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西南联大办学经验创建中国特色一流大学

摘要：西南联合大学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被迫联合的极端条件下，因有了一流的校领导，提出了一流的教育思想，组建了一流的教师队伍，建设了一流的学科专业，吸引了一流的学生，实行了一流的管理，争创一流的办学环境，最终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办学经验及其采取的措施，为我国创建一流大学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西南联大；通才教育；一流大学20世纪30年代成立于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合大学，在8年的短暂办学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足以让现在中外大学所敬仰。“西南联大是在特定历史困难条件下完美地显示了科学和高教的一些带本质性的思想，因此，国内外许多人称西南联大是高教史上的奇迹。”[1]值此国家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时刻，本文借反思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希冀对我国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一流大学有所裨益。

一、西南联合大学办学经验

（一）一流学校领导是基础

西南联大能成功联合并取得卓越成就，与一流的学校领导集体密不可分。抗战时期，教育部决定在全国按区设立几所临时大学，但真正联合到底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却只有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所。究其原因，主要是领导集体的团结问题。西南联大组建后，实行的是常委会负责制，由蒋梦麟、张伯苓和梅贻琦共同负责。梅贻琦校长自1931年执掌清华大学以来，使清华大学迅速跻身于国内一流大学行列，表现出高超的管理技术和艺术。因此，蒋梦麟和张伯苓对梅贻琦很信任，也很放心，都表现出了主动让贤的态度。蒋梦麟临行前对梅贻琦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我的不管，就是你的管，放手去干吧，月涵。”而张伯苓则说：“月涵呐，我的表你就戴着吧。”（意思是你代表我，天津话。）[2]他们两人能主动让贤到重庆去任职，是因为他们深知多头领导不利于西南联大的安定团结。这样，联大的校内事务实际由梅贻琦一人负责。梅贻琦没有让蒋梦麟和张伯苓失望，在他的带领和不懈努力下，联大上下从领导到师生，团结合作，顾全大局，使联大不仅能彻底联合，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梅贻琦校长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梅贻琦校长的领导才能也得到了欧美大学的认可。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之际，美国一所大学发来的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颂词，这既是对清华建校30周年全部历史的赞誉，更是对梅贻琦校长掌校10年所获成就的肯定。[3]

（二）一流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是方向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教育思想的指引，西南联大能成就其在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通才教育思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西南联大实行通才教育的原因和条件有三：一，有通才教育思想基础。联大的三位常委中，蒋梦麟常委留学美国9年（1908-1917），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杜威学习教育，获哲学博士学位。[4] 梅贻琦常委留学美国5年（1909-1914），就读于吴斯特工业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5]张伯苓常委初受教于新式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希望通过“武力救国”，但很快破灭，后经过思考，确立了“教育救国”的信念。为筹建新式学校——私立第一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他赴日本学习考察。为筹办南开大学，他又赴美国留学15个月（1917.9-1918.11），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6]由于他们都留学过美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美国通识教育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对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思想有所了解，为他们在西南联大提出并贯彻通才教育思想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联大的教授们，也多有留学背景。以1945年为例，在179位教授中，超过87%的人员为留学归国人员，他们对通才教育思想有认识基础，易于接受。二，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现实需要。当时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学非所用及失业率高。为了让在校学生们能安心学业，毕业后能够适应复杂的现实社会，西南联大的领导集体，高举“通才教育”的旗帜，其核心就是对学生施行素质教育，主要是让学生广泛涉猎知识，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勤于思考的习惯和动手能力。三，对国民党政府内部一些人提出的“通专并重”办学思想的反驳。作为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梅贻琦校长旗帜鲜明地倡导通才教育。他在《大学一解》这本书中指出：“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7]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思想，明显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生毕业后，能及时适应环境，为当时的战争和后来的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通才教育思想的确立和实施，充分反映了教育家办学的优势。他们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高瞻远瞩，及时对办学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形势，并遵循着教育的基本规律。

·教育史研究·借鉴西南联大办学经验创建中国特色一流大学 一流的教育理念体现在统一文化形式，并提炼出新的为大家所认可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在三校联合后重新设计各种精神文化形式，组建了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编制出西南联大的校歌、校训，统一了精神标识，这是外在形式。内在方面，为使新校进一步得到三校师生的认可和拥护，联大学校领导集体没有简单地继承或否定三校的优良传统，而是充分尊重、保持并发扬了北大的“自由”、清华的“民主”、南开的“活泼”等优秀传统，结合西南联大的实际，逐步形成了以“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兼容并包”为核心价值的文化精神[8]，这种精神不是三所大学精神的简单相加，而是融合成一种既同于北大、清华、南开，而又不完全同于任何一校的新特点和新风格。这种精神使三校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使三校师生都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了联大的凝聚力。“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间合奏，终和且平。”这种高度的大学精神融合文化融合，为我国多所大学合并成一所大学后创建一流大学积累了直接鲜活的经验。

（三）一流教师队伍是核心

强校必先强师。西南联大办学成就高的重要原因就是汇聚了一大批当时国内拔尖的人才加盟教师队伍，师资力量非常雄厚。

1. 三校联合，大师云集。在西南联大的学校领导集体中，梅贻琦、黄钰生、潘光旦、查良钊、郑天挺、袁复礼、陈雪屏、杨武之、杨石先、冯友兰等诸先生，是这个集体中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成为中国一流的教育大家。著名知识分子中，有“最叫座的史学教授”钱穆、“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哲学大腕”金岳霖、“大师之大师”叶企孙、“经济学泰斗”陈岱孙、“一代宗师”吴有训等[9]，以及闻一多、傅斯年、饶毓泰、曾昭抡、华罗庚、陈省身、费孝通、赵忠尧、王竹溪、吴大猷、钱钟书等，这些一流的教育大家和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齐聚联大，以他们高度的爱国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成就了这个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2.教师队伍学缘结构、年龄结构合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虽然教师队伍流动性比较大，但总体相对稳定，教授副教授人数基本保持在170人以上。从学缘结构看，1945年在联大的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18位留英，38位留学欧陆，3位留日，只有23位是国内自己培养或自学成才的。[10]这样合理的学缘结构，为学者们立足科技前沿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宽的视野，擦出了更多的智慧火花。从年龄结构看，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统计，当年（1942年）外语系有教员36人，平均年龄 35.8岁。其中年龄最长的为德国籍讲师李华德，57岁；最年轻的是两个助教吴纳荪和蒋铁云，都只有24岁；30～45岁之间的青壮年教师有25人，占外语系教员总数的69%。[11]其他各院系情况和外语系基本类似。可见，当时的西南联大教员队伍中，以30～45岁之间的青壮年教员为主体，年长教员和年轻教员所占比例较小，年龄结构比较合理。

3. 破格选拔人才。华罗庚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以职中肄业的学历被清华大学聘为教员，1936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期间发表了多篇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论文。1938年，他回到西南联大。当时校方对以何种职称聘他方面，费了一番周折。虽然华罗庚学历低，但以他当时在数学界的学术地位而言，国内领先，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望。学校教授聘任委员会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一致同意，直接聘他为教授，这在当时全国所有公、私立大学中，是空前未有的例子。[12]

4.一流的师资带动了一流学科专业建设。联大在短短8年办学历程中，设有5个学院26个系，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多数系的学科实力在国内是一流的，部分系的办学实力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以数学系、物理系为例，据1938年统计，联大数学系教授职称的教师有13人，他们是江泽涵（兼系主席）、申又枨、程毓淮、杨武之、郑之蕃、赵访熊、曾远荣、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刘晋年、蒋硕民、张希陆[13]，其中华罗庚、陈省身、以及后来的许宝騄三人，因科学研究最为突出，被称为西南联大数学系“三杰”[14]；同时期联大物理系，教授职称的教师也有12人，分别是饶毓泰（兼系主席）、朱物华、郑华炽、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赵忠尧、霍秉权、王竹溪、任之恭、孟昭英，其中，饶毓泰、吴大猷、吴有训、赵忠尧、王竹溪，以及张文裕（1940年到联大）[15]。数学系、物理系在这些大师们的带动下，学科专业得到极大的发展，整体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很高，科研成果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接近或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四）一流学生是载体

西南联大学生素质很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源一流，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能力一流。

1.生源一流。一流的教育思想、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科专业、一流的教学科研水平，吸引着大批有志青年到西南联大求学。西南联大的学生来源有几个方面：一是早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原是北大、清华、南开的肄业生。由于联合前三校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学，它们的招生要求高，选拔出的学生综合素质较高。二是联大、浙大、交大、中大、武大实行招生联考时，由于联大师资队伍强大，名教授众多，学风优良，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总把报考联大作为第一志愿，联大新生的录取分数，往往高出别校一两个档次。1941年起开始单独招生，报考人数更多，使得生源质量在全国范围位居前列。三是其他高校优秀学生的加盟。由于西南联大师资力量在当时空前强大，以及得益于三校的优良传统，吸引了许多优秀学生通过转学、借读等方式进入西南联大学习。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就是杰出的一位。李政道1944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1945年秋在老师王滏昌的建议下，转学到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高能物理，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联大物理系三大才子之一的黄昆先生，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1941年毕业后寄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2年成为清华研究院物理学研究生，后成长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2.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能力一流。西南联大对学生学习管理实行“抓两头放中间”，重点抓住新生和毕业生的管理。对于大一新生，学校设立“大一新生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成员全部由教授组成，对新生的课业及生活进行指导，使大一新生完成从高中生向大学生的平稳过渡，适应大学的生活，养成自学和自我管理的习惯。对于大四毕业生，学校成立了“毕业生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学生的德智体成绩进行审查，保证毕业生的质量。[16]在抓好学习管理的同时，学校对学生日常管理实行“不管就是管”的方针，注重“自治的启发”和“积极引导”。[17]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学生很快养成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习惯，随着年级的升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不断增强。西南联大这种抓两头放中间的管理学习方式和“不管就是管”的管理方针，给了学生极大的发挥空间，学生自治会自发成立了，学生社团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最多时有70多个。在校、院两级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在众多学生社团的配合下，学生积极协助学校开展工作，并主动开展校园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自我教育能力通过实践锻炼得以强化和提高。

（五）一流的管理是保证

西南联大校内管理卓有成效得益于学校施行的教授治校制度。联大教授会分学校和院系两级，学校的一切重要事项，均需要通过教授会。学校领导者非常尊重教授会的意见建议，在议决学校重大事项上，梅贻琦校长并不施行独断权利，而是采取“吾从众”的方针，充分调动了教授参与管理校内事务的积极性。另外，一些具体行政部门的领导，如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建设长、都由教授来担任。各行政部门负责人由教授兼任，不设副职，避免了行政机构的臃肿，减轻了联大的办学负担，达到了“精干高效”的效果。同时教授们直接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既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管理效率，也增强了自身的服务意识，提高了联大各项管理工作的服务水平。同时，他们和梅贻琦校长一道，共同参与决定校内的重大事项，又在学校事务管理中相互配合，协同创新，抵制了外来的政治压力，提高了学校的决策水平和管理效率，最终提高了联大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

（六）争创一流的办学环境是前提

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当时的办学环境息息相关。虽然当时战争形势紧张，但也给西南联大创造了一个联合办学的契机。“有利”的办学环境，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无力干预，使得自治传统得以延续。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紧张时期，国民党政府把抗战作为头等大事，疲于奔命，对大学的管理无暇顾及。西南联大的前身——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由于在文化教育界已经确立权威地位，使得政府当局不敢过多插手校内事物。蔡元培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这种思想得以在西南联大沿袭。西南联大对政府当局发出的可能损害大学发展的种种要求敢于抵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大学的独立性。

2.西南联大地处昆明，昆明地理位置相对闭塞，远离当时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受政治影响较小。

3.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政府建立的良好关系，为联大的发展赢得了相对宽松的外在环境。由于云南地方政府势力强盛，又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且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矛盾多，使得中央政府当局难以过多插手地方事务，对地方影响较弱。西南联大到昆明后，积极发展与地方当局的关系，开展了多层次的合作。通过务实的工作赢得了云南地方当局的信任和支持，为西南联大办学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为快速发展并取得卓越成就创造了条件。

二、启示与建议

（一）大学校长应是教育家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他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这所学校的办学水平，大学亦然。西南联大因有了一个教育家组成的领导集体，特别是其中成员之一的梅贻琦校长，因势利导，提出了符合联大发展实际的通才教育思想，为西南联大的成功联合到底并办成一流大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借鉴西南联大经验，大学首先要选出好校长，好校长要有教育的战略眼光，并能提出符合本大学实际的教育思想，指引大学在正确方向上发展，不断接近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其次，要给大学校长减负。当前，随着大学越来越大，办学越来越复杂，大学校长越来越忙，对大学发展的思考时间越来越少。为将大学校长从繁重的应酬中解放出来，实行“校长职业化”是一个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大学校长职位职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梅贻琦校长对西南联大的成功领导是对“校长职业化”的完美诠释，为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树立了成功典范。因此，当前我国重点大学在加快创建有中国特色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亦应加快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的进程，减轻大学校长们的负担，使他们从繁重的社会活动和应酬中解脱出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思考如何创建有中国特色一流大学的目标上来，争取早日实现一流大学的梦想。

（二）组建高水平教师队伍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荟萃名师，与梅贻琦校长这个伯乐对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视密不可分。他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他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的真实写照。西南联大对师资的遴选极为慎重，在考察专业水平的同时，重点突出教师的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我国大学在创建一流大学过程中，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应象梅贻琦校长那样，放眼海内外，不拘一格，选拔专业水平突出且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高的人才为我所用。在教师遴选时，注意做到：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注重教师来源多元化、避免近亲繁殖；考察教师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考察教师对教育是否有认同感和使命感，因为只有认同感高使命感强的人，才能更好地执行教育理念，更好地去推动教育发展。在吸纳人才的同时，要注意内部挖潜，加强对已有青年教师的培养，使他们能更好更快地站上讲台。

（三）改善管理，提高服务意识

西南联大实行的“教授治校制度”和对学生的“抓两头放中间”，“自治的启发”、“积极引导”等制度方针，使特殊时期的联大学校管理井井有条，校园活动生动活泼，富有生气。加强管理不是关键，改善管理才是正确的举动。借鉴联大的管理经验，我国大学在创建有中国特色一流大学过程中，改善学校管理，提高管理者的服务意识相当重要。但要想改善管理，提高服务意识，除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引外，还需要一支素质高，人员稳定、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去落实，特别是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尤其重要。但目前大学的教学管理队伍由于多方面原因，素质普遍不高，队伍不稳定，服务意识不强。创建一流大学，需要建立一支与之相适应的，相对稳定、素质高、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教学管理队伍，实行教学管理人员“专业化专职化”是有效的途径之一。如何建设“专业化专职化”的教学管理人员队伍呢？有以下几个途径：（1）稳定教学管理队伍。通过提高他们的待遇水平，明确晋升途径，提供晋升机会，使他们对教学管理工作的未来充满期待而愿意留下来。（2）提高教学管理人员的学历层次。大学教学管理人员应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以适应创建一流大学的需要。（3）教学管理人员要专业对口。选拔教育管理专业或相关专业的人员充实到教学管理队伍中，逐步提高教学管理的专业性。（4）对教学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通过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活动，组织他们学习相关管理理论，培养他们的管理意识，提高管理的理论水平和对政策的执行力，最终提升他们的管理素质、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为创建一流大学提供优质服务。（5）教学管理人员专职化。通过重视管理队伍、提高学历层次、落实专业对口和组织业务培训等措施的实施，促进专职化教学管理队伍的形成。

（四）排除急功近利思想

西南联大在办学过程中，面对种种困难，学校领导和教授们始终保持着平常心和淡定的心态，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成就了西南联大的卓越成就。当前，我国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争相创建一流大学，从资金投入、校园建设、实验设备、招生规模，到教师队伍的引进与招聘，都下足了功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的知名度和水平。如果将此与70多年前的西南联大做一个简单比较的话，很多方面条件，特别是硬件方面，都远远超过西南联大。但现在重点大学的教学质量却屡遭诟病，其根本原因是现在重点大学多了些浮躁心态，急于求成，少了些西南联大的那种平常心。西南联大的领导、教授们能够潜心于教学、科研、尽心育人，而淡泊名利，这点是西南联大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恰恰是我国重点大学需要加强的。克服浮躁心态是大学的任务之一。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思想自由，大学务必为学术发展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现在重点大学在改善各种办学条件的同时，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引导大家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的心态，将主要精力用于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上，致力于培养高质量精英人才，争取早日实现中国一流大学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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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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