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双栖与上海叙事

摘 要：城市文化样态在《子夜》和《上海的早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确乎有不少的呈现，但基于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文化先天发育不良的痼疾，致使中国城市文化与殖民文化、乡村文化在20世纪以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都处于一种双栖的状态，而现当代作家也不得不被置放在一种两难的文化异化的境况中。

关键词：文化双栖 上海叙事 性质探析 文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1）02-0090-03

作者简介：雷岩岭（1964—），女，甘肃兰州人，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0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创作中描写城市生活的文学创作一直不太景气，究其原因，大概我们无法回避乡土中国的历史过于绵长厚重这一事实。笔者十分赞同陈继会教授的高见：“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成为建国前中国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建国之后，依据一种严格意义的现代城市文化的标准去看中国的城市文化，它始终处于一种文化双栖、文化异化的状态：建国前其表现为封建文化与殖民文化的双栖、异化；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则表现为现代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双栖、异化。它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的程度。这一状态必然给都市中人的文化心理以极大的影响，给20世纪中国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其文化选择和评价）以制约。”① （P.232）

下面笔者就选择《子夜》和《上海的早晨》这两部具有探讨价值的长篇小说进行城市文化性质的分析，如果两相比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们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第一，它们都以时间概念的语词作为书名，足见作者创作时的时间意识；

第二，它们都以上海作为描写对象，这充分凸显的是作者的地域意识；

第三，它们均以纺织业的兴衰得失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镜面，这体现的是作家的行业意识；

第四，它们均自觉追求作品主题的宏大性和史诗性，这又表明了作家的社会意识和现实激情。

以下让我们逐一进行探析。

一、时间意识

按照茅盾最初的构思，作品原名叫《夕阳》，正式出版时，才更名为《子夜》。作为象征性的书名，“子夜”既是自然界最黑暗的时刻，也代表黎明前的社会黑暗。“子夜”包容着旧中国的黑暗情境，同时也暗示了通过黑暗走向黎明的理念。

而在《上海的早晨》（第一、二部）里，作家周而复反映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和平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行初步改造的历程，它辐射出我国社会体制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转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二、地域意识

无论怎样看，工业文化都是最早源自西方的一种现代性文化，以及由这种现代性文化所营造的一种生活方式。因而文学作品中如何表现工业生活、如何呈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都是我们关注中国现代化的行进步履、中国人都市生活方式的关键点。

问题是，两位作家为什么都选择上海来呈现它们的城市表达呢？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认为，“上海提供了那用以说明现代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事物中的钥匙”。“钥匙”这一说法，后来被一些学者广泛使用，即使是在后来的带官方色彩的上海史中也大量出现。这一情形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即上海常常被作为近现代中国的缩影来看待，某种程度上，上海问题被当作中国问题来看待。

“和人的相貌一样，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形态。人的相貌，往往反映其性格；同样，阅读城市，就等于研究它的形态，可以从中发现与它的文化特征（性格）相关的关系。”④ （P.253）两部小说都将上海作为体现“国家性”、“现代性”的样板，但是它们对新旧上海作出了断裂性理解：《子夜》中的旧上海是半殖民地“冒险家的乐园”、资产阶段压迫劳动人民的地狱，代表旧中国；而《上海的早晨》中的新上海则是“人民”的上海，代表新中国。为了得到这一结论，必然伴随着对上海的“血统辨析”，即上海是谁创造的。与断裂论与血统论相关的，自然涉及到表现对上海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的早晨》将此项改造过程当中的劳资冲突、公私对立作为主体模式，劳资双方的特性也被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国家问题来看待。

笔者认为，这恐怕就是两位作家都选择上海进行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表达的根本缘由。

三、行业意识

至于两部作品为什么都选择纺织业？其中的原委就是：“棉纺织业是西方列强进入中国最主要的工业部门。……我国拥有丰富的棉花原料资源、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在西方列强先进的纺纱技术与资本涌入下，上海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重要的棉纺业基地。”③ （P.22）

用茅盾自己的话说，他所以选择纺织业的原因一是因为纺织业是我国的一个传统产业，而且这个产业联系着广大的乡村，更主要的原因是作者对此行业和行业从业者的熟悉。当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为现代化大生产所代替时，茅盾凭借着对现代工业的熟悉，凭着深厚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先从正面成功地反映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我国20世纪上半叶处于急剧变动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生活。

四、社会意识和现实激情

诚然，20世纪的中国社会处于农业自然经济瓦解与近代工业文明逐渐兴起的时代。一方面与农业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封建的意识形态还作为一种文化的心理积淀牢牢地束缚着人们，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发展又呼唤着新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出现；而同时，我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侵入而出现的客观事实，又决定着知识分子是这一社会进程中最先觉悟的阶层。

然而，城市化和现代化在这两部小说言说的30和50年代仅仅是一个“总体趋向”而已。因为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中国原本就不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20世纪的中国社会充满着急剧的变化和极其复杂的演化。在这当中，建国前封建文化与殖民文化的双栖、异化，当代中国现代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双栖、异化的印记却清晰可辨。为此，我们可以轻易地从两部小说中看到小说中城乡两种文化、文明交错和异化的印痕。例如：

“无穷的怨恨在他（冯云卿，笔者注）心头叠起：他恨极了那些农民和共产党！他觉得都是这般人骚扰，使他不得不躲到上海来，不得不放任姨太太每夜的荒唐放浪；也因为是在上海，他不得不做公债投机，不得不教唆女儿去干美人计。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合逻辑的，而唯一的原因是农民造反，人心不古，他苦闷地叹了一口气，心里说：——这，如今，老婆和女儿全都拿出去让人家共了！实行共妻的，反倒是在上海，反倒是我，这真是从哪里说起？从哪里说起！”④ （P.239）

“夏世富把他（张科长，笔者注）从一个游乐场带到另一个游乐场，有时坐下来看一阵，有时站在那里停一会。这里有京剧、有越剧、有沪剧、有甬剧，还有淮阳剧；这里有魔术、有杂技、有电影，还有木偶戏；另外还有吃的喝的地方。他站在三层楼上，只见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像流水般地涌来挤去。”⑤ （P.160）

“小客厅里的一切是华丽的，投合着任何时髦女子的心理：壁上的大幅油画，架上的古玩，瓶里的鲜花，名贵的家具，还有，笼里的鹦鹉。然而吴少奶奶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 （P.87）

“（交际花江菊霞）（笔者注）她穿着一件黑色的丝绒旗袍，下摆一直拖到银灰色的高跟皮鞋的鞋面上，两边衩角开得很高，二分之一的大腿露在外边；上身还穿了一件薄薄的白羊毛背心，一个玛瑙制的凤凰别针别在胸口；头发是波浪式的，正好吹在肩膀那里，右边的鬓角上插了一支丝绒制的大红的玫瑰花。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浑身闪闪发光。”?譽?訛 （PP.205-206）

较之于古老的北平，上海无疑更接近于 “现代”的都市，但是由于它的殖民历史和特性，使其具有较为明显的、典型的“洋场文化”，其表现状态自然也更为畸形。就是说，《子夜》中的上海相对于《上海的早晨》中的上海更具有现代的都市气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子夜》第一次以宏大的气魄和结构，将上海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盘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但从最初的写作意图看，“《子夜》原来的计划是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的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作为一位始终站在左翼文学界、同时又善于把握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家，茅盾对中国30年代的文学贡献首推《子夜》。其作品投射出的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创作姿态让我们叹服。

而《上海的早晨》的主题主要再现的是50年代初期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业绩，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历程。无怪乎，一位研究者认为这部“作品生动地表现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城市影响农村、农村推动城市的总形势”?譾?訛 （P.218）。

但无独有偶的是，两位作家都在把握这样一个宏大场面时出现了一些因生活积累不足而导致的创作局限和遗憾。让我们先来听听茅盾在1977年的告白：

“这本书写了三个方面：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有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其人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及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差得多了。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譿?訛 （P.555）

有学者敏锐地发现：“由于对生活熟悉的程度不同，作者（《上海的早晨》，笔者注）对城市生活的描写远胜于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对工人阶级生活的描写逊色于对资产阶级生活的描写。对农村生活的艺术再现往往流于平淡，大多只是一般性地叙述了为人熟知的农村概貌；对工人阶级的描写某些地方也有些概念化，具体的人物、事件有时湮没在历史背景中，使这条主线失于粗疏、单薄。”?讀?訛 （P.220）

这个有趣的巧合，表面上看，是作家因为较为熟悉城市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而产生的表达偏离，其实其中透射出的则是因为中国城市文化本身的异质性并不强的本质。或者说，在本应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主体——产业工人——其艺术形象普遍单薄和苍白的倾向里，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城市文化并不健全、现代文化心理并不发达的国度。因此，中国近现代都市文化同殖民文化、乡村文化之间存在的同构双栖、异质异化、互补互存的关系，其实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从吴荪甫和徐义德这两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身上那诸多封建性的专制（对家人）、跋扈（对工人）、无耻（对仆人）的言行中可见一斑。

特里·伊格尔顿在论及美学与政治关系时说：“从道德到文化的转变也就是从头脑的统治到心灵的统治的转变。诚如我们所知，‘完整的’人类主体必须把必然性转化成自由，把道德责任转化成本能的习惯，这样主体就会如审美艺术品一样起作用。”?讁?訛 （P.105）也就是说，我们从两位作家及其小说那里，接受到的是明白而确实的充满社会意识和现实激情的信息，面对两部作品所呈现的 “革命美感”和“革命激情”，以及作品留给我们的城市文化景致以及无以弥补的城市文化内质不足的遗憾，笔者想说，农业型、内陆封闭的经济、地理、文化形态的中国，都使得中国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无法创造、提供一种异质于乡村文化的以商业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因此，城市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双栖状态和现代作家文化两难的存在境况必然制约和影响着20世纪中国城市小说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性质。在这当中，作为小说家的茅盾和周而复当然既不能超越历史也无法超越现实，并最终呈现给我们一个“纯粹”的城市文化空间。

注释：

①陈继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化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②张钦楠.阅读城市[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③栾梅健.纯与俗的变奏[M].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④茅盾.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⑤周而复.上海的早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⑥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⑦茅盾.《子夜》新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⑧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⑨[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编辑：李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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