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肚弥勒”形象研究

大肚弥勒的形象为中国所创，深受民间喜爱。本文通过考察大肚弥勒像在明代的形象及其变化、其在寺院中的供奉位置、與其他造像组合关系等内容，对其样式、所代表的含义等进行了初步研究。

目前在汉地佛教寺院中通常所见的“大肚弥勒像”（图一）一般是在天王殿中央，南向（图二）。本文根据搜集到的材料对这类造像题材的产生、在佛寺中的供奉位置及其形象演化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大肚弥勒形象的来源

大肚弥勒的造像在佛教经典中并无记载。这类造像通常被认为是按五代后梁时期浙江奉化僧人契此（俗称“布袋和尚”）的形象塑造的。相传该僧身体肥胖，袒胸露腹，常携一布袋四处化缘，行为古怪，引起世人普遍关注。他于奉化岳林寺一磐石上端坐并说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说毕便圆寂了。故而世人以此认定僧契此为弥勒菩萨的化身，并按其形象塑造大肚弥勒像予以供奉[1]。

由于佛教认为弥勒菩萨现居于兜率天宫，未来将降至人间成佛。故而佛教徒对弥勒的信仰也随之分为两种：一种是“上生”信仰，即依据《弥勒上生经》发愿上升至兜率天内院亲自听弥勒菩萨说法；另一种是“下生”信仰，即依据《弥勒下生经》宣传弥勒降世。而两派的造像形象也不相同，早期是以交脚弥勒像为上生信仰的标志，而以倚坐弥勒像为下生信仰的代表。大肚弥勒佛像出现后曾一度以其是否带冠（毗卢帽）为标志：戴冠者被称为“天冠弥勒像”（图三），代表“上生”信仰；无冠者则象征“下生”信仰（图四）。

二、大肚弥勒像的形象与供奉形式

考察造像的形象、所在位置及其与周围造像的组合关系（即供奉形式）、与周边环境和建筑物的关系等都是佛教造像研究的重要内容。

由于僧契此是五代时期人物，故大肚弥勒形象的出现时间不应早于五代时期。笔者依据现有资料，将五代至清代的大肚弥勒像分为三个时期：五代至元代、明代及清代。

（一）明代以前的大肚弥勒像供奉形式

欲考察明代以前大肚弥勒像的供奉形式，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无疑是现阶段进行研究工作的最好选择。

以杭州飞来峰的摩崖石刻为例，其中南宋的大肚弥勒像与十八罗汉相组合（图五）。而到了元代，其成为被单独供奉的造像（图六），其旁并无胁侍像。

（二）明代大肚弥勒像供奉形式

目前所见的明代石窟、摩崖及部分土木建筑寺院中，大肚弥勒像多被单独供奉、供奉位置并不确定——或单独一室，或位于其他主要殿宇的主要佛像背面。

例如陕西延安清凉山石窟3号窟（图七）。该窟是弥勒佛洞，建于明代。洞窟面阔6.7、高4.8、进深 9米。窟内有明代雕刻的巨型石质大肚弥勒像一尊，像高1.8米。该像为该窟内唯一的圆雕造像，且处于窟内中央位置。弥勒像袒胸露脐，面露笑容、阔鼻薄唇，两耳垂肩，坐于九级仰莲座上。从其所处洞窟中央、周围并无其他造像的情况判断，该像应是被单独供奉的。

再如山西洪洞县（原赵城县）广胜上寺弥陀殿（前殿），该殿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重建，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殿内中央供奉一铺南向的西方三圣像（中为铜铸阿弥陀佛坐像，两侧为泥塑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站像），西方三圣像之后是屏壁墙（太师壁），屏壁墙后是一铺北向的（即面朝前殿的北门，俗称“倒座儿”）、以大肚弥勒像为首的群像组合（图八），包括主尊大肚弥勒像、两尊僧装弟子像、两尊头梳两个“朝天髻”的胁侍像。大肚弥勒像的头光与身光均彩绘于屏壁墙北立面上。头光上方绘有三世佛像，身光两侧绘有诸菩萨像。结合此尊像的风格与制作技法，并参考像下佛坛、背屏北立面上壁画等因素，判定此像应为明代作品。因两侧胁侍像为头梳朝天髻的道童形象，加之该殿重修于明嘉靖十一年的记载，结合嘉靖帝崇尚道教、抑制佛教的时代背景，以及嘉靖年间有佛寺依靠增建道观得以保存的实例[2]，推测其可能是依靠在佛教造像旁边补配道教造像、人为地创造出佛道造像组合形式，而借以保存佛寺与佛像。故将这一铺造像的时代推定为明嘉靖十一年前后。

（三）清代大肚弥勒像

清代遗存的大肚弥勒像基本延续了元明以来的样式。但在此基础上又新出现了“五子闹弥勒”的题材（图九）[3]。

通过上述实例可知：自元代至清代，大肚弥勒像通常是被单独供奉的，也有以其为首而组成小型造像群的。通过广胜上寺的实例可知：在明代的土木结构佛寺中，大肚弥勒像的供奉位置并非固定于天王殿中、并且造像不一定为南向。这应是当时随着大肚弥勒信仰的推广，信众希望寺院增加大肚弥勒像，而各殿宇内的神像设置都已自成体系、无法安插，为满足信众需求而只得在空闲的位置上进行安置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大肚弥勒像与传统土木结构佛教寺院神像供奉体系并不相关，即大肚弥勒像既不与“四天王像”形成固定的组合关系，也不与韦驮站像形成固定的组合关系。其应是被人们后移入天王殿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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