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观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师生先是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西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师生精诚团结，既弘扬了三校“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又融会了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共同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在如晦的风雨中，西南联大弦歌不辍，犹如一盏明灯高悬西南一隅维系着中华文明的一缕学脉，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的一大奇观。

一

破衣蔽体，糙米果腹，以茅屋为校舍，以破庙为教室，躲警报，避轰炸，钻山洞……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联大教师发扬“刚毅坚卓”的精神，热情不减，培养出了一批世界一流人才。

西南联大建校伊始，仅有文、理、法商、工学院，在校学生1506人，到抗战胜利时，已经发展有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和一个先修班，5个研究所（下设17学部）。先后在校学生约有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西南联大处在强敌入侵、风雨如晦的艰苦环境中，以其坚毅不拔的精神和严格的学风，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

正如著名学者陈岱孙所指出的：“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如今，“联大现象”不仅为华人教育圈所关注，一些国外研究者也称：“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世界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二

在偏居西南一隅的云南，西南联大的许多专家、学者深信：“只有知识是惟一的救星……惟有知识才能使我们不至认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历史责任感，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苦苦探索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产生了一大批极具深远意义的理论著述。这些著述不只是书斋里的经学玄论，许多学术理论研究都能够从中国现实社会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其中不少思想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思想史上均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抗战期间，冯友兰先生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在将近10年的艰难困厄中，他写出了６部传世之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６部书简称《贞元六书》，取《周易》“贞下起元”之义，以寄托对抗战胜利和中国再度富强昌盛的希望。《新理学》一书出版后，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以及私人谈话、发表的评论，异常之多，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思考，使他成为抗战中，中国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哲学家。

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国史大纲》。这是一部享有盛誉、影响甚大的中国通史著作。钱穆先生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论述先秦民间自由讲学兴起和宋明社会自由讲学再兴起的演变，魏晋屯田、占田、课田至唐代租庸调的演变，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等等，均有所创见。

在西南联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绩斐然，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学者也不甘落后，他们不仅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上投入了全部热情，更是把报国的热情化作科学研究的动力。

华罗庚先生1940年完成了他在解释数论方面的研究。这一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关于素数变数的华林问题，以及变数之素数的方程组研究。他在学习并掌握了彼得堡派苏联数学家维诺拉托夫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维氏的方法扩大应用到数论中各个不同的方面，写出了20多篇论文，并在1941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

周培源先生为将科技服务于抗日，曾自学空气动力学、弹道学。从1938年开始，他改为研究应用价值较大的湍流理论。1940年，他首次提出需要研究湍流的脉动方程，并用求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动力学方程的方法建立起普遍湍流理论。1943～1945年，周培源先生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发表了《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一文，此后在国际上发展成为湍流的模式理论。

由于地处云南，西南联大的教授十分注重将自己的研究和云南的开发结合起来。生物系教授沈同以云南盛产的野果余甘作试验，研究维生素C与造血机能的关系。施嘉炀教授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经过两年完成了两期勘测任务，提出了云南水力资源开发的初步计划，同时设计出腾冲水电站、富民水电站等一批水电站，出版了《昆明水工研究丛刊》。孙云铸教授与有关专家合作，对滇南上寒武纪的地质情况进行研究，写出《云南西郊之奥陶纪海林禽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等论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

西南联大大师如云，教授的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也同样是一流的。

抗日战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即抗日战争发生以前），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抗日战争以前一元法币即一元银圆，350元大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一万一千元），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 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

闻一多先生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卖钱!吴晗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旅费、医药费及最少五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法律系费青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1941年9月，北大法律研究部付了法币3000元，购买了费先生的藏书。书籍是知识分子的“命根子”，科研必须有大量的参考书，而这两位教授为了生活，居然决定出售自己的所有书籍，此中苦况，难以想象!

教授中拖儿带女、家属人口众多、负担沉重者，为数不少。王力、冯友兰、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潘光旦等15人的全家人口有六个；闻一多、罗常培等14人的全家人口为七个；蔡维蕃、徐继祖两人的全家人口为八个；而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和作家的朱自清全家则有十口之多。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仅靠这每月8.3元大洋又怎样生活? 从联大教授或“教授会”写给当时教育部或联大学校领导的报告，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感人肺腑：“……同人等昔已为涸辙之鱼，今更将入枯鱼之肆矣。……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数及战前十分之一二。无论数目之多少，总期其购买力能及战前之五十元，俾仰视俯畜，免于饥寒。庶几风雨如晦，鸡鸣不己，以求国家最后之胜利。”

然而，就是在如此极端艰苦的情況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教授兼系主任，工作量增加了，工资贴补一点，天经地义，更何况是教育部统一的规定。但联大这些教授不要津贴，他们宁可继续过自己的贫困日子。高风亮节，正气凛然，令人景仰!

不仅如此，联大教授的高尚的品质还表现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的精诚团结上。西南联大由三个学校临时组成，不论常委会、教务处、总务处，或是各个学院和系，一般说都有三个学校的人，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没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之事。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大家都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亲密无间。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一条，在于三校的传统好，联大教师以及行政人员的素质高，思想品质优秀。人人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学校前途为重，不计较个人或原先“小团体”的荣辱得失。

虽然西南联大早已于半个世纪前解体，不再存在，而“联大精神”却依然芬芳扑鼻，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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