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五百年

一场瘟疫毁掉了查理八世的扩张梦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唯一的儿子查理八世从1483年即位之时起，便怀揣着野心，一意只想扩张和侵略，却并没表现出与企图心相符的政治才干。1494年9月，他带领主要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出征，取道意大利，向耶路撒冷进军。在一路上，他侥幸地没有遭到一兵一卒的抵抗，于是就在第二年的2月入侵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1495年5月12日，查理便在那不勒斯加冕，自称“法兰西、那不勒斯和君士坦丁堡国王”。谁知好景不长。不知不觉间，一种疾病在他的士兵中间传播开来了。开始时，这些可怜的士兵们只觉得全身瘙痒，痒处微微发红。慢慢地，他们感到局部的剧痛。后来，患处逐渐硬结，一处处都变成讨厌的下疳、小脓疱、皮疹和传染性腹股沟腺炎。最后表面也开始糜烂，渗出粘性的分泌物，同时淋巴结也肿大了起来，不仅生殖器和耻骨部位，就连身上皮肤的一些粘膜接壤处，也都出现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脓疱，发出令人厌恶的奇特臭味。虽然也有人患病后自行痊愈的，但这种病很容易复发，且容易传染给他人。最后的结果是，查理的士兵中，一半以上的患者出现了视觉缺失和耳聋的病变，甚至还有很多患者死亡。由于这种可怕疾病的广泛传播，在短时间内，就使查理的军队崩溃瓦解，以致后来在与米兰、威尼斯、奥地利等地军队的对抗中，丧失了战斗力和抵抗能力，连查理八世本人也做了俘虏。

这就是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外科医生、意大利学者乔万尼·迪·维戈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当法王查理前往意大利去收复那不勒斯王国时，全意大利都出现一种不知其性的疾病。”

随着查理八世军队的败北，这支雇佣兵队伍中剩下的士兵回到各自的国家，感染者也将这种“不知其性”的疾病传播到各自的国家。法国首当其冲。法国诗人、编年史家让·莫里内在其撰写的从1474年至1504年的《法国编年史集》中“查理八世远征那不勒斯”这个部分的最后写道：“由于在他们回国之前，没有人听说过这一可怕的瘟疫，于是它就被叫做‘那不勒斯病’。”

各地纷纷避忌与“梅毒”最终命名

凡是雇佣军经过的村镇，几乎都留下该病的痕迹。在法国中东部的里昂地区，就发现有很多此病的患者，以致城市地方法官和行政官员感到问题的严重，不得不在1496年3月27日签署一份法令，规定要将这些病人驱赶出城“以免传染他人”。1496年秋，巴黎也出现了此病的感染病例。1497年，疾病继续向北部蔓延。在莱茵河的另一边，此病在德国也引起极大的恐惧。接着，中欧和北欧也相继受到感染。据丹麦的史料记载：“有一种德国人和丹麦人前所不知、且确实闻所未闻的通常称作“高卢疥疮”的十分严重的传染病，已经杀死了数千人”。这份史料还记述到：“由于我们的堕落，使它得以偷偷摸摸潜入世界各国，结果是如今没有比它更普遍的（病）了”，不仅指出此病的严重性，还暗示它是性混乱造成的结果。

由于认为此病与个人生活的放荡堕落有关，每个新发现感染病例的国家都会坚定地以它邻国的名字命名这一新病，竭力表现此病与本国或本地区无关。如乔万尼·迪·维戈在他的著作《普通外科术》中写的：“此病各国有各不相同的名字”。法国人叫它为“那不勒斯病”，认为“它是经士兵们从那不勒斯传过来的”;但是那不勒斯人却称它为“高卢病”，认定“它是法国人来到那不勒斯之后才有的”。此外，俄国人称它为“波兰病”，波兰人称它为“德国病”，荷兰人称它为“西班牙病”，葡萄牙人称它为“卡斯蒂利亚病”。这一堆的命名一直分别在欧洲各地使用，直到意大利医生兼诗人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的诗篇《梅毒或法国病》问世，此病才有了统一的名称。

弗拉卡斯托罗于1478年出身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的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帕多瓦大学毕业后，他先是隐居到维罗纳附近一处山上，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一边也为当地的农民治病。在他1546年所写的《传染论》中，不但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谈到“斑疹伤寒”这一传染性疾病，而且提出流行病是由能够传染的微小颗粒或“孢子”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所引起的。

《梅毒或法国病》是弗拉卡斯托罗影响最大的著作。此书写于1525年，经修改后，于1530年8月在维罗纳出版，是用清新秀丽的六音步诗体写成的拉丁文诗作，共三章。长诗开头写道：“尽管（梅毒）这一未知的疾病，很晚才袭击深觉惊愕的欧洲;尽管亚细亚海岸和利比亚各城都染上了此病，我们的歌，要唱出它的名字如何伴随着战争从法国来到那不勒斯……疾病最先来自于大海那边，是印度的商旅们此前闻所未闻的。这个得意的毁灭者破坏人的机体：先是皮肤表面长出肿疮，然后扩散到整个躯体，胸膛、头部等都遭受损伤，并且渐渐腐烂，发出恶臭。”

弗拉卡斯托罗在这前面的章节里对这种新病进行了临床描述，后面部分则描写了一个关于“西菲鲁斯”的神话故事。

西菲鲁斯（Syphilus）是一个牧羊人，在丘陵、草原和山谷间为大西岛之王阿西索厄斯看管成千头母牛和母羊。一天，他责怪太阳神阿波罗的太阳猛烈得使树木焦枯、水源干涸，以致他的畜群没有避荫之所，也没有水喝，濒临死亡。阿波罗觉得这是西菲鲁斯对他的轻慢和侮辱，便降下一种从未有过的疾病，让全体居民、包括国王都染上此病：患者腹股沟出现古怪的疼痛，甚至整夜都睡不着觉。经仙女阿默赖斯劝说，居民们向天后朱诺和土地女神忒耳斯奉献了牺牲之后，忒耳斯让土地上长出可以医治这病的愈创木。

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将西菲鲁斯（Syphilus）的名字稍加改动成“Syphilis”命名了当时在欧洲爆发并蔓延的这场疾病，并在多地得到了认可。中国人则根据发病后全身出现杨梅似的疮疡，将Syphilis译为“梅毒”。也因为在诗篇《梅毒或法国病》中确定和采用Syphilis——“梅毒”这一名称，弗拉卡斯托罗被医学史家称为“梅毒诗人”或“梅毒之父”。

梅毒传入中国

中国在明朝之前是否已有梅毒病例虽然存在争论，但多数学者都认为此病的出现不会早于明朝。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认为“中国最初梅毒的发现在1505年”，也就是明孝宗在位的最后一年。此前中国的医书上，一直没有梅毒的记载。中外一些医学史家认为，明代的梅毒是来中国经商的葡萄牙商人途经印度时感染了此病，然后传入广东，再入长江流域。因而梅毒曾经又被称为“广东疮”。《景岳全书》写梅毒“毒甚而大者，斑斓可畏，形如棉花，故名棉花疮”。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称梅毒“杨梅疮”，其实就是“洋霉疮”，其原意就是“沾染外来病毒的人都倒霉”，后来才以讹传讹，称作“杨梅疮”。另有学者认为，称它“杨梅疮”是因为梅毒的患处有如杨梅。

在中国，最早对这病做明确记述的可能是明朝的藏书家俞弁，他在《续医说》中写道：“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弘治”是为明孝宗朱祐樘的年号。1505前后，疾病从岭南的广东沿海传入长江流域。明朝的名医薛己曾记载一梅毒病例“一妇人患之，脸鼻俱蚀，筋骨作痛，脚面与跟各肿一块，三月而溃脓水淋漓，半载不敛。”同时明代的医家陈司成也称“独见霉疮一症，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粱子弟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孥，丧身绝育，深可怜惜”。陈司成历时20年，于天启三年（1623年）写成我国第一部性病专著《霉疮秘录》。书中对梅毒症状、传染性及遗传性等作了详细记述，提出“解毒、清热、杀虫”的治疗方案，并采用砷、汞等制剂治疗，具有一定疗效。陈司成也成为了用砷剂治梅毒的首创者。

梅毒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

作为一种危险性极高的流行病，梅毒也吸引了作家的关注。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见闻，很多法国作家都在作品中描写了梅毒。拥有医学学士学位、曾在法国里昂“主宫医院”出任医生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描写了梅毒的症状和治疗。伏尔泰在他的哲理小说《老实人》中写到家庭教师邦葛罗斯与男爵夫人的侍女巴该德通奸，因而接受了她的“礼物”梅毒时，伏尔泰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巴该德的那件礼物，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他非常博学，把源流考证出来了：他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傅雷翻译版）此外，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则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梅毒的流行：“距今不到两世纪，是疾病中最可怕的一种，蔓延欧洲、亚洲与非洲”。

在中国，直到近代，才出现涉及梅毒这种疾病的文学作品。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不乏对疾病的描写。在古代诗词中常可读到描写肺结核和忧郁症的字句。明清小说里写的大多是泛指的“病”。《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的病是精神分裂，《红楼梦》里林黛玉的病是肺结核，《水浒传》开头写的“京师瘟疫”，大概是鼠疫。梅毒却极少被写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梅毒的临床表现碍于入目，会使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厌恶的反应，自然就被认为“不宜入诗”，“不宜”写入文学作品中。直到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见作家直面梅毒，从而进一步去认识其危害性，并付诸于笔墨。

翻阅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品中的有关梅毒的描写，首先可能会想到钱钟书小说《围城》中方鸿渐的大论：“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随后方鸿渐又声称：“诸位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赣第德》（即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老实人》），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

此外，巴金在小说《第四病室》中，也细致地描写了梅毒等性病的症状，并带有某种文学的隐喻。巴金在文中描述一位年老的梅毒患者身上多处都长出“可怕的疮，整个后颈烂成了一个大坑，粉红的、深红的、黑的、白的，黏在一块儿，分不出哪里是肉，哪里不是肉，看上去倒像一个烂的，虫蛀的桃子，连桃核也露出来了”。小说描写了在战时的一个简陋的病室里，穷苦的患者受着难忍的煎熬。巴金在1960年为此书所写的“后记”中说：“可以说是当时这个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的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鲁迅就在他的名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以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群鬼》描写的先天性梅毒为例，指出梅毒的遗传性危害：“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

的确，梅毒不仅危害患者个人身体还往往会毁掉患者的家庭，危及子女健康。1886年，法国医生让·阿尔弗雷德·富尼埃最先在《晚期遗传性梅毒》中指出：“（梅毒）遗传性感染的后果可能在于很可能会严重阻碍智力的发展。如今，梅毒患者的子女往往都有智力缺陷，已是有力证明了的事实。”

攻克梅毒

自意大利出现感染病例以来，几百年间，梅毒流行全世界。上至国王、贵族、教皇，下至作家、艺术家和普通百姓，染病的人无数。在当时，患者染上梅毒之后，只得祈求神明的佑护，以获得自我安慰，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病情有些微的缓解，但却绝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治愈。16世纪最优秀的医生对痘疱（即梅毒）所能采取的最常用的措施，主要也只是避免接触病人，同时用愈创木或汞（水银）进行治疗。

愈创木原产于美洲，因此曾被认为是来自新大陆的、专为医治梅毒而生长的植物。当时的人们用愈创木煎煮汤药，或是将布片在愈创木屑、水银等泡过的酒中浸透，敷在溃疡处四五个小时，治疗梅毒。第一个接受愈创木治疗的是德国学者、诗人和改革家乌尔里希·封·胡腾。胡腾在他1519年出版的《论法国病和应用愈创木的治疗》中详尽地叙述了他自己如何用这木料“治好了”折磨他多年的梅毒，并希望他的经验对他人有所裨益。胡腾的经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之后，愈创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梅毒患者奉为“生命之木”，使用的人也愈来愈多。但事实上，愈创木对于梅毒只能起暂时缓解的作用，而无助于根治梅毒。胡腾本人也只活到35岁。

此外，一个叫乔万尼·迪·维戈的人发现梅毒的一个特点是阴部的皮肤溃烂，便采用古埃及人、古代中国人用于医治皮肤病的水银，发明出一种涂抹在这些溃烂处的药膏。他的这种“维戈药膏”对梅毒的确有一定疗效，结果汞剂医治梅毒的疗法被持续应用了三个世纪。

水银疗法中，除了要在患者体表上涂抹和擦拭水银外，用得更多的是熏蒸法，即让病人裸体或者只穿一件衬衫躺在室内，两脚搁在一只木炭炉上接受熏蒸，不时往炉里投放硫化汞。但是在应用水银治疗的过程中，剂量必须逐渐加大，否则便没有疗效，也就是说终生都离不开水银了，于是就出现一句广为人知的谚语： “与维纳斯共度一宵，就得与汞厮守一世。”（A night with Venus meant a lifetime with Mercury.）

“Venus”和“Mercury”都是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维纳斯象征爱情和女性美;与“汞”同为一词的Mercury（墨丘利）则是亡灵进入冥府的接引者。这句谚语意指：维纳斯（男女欢愉）虽好，但是“共度一宵”的代价有可能是患上梅毒，一生与水银为伴。而且在应用水银治疗时，病人需要被闷在过热的蒸汽房里20几天，水银的蒸汽通过呼吸道被病人吸收，会引起水银中毒。

梅毒的防治终于在20世纪初有了重大图突破。在继1905年德国的弗里茨·理查德·绍丁和保罗·埃利希·霍夫曼发现梅毒的病原体“苍白密螺旋体”，以及1906年另一位德国医生奥古斯特·封·瓦色曼发明了能准确诊断梅毒的方法（即以他名字命名的“瓦色曼氏反应”）之后，1909年，德国微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在日本学者秦佐八郎的协助下发明了 “魔弹”——能医治梅毒的“606”。一系列的临床试验表明“606”是第一种能有效地治疗梅毒而其毒性、副作用较之当时其它药物又较小的药物，很快被推向市场。1910年，“606”以“洒尔佛散”的药品名进入市场。两年后，溶解性更好，但疗效稍差的新胂凡钠明（同为砷化合物，又名“914”）上市。虽然，“606”在当时相比其它抗梅毒药物的副作用较小，但毕竟是一种砷化合物，也存在固有的毒性，长期服用也会危及健康。上个世纪40年代，人类历史上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横空出世，被证实为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梅毒的药物，取代了砷剂 “606”和“914”。

尽管，随着医学的进步，500多年前那场在欧洲爆发并在世界蔓延的疾病最终找到了攻克方法，但是梅毒的危害性仍然不容小嘘。有资料显示，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梅毒感染率在2000年前后又再度增加，且通常伴随着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感染。避免梅毒的传播和蔓延，须杜绝不安全的性行为，做好必要的保护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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