔尖同高151米的哥特式塔群的消费者的“圣殿”。凯旋门大厦自称“前卫艺术与先进科技相结合的典范”，“演绎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传世”，已不满足于折衷旧形式。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像浦东那样的新规划区，出现了“平均划地、平衡的方格网状的土地批租，加之于投资热中的一阵风，现在已经出现2万至3万平方米一幢，高度低于100米，容积率达5—6，带有3—5层裙房的商住大厦正在普遍兴建。基本上是以塔式为主，采用方或多角的几何变形而形成新的雷同。”(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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