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破冰之旅”

执行/刘丹 周敏

4月1日、2日，1208名上海高三学生在万众瞩目中先后走进了复旦大学光华楼。他们中有300人通过这所著名大学自主招生的“面试”而被录取，这是我国高考分数第一次与高校录取脱节。据报道，复旦大学为这次被称为“破冰之旅”的招生改革制定了严密的措施，确保“尽量不漏过一个未来人才”。

在各省相继公布2006年高考新规的同时，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所名校实施了今年高考的最重要改革——直接通过面试来录取新生。

4月1日、2日，上海有2000余名考生接受了复旦、上海交大的自主招考面试，他们每人接受由5位专家组团的面试，而面试的结果于4月5日公布。如果此次面试通过，就意味着他们直接迈过了复旦或上海交大的录取门槛，虽说两个月后他们还要参加高考，但高考成绩不会影响此次录取结果。而没通过面试的学生，并不影响其通过高考再报考复旦和交大。

上海两所名校此次的面试招生改革，之所以引起外界格外关注，其原因就在于它是继我国高考保送生制度之外，首次将高考分数与录取完全脱节，直接以面试来录取新生，强化了名校的招生自主权。通过面试，更易于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而非“一考定终身”。

视点

教育专家指出:“这是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旅！”然而，由绝对清晰的笔试变成相对模糊的面试，人们仍关注着面试能否保证公平？此次改革能否为相对刻板的高考制度注入活力？

从“人纸较量”到“面面交流”

这是一次新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学入学考试：考场内，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计时器。桌上摆放着前来面试学生的自荐信、个人基本信息表、高中三年各科成绩单、两封推荐信——至少一封为任课教师推荐，还有平时表现的各项能力证明材料、获奖证书、特长证明……

与传统的高考不同，没有了答卷的“沙沙”写字声，没有了紧张难耐的考试气氛，“人和纸的较量”变成了“面对面的交流”。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里，这样的考场有150个，150位面试教授分居其中，1185位学生分别走进此前电脑排位所定相应的5个房间，每位学生分别在5个房间各进行15分钟“一对一”面试。总计75分钟的面试后，教授们将进行综合判断：此生是否能被复旦大学录取？

一位姓杨的高三学生在自荐信中写道“最心仪的专业是临床医学”。于是在面试时他被问道:“不少媒体披露过医生收红包的事件，对于医德问题，你有何看法，应如何避免‘红包事件’发生？”

“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矛盾，你有何观点和看法？”“有些演算题可能需要经过冥思苦想才能得到答案，你有无这样的经历，举例说明，并分析当时的心情。”这是上海七宝中学高三学生路鹏程面试时被问及的问题。在老师的推荐信中，认为小路在数学、管理方面有突出才能。

跟以往高校实施的保送生、优秀生选拔、5％“自主招生”等政策不同的是，此次改革的突破在于“面试决定录取结果”“学校说了算”。

自3月2日复旦大学发布自主选拔录取招生改革方案以来，近6000位报名学生通过复旦大学申请资格测试，1208位学生入围面试，最终面试录取的300名学生，约占复旦大学2006年总招生比例的10%。

值得一提的是，被录取的300名考生，还须参加6月份的统一高考，高考成绩对录取结果不构成影响。

高考指挥棒不变，素质教育是空话

行知中学学生蒋林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说，面试时，真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提问者不拘泥于课本，社会关注度的考察被提升到重要位置，“要答好这样的问题，临时准备根本没用，面试考察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不用死记硬背书本知识。”

有一名考生却有不同看法：“从2月18日我被学校确定为自主招生对象起，从复习语文、数学、外语和物理４门功课，增加到复习10门功课，从每天晚上12点睡觉推迟到凌晨2点才能睡觉！”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表示，这项改革一个重要的信号在于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当代大学生最缺失的是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高考指挥棒不改变，“唯分数论”的培养人才模式不改变，中国的素质教育将成为一句空话，“一张再好的试卷也无法考查考生的综合素质”。

复旦附中副校长吴坚说：“学校大张旗鼓搞素质教育，紧锣密鼓搞应试教育，连校长都快成了人格分裂的人。复旦面试招生是一个信号，如果这种选拔方式达到一定规模，那么，从高中到初中乃至小学，大家都会重新审视：我该怎样培养孩子？”

秦绍德表示：“希望以此次改革带动中小学改变‘唯分数论’的传统培养模式，让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都有意识地在培养综合素质方面下工夫，为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面试能够确保公平吗

不少学生家长有一种焦虑：面试人为因素较大，公平如何体现？

秦绍德说，复旦为此次录取改革做了体制保障和科学严密的程序设计，以确保这项改革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要求施行——无论是面试考生还是被最终录取的考生名单，都将适时在网上公布，拒绝接受“条子生”，学校纪委将参与招生各环节工作，整个录取环节将接受上级教育部门和媒体的监督。

秦绍德介绍，学校成立了由150名不同学科领域的教授组成的专家面试团，事先对专家团进行了严格的面试培训。面试团5人一组，分别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生德育等5个领域的专家，文理兼顾，中青搭配。

面试前半个小时电脑随机抽样，分配不同专家面试组所对应的考生，一对一面试完毕，5位面试教授以“A、B、C、D”四种类型完成对学生的面试评分，随后该组教授就考生的面试表现进行合议，大家不存在异议就意味着“通过”;若意见不一致，再由招生改革领导小组牵头，召集面试教授复议，经讨论若确为某专项领域有特殊才华的所谓“偏才”者，可以通过复议形式举手“通过”。专家名单、专家分组名单和学生分组名单均严格保密。

值得一提的是，每间面试房间都放有录音笔，对考生面试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必要时将录音作为复议时第一手资料，“尽量不漏过一个未来人才”。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郑方贤强调：在这项改革中，学校的声誉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不少家长依然表示，面试成绩教授的主观性较强，应该将家长代表也纳入监督队伍中，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高考本无错，错的是分数至上的录取手段”

对于“复旦模式”，教育界也有不同声音。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所长杨德广认为，要真正做到“自主招生”，就不应该让学生再参加统一测试。他说：“这么做，仍然是引导学生整天去应对考试和考分，这种增加学生负担的‘自主招生’还是不搞为好。”

还有一些教育专家表示，一定时期内，高考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的主要形式，但需要建立以统一考试为主、多元化考试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的高考与招生制度。

秦绍德表示，在现阶段高校资源有限、社会公平关注度高的情况下，高校自主选拔前一定要进行测试，因为面对成千上万的考生，必须有个合理的标准初步选拔。“按照国外大学经验，如哈佛、耶鲁，他们在自主录取前，对学生初步选拔，主要看考生‘中学水平考试’成绩，这是大多数高校认同的标准化考试。而我们没有统一的‘中学水平考试’以供参考。”

一直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说：“复旦此次招生改革是一次有益尝试。自主招生的真正意义，在于打破‘一考定终身’的集中录取制度，高考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以分数为唯一选拔标准的录取手段，如果将高考认定为一种标准化测试，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圆桌声音

浙江大学招生办主任程艺:浙大两年前就想尝试

复旦和上海交大今年尝试以面试来录取新生，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它体现了大学全面择优、选拔创新人才的一种理念，而非选择考试机器。过去在高校选择人才中过于强调分数的单一化取向，使得很多孩子从小就陷入了分数的怪圈，从而忽视了对人基本的个性品质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有些孩子靠应试进了大学，却呈现出高分低能，没有学习自主性，不能适合当前大学强调自主学习、创新培养的环境。

浙江大学的招生一直以公平、公正、透明而得到外界美誉，被教育部视为阳光招生的典型。浙大早从两年前就向教育部提交了自行面试录取的方案。今年除浙大外，还有东南大学也向教育部提出了改革申请。由于浙大的面试录取方案面向全国，而教育部出于谨慎考虑，最终决定复旦和上海交大在上海小范围内试点，不面向全国。毕竟，谁都知道名校自主录取的意义和优势，但高考改革也必须稳步进行，在现行的社会客观环境下如何在面试录取中实现最大认同度的公平公正，需要勇气，也需要时间的考验。关于面试录取，浙大今后仍会朝这方向努力。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郑方贤:明年有可能全国推广

今年复旦和上海交大尝试面试录取，两校方案也不尽相同。由于是第一次尝试，复旦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对面试专家的挑选和面试程序的设计都力求严格、公正，但操作也是非常谨慎的，把面试录取的名额控制在全国招生总数的10%内，由于单单面向上海，这一招生量占在上海招生数的20%以内。在今年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复旦明后年可能考虑向上海以外推广，包括浙江等。但这其中牵涉到方方面面因素，如与当地招生部门的协商、信息发布的广泛统一性等等，这些还是未知数。

宁波诺丁汉大学招生负责人:每百人会考+面试进门

宁波诺丁汉大学去年起除通过高考录取外，每年预留了100个计划面向浙江考生提前单独招生。学校单独招生，依据的就是考生高考毕业会考成绩，基准为5A5B。其中文科特长生英语、语文必须为A，理科特长生英语、数学必须为A，6A以上(含6A)者非语、数、外允许出现1C。经学校单独进行面试后，就能直接录取进校。如果雅思或托福成绩达到一定程度，直接就免试录取了。

圆桌发言

我觉得，复旦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应建立一套优质的事先防范体系，其意义永远大于建立一套事后惩戒机制。在自主招生破除了“一考定终身”的坚冰之时，对更多体现着主观个人意志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事前防范完全是有必要的，并且是必须做到的。（王毅）

复旦的高考招生是对中国高考招生制度的有益尝试，将彻底打破分数至上的传统高考教育模式，必将对中国中学教育带来一次新的洗礼，对真正实施素质教育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至于大众普遍关心的面试由于人的主观性太强，是否会公平的问题，我觉得面试的时候是一个专家教授组，不是个人说了算，绝大部分的公平还是能做到的，况且招生录取的各个环节还有纪委和媒体的监督！（杨维兵）

从国际趋势而言，哈佛大学招生除了看学术水平测验考试，也还考虑“其他因素”：包括学生在中学期间取得的学业成绩、参加课外活动的表现、个人素质以及创造力是否优秀等；牛津大学也是面试与考试成绩兼重的。如果将复旦大学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看做是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拉开的一道门缝，那么，我们更希望中国高招改革早日敞开包容开放的大门。（邓海建）

复旦大学的改革只面向上海市。身居大城市的学生，从出生那一天起，享受的教育资源就优于一般地区，尤其优于农村地区。高校改革了，其成果又只惠及大城市。这公平吗？这种重点高校本地化现象，是对教育公平的最大嘲笑。（郭小华）

圆桌评论

“家长背景应公示”

前段时间，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举行了自主招生考试中的面试。经由面试专家综合评定后最终录取的学生，仍将参加今年的高考，但其高考成绩只是作为将来选择专业的参考。所有专家和工作人员都在面试前签署了保密承诺书，学校制定了严格的回避制度，专家和考生都有权利提出回避。所有面试过程均全程录音，专家面试记录和决议书全部存档（人民日报4月3日）。

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是高考制度改革的有益探索。但是，如何在自主招生中保证公开、公平、公正，决定着该项改革的成败。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举行的面试来看，制度设计相当严密，不过似乎少了一项，就是向社会公示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考生名的家长背景，包括考生父母姓名及工作单位、职务等。

之所以要公示家长背景，是因为从现实来看，在高考过程中做手脚的丑闻，几乎年年发生。对一个学生来说，高考意味着人生命运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每一项招生制度，无疑都会被研究到“毛细血管”，都会成为各方力量介入的战场。“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当然会有人进行暗箱操作。而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进行暗箱操作的，当然是那些有背景的父母。事实上，这些年实行的高考加分政策，就被某些官员利用，在高校招生过程中捣鬼。既然如此，谁又能够保证那些有背景的学生家长，不会在自主招生过程中上下其手呢？

在我们中国，没有哪一项考试像高考这样引人注目。它关系着千百万考生命运，因此每年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和公布高考政策都郑重其事。但是，多年来高考录取中仍然不断传来丑闻。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各种招生政策在程序的规定上，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大众的参与监督，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而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最容易滋生病菌。

每一个没有真才实学，而是通过“关系”进入大学的学生，实际上是抢夺了另一个成绩合格但是没有背景的学生深造的权利。教育的不公，是最大的社会不公。高考中的不公平现象，不但损害考生的权利，更破坏社会的公平。人们常说，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假如高考自主招生能够公示父母背景，就会进一步把自主招生的情况公之于众，有利于增加透明度，也大大增加了在其中进行暗箱操作的风险成本，使得一些人望而却步。

其实，不但是在高校自主招生中应该公示考生的家长背景，在高考加分、招生等所有环节都应该公示考生的家长背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考的公开、公平、公正。

“诸多不确定性”

这是一个热点事件，笔者想谈谈“面试招生”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

首先是“面试招生”成本的不确定性。据报道，为举办这次“面试招生”活动，复旦大学可谓全力以赴，仅面试团就动用了150名各个学科领域里的专家教授，设置了150个简单考场，一对一地进行面试。如此庞大的面试规模，对大学每年数千名学生的招生量来说，显然不具备推广价值，尤其是组织面试的人力成本、财经成本将更加难以测算。

其次是“面试招生”标准的不确定性。尽管这次面试招生设置了面试的统一标准，但是总体而言，面试的标准有时是难以掌控的，很多标准的衡量，也会掺杂个人的因素。虽然标准是“死”的，但是衡量标准的人却是“活”的，不排除在适用标准的运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由此就会导致“面试标准”上的不均衡性和不确定性。

第三就是“面试招生”是否公平的不确定性。“面试招生”的立意虽好，但是面对当今国内复杂的社会关系，我们很难在把握“面试招生”公平性上作出准确的判断。

笔者以为，作为推动“一考定终身”改革的一种有效手段和方法，“面试招生”值得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必须是建立在制度完善基础之上的，必须是建立在基础考试和素质考核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基础准备之前，“面试招生”的这个“螃蟹”还是少吃、慎吃为好，否则，一旦“口”子大开，一旦各个大学都来效仿，或许我们的大学将处于难以“招架”之窘况。“螃蟹”的“美味”也会变成了“怪味”。（龙之潭）

“两高校一路走好”

两大高校此举是希望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固有模式，通过倾向素质考察的面试选拔出合适的人才，其积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但由于将面试成绩作为录取的最重要依据，不少人担心：面试具有极强的弹性，如何能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不可否认，将以前高度统一的“高考成绩论英雄”替换为复旦和上海交大“面试成绩作为录取主要依据”，整个社会在认识上会相当不适应。虽然目前的高考制度屡受诟病，但社会上有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仍然是目前能做到的最大公平。既然如此，抛开了高考成绩的录取如何保证公平引起舆论的担忧也在情理之中。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始终抱着“高考成绩”这根稻草不放的话，所谓的“高考素质考察改革”只能永远是镜花水月。

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是，虽然教育部从2003年就开始了高校自主招生的试点，但在复旦和上海交大之前的“自主招生”，只是高校可以自主划定录取分数线而已。可以说，这种似是而非的自主招生，与素质考察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此时，复旦和上海交大的“面试招生”，正是对已经走偏的自主招生的一种纠偏。也许这两所高校在面试招生中的具体做法仍有待完善，但毫无疑问，这样的选择是符合高考素质考察大方向的。毕竟，完善操作细节和确定改革方向是两个不可同日而语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尤其重要。如果舆论是善意的鼓励，他们就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如果舆论是铺天盖地的质疑，也许他们就会踌躇不前，甚至退回原地。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期待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破冰之举能给予一种善意的宽容，而不是过多的质疑。

多年来，“高考唯分数论英雄”带来的应试教育种种怪现象，已经让中国教育到了必须变革自救的边缘。复旦和上海交大的革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与素质考察接轨的希望，也看到了治疗目前教育领域沉疴的可能，希望两所高校一路走好。

“金字塔尖上的一次尝试”

我们以为，这次大胆尝试，对复旦大学招收到一批素质高、潜力大的优秀学生，无疑有着重要的帮助，但对我国高考招生制度的整体影响将十分有限，对基础教育结构的“破冰”意义就更为渺茫。

从整个程序设计来看，这是一次相当昂贵而奢侈的尝试。首先，有资格参加面试的学生，局限于上海市高中学生；1208名入围者，产生于近6000名报名学生；最终录取者则不过300人。这种优中选优的办法，不但成本高昂，而且预先设定了其成功的保障。而当同样的办法应用于大面积推广时，首先遇到的可能还不是难以承担的高昂成本，而是失去层层遴选的保障之后，高校将很难以一次面试而鉴别出真正的人才；其次，所有参加面试的学生，还要参加今年全国统一高考，但考试成绩并不影响已经确定的录取结果。这样的规定看似为那些已经录取的学生增加了一次没有任何意义的负担，但对于那些落选的面试入围学生来说，却构成了一个“双保险”机制，在复旦的“个性”面试中落选，还可以在全国统一的“共性”考试中胜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全国统一高考的“垫底”，复旦的大胆尝试才得以顺利进行，并能吸引尽可能多的优秀学生。

因此，作为一次孤立的尝试，这次面试招生的成功毋庸置疑，即使是最为学生、家长和社会舆论担心的公正问题，在不计成本的保障措施下，也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尝试是否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是否能够达到对现有教育体制的“破冰”之效。

提出这样的疑问，决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一尝试的否定，在现有招生考试制度日趋僵化且弊端丛生的情况下，任何不会导致情况更糟的尝试，都值得鼓励。我们只是想指出，对这样一种在金字塔尖上进行的尝试，不必抱过高的期望。实际上，复旦大学所尝试的面试招生，是一种典型的“掐尖”之举，恰好需要统一高考的“垫底”为其基础，且互为补偿。

实际上，高校自主招生、面试招生的主要意义，在于为不同水平人才的遴选机制开辟了多种可能，并有可能启发我们重新认识高考制度的现状和改革方向。高考制度的批评者，常以梁漱溟先生未上大学而被聘为北大教授，或某学生以“孙行者”对“胡适之”而被北大录取，对照现有招生体制的僵化。但这种议论所忽视的是，任何传奇故事，都只可能发生在天才、偏才身上，而对于绝大部分中才、通才而言，统一的、集约的、标准的考试，仍然是最公平、有效和成本低廉的遴选方式。因此，高考制度的改革方向，应当更多地着眼于如何改进考试方式，以便尽可能使考试能够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是寄希望于以面试招生等方式颠覆、替代统一招生考试。在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紧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从更长时段来看，随着教育资源紧缺的现状逐步改观和教育理念的不断进步，类似于面试招生的各种自主招生方式将有望逐渐增加，统一考试的紧张程度自然会得到一定的释放，参与其中的考生们，有可能不再像他们的兄长们一样，经历太多的紧张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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