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初探

摘要：从严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举措，是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的根本选择。随着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由领导计划经济到领导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严治党由简单的反腐败战术措施提升为党的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指导方针，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拓展。在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值得深入剖析。

关键词：习近平；执政党；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067-006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语境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要求。应该说，自从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以来，就已经蕴含了从严治党的理论内核，只是表达方式和表述程度存在差异。对于建党95年、执政67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从严治党”是适应执政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情况而提出的党建方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突出强调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也显现了其管党治党的基本思路。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打铁还需自身硬

政党是一种社会组织，是一种组织化的民众，表达和组织民意是政党的基本职责。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西方政党研究出现了政党僵化、政党衰败和政党转型三种理论范式，体现了社会生态对政党存续的深刻影响。实际上，政党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一种政治现象，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但这种结果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任何政党都要接受社会的甄别遴选。当自身结构、功能、活动方式等难以适应社会的要求时，政党要主动提高其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水平。换言之，只要政党还有适应民众政治参与的空间，还能满足民众接近或影响公共权力的诉求，政党政治支撑民主政治的机制就不会轻易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时代政党执政就是要实现民众、政党、政府三者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将三者关系引导到健康的发展轨道上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在近代以前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然而这一切终结于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通过坚船利炮将非资本主义的古老中国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因此鸦片战争就成为一关键：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的压迫以此为起点，专制统治者与人民的对立由此加强，在抱着侵略野心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之间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关系。”[1]5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重要特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无独立可言，领土与主权不完整，民族难独立；对内，传统社会体系陷入困境，面临着自我转型与自我毁灭的尴尬处境，支撑性主体力量严重缺失，现代化遭遇全面危机。因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党是否具备领导中国社会的资格？能否完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局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调整自身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围绕正确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对中国社会的领导能力。[2]

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然证明，“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政党建设现代国家是必然的路径，政党主导国家建设是必然的选择。在现代国家体系尚未形成的条件下，任何放弃政党主导的做法，表面上毁弃的是政党，实际上毁弃的是整个现代化进程和整个现代国家建设，其后果是可怕的，不是内乱，就是国家四分五裂。”[3]36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呈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党对自身的职责定位更加清晰，反映到行动上就是遵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运行逻辑，切实承担起自我管理、自我更新的艰巨责任，扎实解决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各种问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国家的成长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就政党整体而论，从宏观角度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负有主体责任；从中观角度说，党中央对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的健康运转负有主体责任；从微观角度说，党委要对党的建设和发展担负起主体责任。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党委的主体责任包括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规矩、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规矩、政治纪律的教育；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等等。就政党成员而论，政党是拥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自愿结合而成的政治组织，是有价值追求的政治组织。党员既然选择加入某个政党，就要遵循政党的纪律规矩，履行党赋予自身的使命任务。否则，政党不可能有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就不可能有战斗力。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发起：“中国梦”宏观愿景

梳理政党产生以来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政党发展到什么阶段，人们对政党的争议和质疑始终存在。包括工人阶级政党在内的政党在19世纪之后迅速发展起来，并纷纷向现代政党转型。到了20世纪，随着政党实践的深入发展，人们对政党的研究更加深刻，对政党的功能作用的认同度不断提高。尽管政党政治存在弊病，但它确实适应了人们参与政治的需要，为政党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理由。纵观政党政治发展史，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联系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桥梁、成为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正是因为政党的功能作用证明了其可以负载起运作公共权力、实现民众利益的责任。政党责任的生成不是政党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结果，而是社会的需要、民众的选择所决定的。这是民主政治时代政党政治的基本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肩负着光荣使命走上历史舞台的先进政党。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党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也有过惨痛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终于找到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走向何方？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对该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梦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梦想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党意识是政党存在的观念形态，是对政党是什么、政党为了什么、政党应当做什么等问题的深刻回答，是政党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的思想呈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重要体现，是党对于下一步奋斗目标、发展方向的公开宣告。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同志反复申述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应承担的政党责任，这是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4]69-70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决不应该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要下大气力解决危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的问题。沿袭这样的政治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党的发展：坚定理想理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过程是推进治国理政和自身建设关系科学化的过程，是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搞好社会主义事业和深刻认识党的性质与历史使命推进自身建设的有机统一。贯穿这一过程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的统一和意志的凝聚。没有一个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政党，再美好的梦想也不可能落地生根。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5]380，“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5]381当前党的建设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某些党组织和党员不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做到依法执政，导致规则的破坏和秩序的紊乱；党内民主发育不成熟不充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存在虚化弱化情况，党的民主执政大打折扣；党从实际出发制定的一些好政策、好措施，由于人为因素不能得到贯彻落实等。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狠抓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是政党建设史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一个内涵丰富的重要概念，是党的建设重要构成要素。党风不仅关系党的形象，更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组织、党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观感、认同与拥戴，是执政党长期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从比较视角看，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个体创造，而是任何一个政党想要扩大其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没有此党彼党的根本性差异。无产阶级政党在党风建设问题上渊源更早、要求更严。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执政党面临的考验更加艰巨复杂，党风变质变异的危险不断增加。因此，不扭住作风建设这个关键，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能适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任何政党都难以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这是政党兴亡的基本规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党内关系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党不断锤炼作风、持续赢得民心的过程。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对党在新时期的历史责任作出了明确回答，并提出党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的思想。党目前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随后，党对端正党风政风工作精巧布局。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八项规定对调查研究、会风文风、出访活动、警卫工作、新闻报道、文稿发表、勤俭节约等进行了严格规范，体现了中央纯洁党内生态、改进政党作风的坚定决心。八项规定的出台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4]308

从现实角度看，党中央之所以将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与党风政风对社风民风的示范引领意义密不可分。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并发挥作用。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包括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内的不良风气传染性极强，而且党内党外相互影响，并不容易解决。[6]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抓一抓就会有好转，但一松就会反弹。有人担心八项规定的执行效果，这种顾虑不无道理，关键看我们怎么做。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花如此大气力解决作风问题，但有些顽疾换了表现形态继续存在：各种培训成为了某些人游山玩水的挡箭牌；红白喜事尽管不请客但礼照收无误；大吃大喝转战到私人会所、“内部食堂”等；送礼和收礼链条中多了礼品册、电子礼品卡等花样，网络、快递等形式也加入其中。[7]党的作风建设如果变异，会对党的肌体的健康运转产生破坏性作用，严重的话会干扰公共权力运作的科学化。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保障：从严治贪

腐败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深厚的现实基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累积而成的产物，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腐败之所以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盖源于公共权力的产生。英国思想家罗素认为，“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是权力欲与荣誉欲……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8]3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经提出过一个知名的“权力负担论”。在他看来，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如此它才会稳如泰山。如果权力变成一种乐趣，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实质上，权力本身兼具乐趣和负担，关键看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权者是否能够秉持公心而不破坏权力运行法则，人们能够创设什么样的制度体系以约束和规范权力运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土壤中孕育的先进政党，自成立始就高擎廉洁政治的大旗，而且身体力行践行了自己的政治承诺。唯其如此，党才能凭借政治主张的正确和力量的强大而成为执政党。随着历史方位的转换，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年轻的执政党面前：当作为体制外力量存在时，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掌握公共权力，很难受到公共权力的诱惑和腐蚀，根本不具备因为掌握公共权力而腐化变质的条件。但是，掌握了公共权力之后，许多党员开始担任或大或小的领导干部，掌握着大量的政治资源。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党是否还能一如既往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成了一个并非“必然如此”的问题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和社会力量不断成长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制度反对腐败的新路。这既是党对国内外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深刻汲取，更是党对制度文明的清醒认知。不同于思想教育和依靠运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长治久安。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执政理念，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政党执政提供了坐标；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水平；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提出了从严治党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逐步将从严治党纳入制度化、法律化轨道。十六大以后，党中央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管党治党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工作方针。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始统筹考虑如下三个问题：腐败易发多发的势头如何遏制？拒腐防变的制度如何构筑？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如何实现？在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中，贯穿始终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强烈的执政危机意识。所谓执政危机意识，是指作为中国国家成长和社会发展核心引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本着对国家、民族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对一切可能影响政党执政安全的因素的一种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是发端于客观现实的一种弥足珍贵的政治心态。

正是基于对上述这种执政压力的认识，习近平同志提出，对于党风廉政建设这一重大政治命题，党的立场一贯鲜明，那就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并引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来描述其理论内涵。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在剖析了腐败作为社会毒瘤的危害性后说：“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9]5腐败问题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甚至有导致党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我们必须抱有危机意识，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五、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计：培育先进政党文化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全社会先进文化的培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对党自身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严格要求。其中，政党文化是政党组织的核心元素和关键变量，是政党意识的外化形态。“这一形态化的过程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党文化核心要素的形态化，表现为一定政党意识对该政党制度规范、党纪党风、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塑造；二是政党文化核心要素与二级标示要素的形态化，表现为某种政党形象的塑造。”[10]政党文化对于汇聚政党力量、涵化政党精神、彰显政党德性、传承政党文明具有显著作用。

中国道路源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支撑中国道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征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雄厚滋养，这种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最厚重的精神追求。中国共产党要引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要有强大的政党文化。这种政党文化要突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要有助于文化软实力的展现和提升，还要有核心价值的支撑和引领。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11]168政党是一定社会集团中部分拥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自愿结合的产物，这种政治意愿指引政党去追求和获得政治权力。一个成员只关注现实利益而忽视文化培育的政党，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要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一个重要前提是政党文化对社会秩序的支配，政党文化足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这就对政党文化的适应性和包容性提出了明确要求。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共产党员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必须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12]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并不会过时。当然，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的过时是理论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据此认定该理论体系就已经过时或者错误则不是客观的态度。二是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品质。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珍贵品质，不断创新的理论方能推动实践的不断发展。在同各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揭示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谱写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崭新篇章。

正确对待异质文化。人类社会发展创造了灿烂多彩的文明，这些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如何正确对待并借鉴利用这些文明成果，是对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严峻考验，是对政党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深刻挑战。正如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所说，政府的形式不是一个选择问题，政府不能靠预先的设计来建立，大体上人们必须按照它们的现实情况加以接受。因此，政府形式“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是不同国家现实国情、传统文化、社会需求的产物，必须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异质文化的借鉴问题。盲目的移植只会导致畸形的异化，科学的移植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认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拥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质，理应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的力量源泉。在2013年11月26日到曲阜的考察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前提条件。对待历史文化特别是从古代传承沿袭下来的道德规范，应当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和原则，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六、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方向：制度建党

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尽管制度建设作为贯穿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的主线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依然有一些错误观念影响着人们对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解，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予以廓清。这里有两个可供衡量和比较的坐标：一是社会认同角度，相对于其他规范人类行为的手段来说，法律﹑制度这些看起来是中性的东西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在理念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二是实际效果角度，事实证明，相比于强权威慑、运动治理、行政干预这些手段，制度规约在实践中的效果是最理想的，社会震动较小，对于社会稳定意义深远。但是，制度是一种资源，资源提取是有限度的，靠法律和制度治国理政并不意味着制度是完美无缺、效能无限的。只是说，相对而言，法律和制度是最便利、最有效的治理手段。同时，秩序和冲突在某些情境下会互相转化，作为一种机械性的装置，制度由于过度侧重规约的公共性而忽视个体的欲望、情感、个性等，反而导致秩序的僵化。

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问题上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严峻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增强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扬了党的制度建设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但是，受制于革命时期养成的特殊思维以及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党的政策、会议和文件的权威日益超过了党的制度的权威，制度建设的思想没有进一步坚持并完善。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党和国家虽然需要法律，但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党的决议案和会议都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也表示在法治和人治的问题上，实际上主要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痛定思痛，从逆境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吸取“运动治党”的教训，开始从完善党规党法、完善民主集中制、改革并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等方面推进党的建设。这时期最经典的表述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3]333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后，除了强调要坚持党的根本制度，还特别重视党和国家各项具体制度的发展完善，为党的制度体系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贯穿其中的是党的制度建设。据统计，党的十八大报告先后113次提到“制度”一词，出现频率之高历史罕见。而且，到十八大时，党的制度建设在党的五位一体整体战略布局中被置于最后，表明党对制度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和统领性认知更加清晰，对制度建设的定位更加科学。

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本质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异化，保证党始终处于联接公共权力与民众的位置上。在政党政治发展史上，许多执政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就是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是重要原因。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从此，“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中的新常态。事实证明：没有科学有效的制度，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根本无从遏制。“笼子论”出台后，党的反腐败工作进入新的局面：打虎灭蝇持续升温，利剑出鞘绝不松懈，重典治乱持续加力，真正践行了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腐败面前没有例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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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明 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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