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经济思潮若干新动向

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西方经济思潮的这一新动向，引起人们广泛的、密切的关注。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西方经济思潮出现了若干新动向。这些新动向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演进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密切注意和认真研究。

关于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

西方经济思潮的这一新动向表明，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数人对现存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学界和媒体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评重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贫富悬殊以及金融资本主义，政界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评重点则是金融资本主义。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思都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同样，西方学界和政界构想的用来取代现存资本主义的“新资本主义”，并不是真的与现存资本主义对立的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紧缩银根”、“加强监管”、“减少投机”、“政府更多干预”的资本主义，只是口头许诺“让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经济益处的人群生活得到改善”的资本主义，是添加了“道德”、“温情”、“有善心”、“有人性”之类伦理色彩或感情色彩的资本主义，充其量是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

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模式之争。有两类资本主义模式：一类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另一类为数甚多，可以统称为“非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是英美模式，主要是美国模式。非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包括“莱茵模式”、“法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瑞典模式”、“亚洲模式”、“日本模式”等各类模式。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非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中的部分模式，例如莱茵模式和瑞典模式，是社会民主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在当前这场争论中，反对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特别是反对美国模式的思潮成为主流；崇拜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特别是崇拜美国模式的思潮退居下风。尽管如此，英美政要仍在为英美模式的延续而进行挣扎。

与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不同，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民众设想的新经济制度是没有剥削的经济制度。大多数民众认为，在新经济制度取代现存资本主义之前，大企业私人所有制不应再继续下去，而应归国家所有，或由国家控制多数股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也不应再继续下去，而应由政府均分财富。

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新国家干预主义的构想

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从一个侧面看，是一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除了历史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重商主义的论争之外，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三次重大论争：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争，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第三次是当前新国家干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凯恩斯经济学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产物，“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的产物，西方学者的新国家干预主义和“奥巴马经济学”等则是新世纪第一次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产物。

西方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批判新自由主义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这一批判有助于西方学界、政界以至商界认识新自由主义与当前危机的关系，破除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重新思考和处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一批判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反思和警惕模仿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的危险。

摒弃新自由主义，实行新的国家干预主义，这是西方当前的最强音。很多学者和政要认识到，国家干预不是没有风险，不是没有代价，但是不干预的风险更大，代价更重。原来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西方政要例如英国首相布朗现在也说：“不行动的代价要远远超出采取行动的代价。”目前，“奥巴马经济学”明显倾向于新国家干预主义。当然，虽然不排除少数西方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是短暂的，但是，在可预见的今后一个历史阶段内，新国家干预主义会占据上风，并成为主流。

关于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反思和对“市场和政府平衡”的经济体系和政策体系的构想

二战后的2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政策体系：对重要企业或行业通过赎买或股份制形式实行国有化，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实行一系列政府调节政策。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华盛顿共识”摧毁了二战后建立的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系列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的系列政策：实行私有化；解除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政府调节政策，减弱在宏观经济层面的政府调节政策。

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大政府”，不能误读成“规模庞大的政府”，而是指履行对市场进行必要干预职能的政府。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小政府”，不能误读成精简机构和精简成员的政府，而是指解除对市场进行必要干预职能的政府。西方学者现在提出的“大政府的回归”，也就是指履行对市场进行必要干预职能的政府的回归。因此，问题不是政府和市场孰大孰小的问题，而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相协调和相平衡的问题。

我国有的学者误读西方经济学，以为只要是市场配置资源，就必定有效率。这是一个严重误导。实际上，要想解决微观经济无效率、宏观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公平这三大问题，就必须进行政府干预，实行增进效率、保持稳定、促进公平的三大系列政策。

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和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想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深化。首先，一些学者不再像过去那样宣称“经济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而是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政府角色最小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要求所推行的全球化。其次，他们认识到，这种经济全球化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了危害。当前，这种经济全球化将西方国家的经济灾难迅速全球化，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迅速全球化。而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危机中还企图将自己的损失全球化，也就是灾难制造者企图让灾难受害者买单，承受损失。德国媒体的一篇文章说:“美国负债过多，以至于单靠自身无法挽救市场。处方：让损失全球化。”最后，学者还不同程度地认识到，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已经动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西方国家已经再也不能像过去两个多世纪那样为所欲为地称霸世界。

在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问题上，特别是在建立全球货币金融新秩序问题上，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丢掉美国式偏见，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利益，批评以美元为基础的储备体系不稳定、不平等，指出发展中国家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是对美国的颠倒的外援和净转移，力主建立新的货币储备体系取代美元储备体系，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应当说，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虽为数不多，但值得称许。

目前，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呼声集中在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上。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进行这一改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赞成这一改革；但是，另一方面，美国至今仍以国际金融霸主自居，坚决反对这一改革，千方百计地维护它已经严重动摇的金融霸权。

今后，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进展，国际生产体系的改革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都会逐步提上国际议事日程。人们期待着改革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没有帝国霸权的、平等互利的、尊重并符合各国利益的经济全球化。

关于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

西方报刊关于马克思重新受到西方青睐的系列报道和文章表明，一方面，在当前的危机中，西方国家很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深感失望和怀疑；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危机中，西方国家很多人对马克思及其著作重新发生兴趣，他们正在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关于危机的正确答案和科学说明。

这场危机本身是对西方经济学最尖锐、最有力、最深刻的批判。与逻辑的检验和批判有别，实践的检验和批判是最强有力的检验和批判。人们看到，在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前，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假设或假说、一些重要经济理论、一些重要经济数学模型和一些重要经济政策主张遭到惨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质疑西方经济学，反思西方经济学，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一些西方学者在危机中对西方经济学许多问题等进行反思和质疑，都能够站得住脚。其中有的批判甚至有很大的杀伤力。这场危机可能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成为西方思考经济学的一个“转折点”。但是，西方经济学家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决定了他们一般只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修修补补，而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人们更不会指望有多少西方经济学家在危机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危机过后，如果西方能出现一两个凯恩斯式的系统批判新自由主义、全面论证新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如果能出现一两个像琼·罗宾逊、约瑟夫·熊彼特那样比较客观、比较公正地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那就算是相当不易之事。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西方国家现在不同程度地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转而寄希望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比较，国家干预主义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局限，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失业、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等的可能性，并认识到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这些是国家干预主义超越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所在。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充其量只能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者暂时推迟下一次危机的发生，而决不能根治和预防危机的发生。这已经为危机的历史和现实所充分证明。

现在出现一个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第三，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适当结合。政府调节包括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调节。同时具备这三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相反，如果让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民营化”、“国退民进”的政策主张威胁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果让他们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政策主张威胁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如果让他们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策主张威胁到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适当结合，而是只要市场调节不要政府调节，或者最多只要对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而不要对微观经济的政府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就将从根本上受到威胁。果真如此，可能就难以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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