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案例分析大全 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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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案例

国民收入核算理论案例1：部分国家的GDP比较。

案例适合

国内生产总值（GDP）概念和核算方式。

案例内容

案例分析

作为目前世界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DomesticProduct）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是对一个领土面积内的经济产出总量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度量。它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里所生产出来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力的市场价值的总和。

GDP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计算得到：分别为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

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转移价值的总和，也即国民经济各行业增加值的总和。用公式表示如下：行业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消耗；GDP=Σ各行业增加值。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的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

算方法。按照这种计算方法，GDP由全国各行业汇总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生产税—生产补贴）、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利息、租金以及其他财产收入组成。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利息和租金以及其他财产收入。

支出法也称使用法，顾名思义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去向。按照支出法，GDP由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增加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后的差额）五项组成。计算公式为：GDP=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增加+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GDP最常见的计算公式：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进口。

从理论上讲，上述三种方法计算得到的GDP应该是一致的，因为它们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事物进行核算。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如此，因为资料来源的不同以及基础数据质量上的差异，三种方法计算的GDP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计算误差。我国目前以生产法作为核算GDP的基准。

由于GDP涵盖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所以其计算是建立在专业统计及部门统计和会计核算的基础之上的。在统计局内部，GDP核算的资料来源于统计局内部各专业司常规计报表、全国普查资料及各种抽样调查资料。在统计局外部，则需要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等各相关部门的统计及财务资料。除此以外，对于未能纳入常规统计报表和不易取得的资料，还要到相关的系统、行业处搜集替代指标进行补算和估算。由此可见，GDP核算是一个各方面数据全方位相互印证、相互平衡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技术性，是一个国家在核算期内总体经济活动成果的综合反映。

我国的官方统计机构对GDP核算实行分级核算制，国家和地区各自核算本辖区范围内的数据。即全国的GDP由国家统计局负责核算，地区GDP则由各省、市统计局负责核算。在这种体制下，各地区的GDP汇总之和与国家的GDP数据并不相等，这主要是资料来源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所有存在地区核算的国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有的国家通过特定的核算程序和技术处理人为地使国家和地区数据汇总之和保持一致，而我国则未作进一步的要求，只是由国家对地区数据进行定期的评估。

由于GDP衡量的是计算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因而实际上是一个流量概念，而非存量概念。因此，在比较某一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成就时，一般都要用到GDP增长率。对表1中的有关数据进行简单的运算可知，中印两国的平均GDP增长速度都很高，基本上维持在5%-7%之间，显着高于美国2%-3%左右的平均增速。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其GDP的年均增长却保持了较高的速度。

由于世界各国目前普遍采用GDP核算体系来度量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产出总量，相应地，人均GDP就成为比较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水平的主要指标，通常是将各国用本国货币计算的人均GDP按名义汇率折算为美元，然后在各国之间进行人均GDP的比较。世界银行1995年按人均GDP的高低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760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761-3035美元的为中下收入国家；3036-9361美元的为中上收入国家；9361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另外还有一种分法是：将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DevelopedCountry），人均GDP在1000-10000美元的为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Country），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的为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Country）。从本案例中表2的数据来看，美国和日本历年的人均GDP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英、法、德等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韩国的历年人均GDP虽然总体上低于前述发达国家，但在绝对量上却逐年赶上并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并在1995年挤身于高收入国家之列，显示出其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位的迅速崛起；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其人均GDP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显示了其低收入国家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数字之一，GDP虽然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但却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衡量生产的尺度，而无法全面反映效益、福利等其他与发展相关的指标，比如，不能反映社会贫富差距，不能反映社会分配不公，不能反映国民生活的真实质量等。另外，GDP总量也不是越大越好，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不仅与GDP总量有关，而且还与GDP的结构（包括GDP 的生产结构、支出结构和使用结构）有关，只有合理的结构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再者，GDP核算本身在技术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其理论柜架要、指标体系、口径范围、计算方法、数据来源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这种不完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核算体系和核算实务都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目前我国GDP核算人员正在立足中国的具体情况努力地对包括GDP核算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改进。对于一般公众用户所质疑的GDP数据不准确的问题，如被调查对象的不实填报、某些领导的人为干预等非技术因素，要消除它们则有赖于统计立法和执法的强化、全社会的理解和支付以及部门间的相互配合。

尽管存在着上述问题和不足，但不可否认，GDP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总量的测度指标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研究等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GDP核算也将随着其不断完善和细化的过程在宏观生产数据的生产和专业数据质量检测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案例讨论

GDP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案例2：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的比较。

案例适合

名义GDP、实际GDP与GDP缩减指数。

案例内容

一、印度经济发展落后中国十年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表现非常抢眼，两国的飞速发展让世界感觉到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在迅速推进。这两个国家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以美元计算，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和印度的名义GDP增长平均速度分别为8.3%和7.0%，而除了中国和印度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只有4%。

1、两国在很多方面相似，但中国将把印度落得很远

这两个亚洲国家的相似很多，包括超过了10亿的人口和多年来作为传统的贫穷的农业经济体系。在1982年，中国人均名义GDP以美元计算只有2754美元，稍稍低于印度的人均280美元。然而21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印度。在这段时期，中国实际GDP的增长率年平均超过了9.7%，而印度只有5.7%。在2003年，作为强劲增长的结果，中国的GDP总量达到1.4万亿美元，是印度5750亿GDP总量的2.5倍；中国的人均收入是1087美元，是印度人均收入的两倍。此外，如果以美元计算各国的名义GDP，中国占据了世界GDP总额的3.9%，而印度占据了1.6%的份额；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各国GDP，中国额是12.6%，而印度为5.7%。

2、追赶的游戏：印度落后中国10-13年

如果印度的实际GDP增长能够维持目前6%的水平，印度的人均GDP将在13年后达到目前中国的水平。我们估计，在未来十年，印度的实际GDP增长将达到8%。如果以6%或者8%的速度增长，印度整体的GDP将花费9年或者7年的时间达到中国目前GDP 的水平。到2015年，如果印度和中国保持它们的平均增长率水平长达10年，两国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将分别达到1.3万亿和3.9万亿；如果印度设法以高于8%的速度增长，它的GDP在2015年将达到1.6万亿。

二、中国经济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中国央行在2004年初发布的《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发出警告：“2004年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涨价，全年物价上涨也会达到2.2%……通化膨胀压力加大，需要密切关注。”该报告指出，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高达4.5%，远高于2000年0.8%、2001年0%、2002年-1.2%的水平，且在一年内从2002年的-1.2%骤升至2003年的4.5%，表明通货膨胀的形势不容乐观。

案例评析

我们知道，GDP是用一国的货币为单位来计算，因此，该国GDP的变化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的变动，二是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的变动。由于两者通常是同时增加的，为了区分由产出变动而引的GDP变动由价格变动引起GDP变动，需要区分实际GDP和名义GDP。

名义GDP是用一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劳务的实际市场价格来统计当年的GDP；实际GDP 是从名义GDP中剔除了价格变化并以（相对于某一基年的）不变价格来表示的GDP。不同时期实际GDP的增减仅仅反映着产出的增减，而名义GDP的变动则既包含了产出变动的影响，也包含着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衡量经济增长要通过考察实际GDP的增长来实现。

通常情况下，名义GDP的增长会由于物价水平的提高（或降低）而快于（或慢于）实际GDP的增长。以某一个时期作为基期，则另外一个时期的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差别，可以反映这一时期相对于基期的价格变化的幅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通过比较（相对于某一基期的）名义GDP增速和实际GDP增速的差异，可以知道这一时期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反映物价总水平变动程度的具体指标就是GDP缩减指数。

具体来说，GDP缩减指数是按当年价格核算的GDP(增加值)和按可比价格（不变价格）核算的GDP（增加值）之间的系数，即给定年份的名义GDP与实际GDP之间的比率，这一比率可以衡量从基期到本期间所发生的价格变化。其计算公式如下：GDP缩减指数=按当年价格核算的GDP(增加值)÷按可比价格核算的GDP（增加值）相应地，实际GDP（增加值）=名义GDP（增加值）/GDP缩减指数

使用GDP缩减指数的目的在于，把按当年价格核算的GDP（增加值）通过相关价格指数换算为按可比价格（不变价格）核算的GDP（增加值），以反映除价格变动因素后GDP（增加值）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状况，为计算GDP（增加值）的实际增长速度、发展指数等相对指标提供依据。

由此可见，GDP缩减指数的作用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反映GDP（增加值）的实际水平（如实际总量规模等）；二是可以核算GDP（增加值）的实际发展水平（如实际发展速度、实际增长速度或发展指数等）；三是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物价变动的总水平。一般来说GDP缩减指数的大幅上升意味着通货膨胀，而大幅下降则意味着通货紧缩。本案例中，央行正是通过GDP的缩减指数的较高变动率来推断出经济通胀压力加大的。

不同国家间名义GDP的比较需要转换各国货币，转换方式主要有两种：（1）一般是将各国用本国货币计算的GDP按名义汇率折算为美元，然后进行比较（即使和各国货币的国际汇率转换）；（2）根据各国货币与某一选定标准（一般为美元）的购买力平价（PPP）。然后，再通过各国的GDP的缩减指数折算出实际GDP的指数。

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得到的各国的GDP排名会有很大不同。使用国际汇率转换时，由于汇率主要是国际贸易中商品和服务的比价，不能确切地反映国内价格水平和本国货币的相对购买力，而且汇率更多地受到国际市场货币价格变动的影响，往往不能反映两国经济活动总量的对比关系。比如，因本货币坚挺从而使折算成美元以后的物价水平偏高的国家，GDP就会被高估；反之因本国货币疲软从而使折算成美元以后的物价水平偏低的国家则会被低估。按购买力平价进行核算虽然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发达国家之间的实际情况，但对发展国家经济情况的反映往往脱离实际。因为同一类商品或服务在不同国家的质量差别很大，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质量尤其是服务质量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缺乏可比性。另外，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同，同一类商品在本国和外国的价格别也很大。

案例讨论

1、名义GDP与实际GDP是否有可能一致？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2、GDP缩减指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作为反映物价变动的指标，GDP缩减指数的优点是什么？

案例3：“绿色GDP”警示中国经济。

案例适合

绿色GDP的概念。

案例内容

2004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我国要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作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为7%左右。

众所周知，刚过去的200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1%。此前几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也超过了8%。中国今年为何调低了经济增长速度？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教授认为，这与中央政府重视可持续发展有直接关系，表现出了我国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和行动。

叶文虎教授介绍，“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量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指标，1993年联合国有关统计机构正式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SEEA中，提出了生态国内产出EDP的概念，EDP就是“绿色GDP”，即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

叶文虎教授说，现有的经济核算和统计方法中，没有把环境的投入（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态系统的投入和环境容易的投入）计算在内，因此得出的经济数据是不准确

的，远远高于实际。我国各省市、各部门乃至全国公布的GDP数字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差，很可能使我们对全国的经济形态得出偏高、偏乐观的估计。在这样的GDP数字上所作的政策决策，很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偏差。为了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为了促进企业、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力的更新和发展，我们必须尽快推行“绿色GDP”制度，摒弃不将环境投入计入成本的现行的GDP的核算和统计制度。绿色GDP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据统计，1985年至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5%。

还有学者提出更惊人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认为，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国土严重超载；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约1/2；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5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量的1/4。同时，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消耗与能源消耗却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单位产值的废物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数倍，而单位面积的污水负荷量是世界平均数的16倍多；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发达国家的1/35。通过这种测算，中国的绿色GDP增长是负数。

案例评析

我们知道，要了解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总量，就要看这个国家的GDP。它能较准确地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总量和国民收入的水平。但是，天下没有免的午餐——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往往必然同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然而，现有的GDP经济核算和统计方法却没有把环境的投入（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产系统的投入和环境容量的投入）计算在内，因此，从GDP 中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却看不出这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由于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GDP核算法就不会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核算出来的一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比如，发生了洪灾就要修堤坝，这就造成投资的增加和堤坝修建人员收入的增加，GDP 数据也随之增加；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这显然是痛苦和损失，但却使医疗产业大发展，GDP也跟着增长。绿色GDP概念的提出，正体现了人们对GDP核算所存在的一系列缺陷进行修正的努力。绿色GDP是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正如本案例所述，绿色GDP指标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而1985-2000年间，我国的绿色GDP仅占GDP的78.2%。对单个地区的研究结果也是类

似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以EPD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中，对北京市1997年绿色GDP进行核算的结果表明，按生产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4.94%，按支出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5.75%。由此可见，如果扣除环境投入和生态成本，我国近年来以绿色GDP形式体现出来的“真实国民财富”显着低于名义财富，这说明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警惕。

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从技术上看，由于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其市场价值和货币形式的价格信号就难以确定，从而无法纳入GDP统计。专家们曾提出包括应用较多的倒算法（即按市场成本来估算项目的环境成本）在内的不少预算模型与方法，其各有优点和侧重点，也各有缺陷，均需要在实践中逐步补充完善。从观念上看，GDP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念，它只反映出国民经济收入总量，不反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绿色GDP则力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的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因此，一旦实施绿色GDP，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必然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如果现有的干部考核体系和政绩观不相应发生变革，很可能给绿色GDP的推广带来很大阻力。由此可见，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策观。

目前，有些国家已开始试行绿色GDP。其中主要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如法国、美国和芬兰等，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也在1990年开始进行环境经济核算，提出了环境资产净积累的概念和核算体系。印尼、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纷纷仿效。总体上说，绿色GDP的环境核算尚不成熟，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没有一个国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绿色GDP结果。不过，虽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但从根本上看，离开绿色GDP人们就难以全面衡量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也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更难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

案例讨论

1、绿色GDP与原有的GDP有哪些差异？

2、你认为应该如何推动我国“绿色GDP”的实施？

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

案例1：利用AD-AS模型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

案例适合

AD—AS模型分析。

案例内容

AD—AS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是分析市场经济社会总量失衡问题及客观经济波动问题的重要工具，在西方国家被广泛应用。AD—AS模型原理在近年我国经济理论分析中已获初步应用。结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分析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转变过程和机制，本案例在AD—AS模型实用化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案例评析

1、我国经济三个时期的AD—AS模型分析

我国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和消费受到严重压抑，那么为什么在过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又是如何

迅速转变为通货紧缩压力的呢？

（1）、计划体制下的AD—AS模型分析。

在计划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就处在一种非均衡状态，造成这种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利率水平被人为压低到均衡利率水平之下，投资需求超过了资本供给能力（主要是国内储蓄）；二是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对农产品以及主要矿产品等重要原料的价格水平进行严格控制，以支持某些特定部门如重工业部门的增长。

图8

这样，（图8中D0—S0），并形成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P

0*—P

）。只不过由于

对价格水平实行严格控制，当时这种压力被没有转化成实际的通货膨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逐步放开了对价格的控制，随着实际价格水平向市场均衡价格水平靠近，通货膨胀压力开始转化为真实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使得实际利率水平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需求仍在不断膨胀，推动总需求曲线继续向外移动。这样，由投资需求过旺所带来的供求缺口（图8中D1—S1）反而在加大，

通货膨胀压力（图8中P

1*—P

1

）推动价格水平继续上升。

（2）、80年代末—90年代的AD—AS模型分析。

在一些特殊的年份受一些非常规因素的影响（如1987年价格闯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投资需求空前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地方政府和民间借助强制性乱集资、高利率黑市等各种非法手段来增加资本供给，但仍然无法满足投资需求，资金缺口不断扩大。再加上金融秩序混乱等因素，最终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图9），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激化。这正是1987—1989年和1992—1994年间中国经济所发生的真实情况，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4.1%.

图9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来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头号大敌，政府政策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舒缓供需矛盾、抑制通货膨胀上。与此同时，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加剧，这主要是政府长期实行高积累政策对居民收入增长产生压抑的结

果。但是由于投资需求的膨胀，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在大部分时间被掩盖起来。虽然有时有所显现，但通常都是在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抑制投资过热时才暴露出来，因而被看成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而没有当做一个带有长期性根本性的矛盾来认真对待。因此，我们可以说由消费需求不足所形成的通货紧缩压力在通货膨胀时期已经存在，并被通货膨胀掩盖起来了。

（3）、中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后的AD—AS模型分析。

从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谨慎地启动经济，以避免经济的过度衰退。然而，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面的扩大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收入减少。这种情况使无论下岗的还是仍在岗的工人都对未来收入产生不确定性预期，而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等领域改革的推进却清楚地预示着未来支出的增加。于是人们就合理地选择减少当前消费、储蓄更多的钱以备未来之需，消费需求也进一步萎缩。再加上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品出口需求的影响，总需求曲线大幅度回移（图10中由AD2到AD3）。

而此时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处于亏损状态的国有企业并没有退出生产者的行列（余永定，1999），加之高积累政策没有改变，总需求曲线基本上仍然维持在原有水平（图10中AS2）。

这样一来，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发生急剧逆转，由供不应求迅速演变成供过于求（图10中S3—D3）。于是我们看到均衡价格水平大幅度降低，形成通货紧缩的

巨大压力（图10中P

3—P

3

*）。

图10

2、政策建议与总结.

通货紧缩将是今后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长期矛盾，必须采取有远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消除通货紧缩的根源。

（1）、政策取向应着眼于总供给，特别是改变高积累政策

从图10中我们可以看出，治理通货紧缩有两个基本的政策取向：一是推动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即采取扩大总需求的措施；二是推动总供给曲线向内移动，即减少总供给。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努力方向一直集中在推动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上，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些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

求，但民间投资需求仍然没有被带动起来，而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更是显得有点束手无策。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虽然通货紧缩在这些政策作用下有所缓和，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仍然萎靡，通货紧缩的压力仍然很大，经济回升乏力。这些扩张性政策的力度稍有减弱，通货紧缩的形势就会进一步恶化。同时，高积累的形成虽然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但要将积累率水平降下来却不是仅仅改变积累政策那么简单，因为它是与投资效率和增长质量不佳相联系的。因此，要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来合理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着眼于合理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来改革与此有关的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以及价格政策等。因此解决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需要同体制改革和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进行长期的努力。

（2）、解决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是一个长期任务，需要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主要着眼点应在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最主要的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改变片面依靠高积累、高投入的粗放增长模式。现在必须着眼于长远加大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投入，采取刺激、鼓励技术进步的措施，切实把国民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短期的宏观调节政策应当与中长期政策协调起来。短期的经济刺激措施不应损害长期发展目标和中期改革目标的实现，同样中期改革目标应当与长期发展目标相一致。后者在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基本上一直是坚持的，“摸着石头过河”正是适应长期发展的目标而进行改革的生动写照，改革一直是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推进的。但是，前者一直做得不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调整基本上是围绕短期经济波动而变化的，而无视甚至牺牲改革和长期发展目标的需要，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不断重复“停停走走”循环的原因之一。

（3）、在抑制通货紧缩的同时要警惕通货膨胀。

中国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事实上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只不过一直被过热的投资需求所掩盖，而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就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可以避免经济的急剧下滑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但是在不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政策、不解决增长质量和投资效率这两个根本问题的情况下，投资需求膨胀将再次掩盖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非但消除不了通货紧缩的根源，而且很容易在此诱发新的通货膨胀。新的通货膨胀不会自动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只是将矛盾暂时掩盖起来，深层次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甚至会进一步累积恶化。一旦政府投资的后力不继，又会很快掉进通货紧缩的深渊。

案例讨论

1、为什么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人们宁愿坐出租车而不愿坐公交车？

2、试列举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

案例2：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

案例适合

总需求分析

案例内容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在多年迅速增长和极度繁荣之后经历了长期衰退。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日本企业采用终身雇佣制度等因素，日本历史上的失业率是极低的，但这次失业率却从1990年的2%上升到1998年的4%。在1990年以前的20年中，日本的工业生产翻了一番，但1998年和1990年GDP仍然一样，实际GDP停滞，有时甚至还下降。

在政府治理持续性经济衰退过程中，日本经济出现了典型的零利率、负通货的经济局面。1995年9月，为了促进经济复苏，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把贴现率降到0.5%的超低利率政策；1999年2月，中央银行为进一步减轻企业利率负担和刺激国内消费，在维持贴现率不变的情况下，将短期利率0.25%降到0.15%；同年3月份以后，日本央行大规模发行超出市场需求的货币，促使市场利率基本降到了“零”。同期，日本的消费物价指数自1999年第三季度开始低于上年同期水平，1999年全年物价水平与上年持平，2000年负增长0.4%，2001年负增长0.9%。

日本为摆脱经济衰退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但收效甚微。

案例评析

该案例较好地说明了凯恩斯理论中对萧条的解释。按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总支出Y由消费C、投资I和政府购买G以及净出口（X－M）四部分组成。上述四个分需求的减少都有可能使得总需求减少，从而使得有效需求不足。

第一，造成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是消费支出减少。这部分归因于股票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在日本，1998年的股票价格不到10年前达到的顶尖水平的一半。与股市一样，日本的土地价格在90年代崩溃之前的80年代也是天文数字。当股市和土地价格崩溃后，日本公民眼看着自己的财富都消失了。而财富和收入的减少使得人们减少了消费支出。

第二，造成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是投资支出减少。这部分归因于银行系统出现的“信用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银行陷入了困境，并加剧了经济活动的衰退。80年代日本银行发放了许多以股票或者土为担保的贷款。当这些抵押品价值下降之后，债务人开始拖欠自己的贷款，从而使银行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以商业银行为例，截至2002年3月底，美国高盛公司估计日本金融机构持有的

不良资产为236万亿日元。这种旧贷款的拖欠减少了银行发放新贷款的能力，所引起的“信用危机”使企业为投资项目筹资更难，从而压低了投资支出。

第三，上述两个分需求的减少使得总需求不足。同时我们观察到，在日本的衰退中，表现为经济产出的减少，同时利率降低。1998年的日本和1935年的美国一样，名义利率不到1%。这一事实说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IS曲线的紧缩性移动。因为这种移动既减少了收入又降低了利率。

日本为摆脱衰退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但收效甚微。同时，这些政策也引起了争论。一些经济学家建议，日本政府要大幅度减税，以鼓励消费者更多地支出。但日本政府中的决策者却不愿意大幅度减税，因为他们想避免预算赤字。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建议，日本的银行体系要更迅速地扩大货币供给。在名义利率下降余地很小的情况下，迅速扩大货币供给也许能提高预期的通货膨胀，降低实际利率，并刺激投资支出。无论如何，日本的衰退是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而“解铃还需系铃人”，办法还是要从总需求的扩张中去寻找。

案例讨论

1、结合本案例，说明构成总需求的四个分需求。

2、根据本案例的分析方法，请考察我国1997-1998年左右的总需求情况。

案例3：石油危机与滞胀。

案例适合

总供给与供给冲击、滞胀。

案例内容

中东盛产石油，却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虽中东用至全世界石油储量排在前两位的国家。依据《油气杂志》2001年的统计，沙特的石油储量占整个世界石油储量的35%，而伊拉克的石油储量则为151.11亿吨，超过了美国、独联体国家和欧洲的总和。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一直被美孚、埃克森、壳牌等人称“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所垄断。从1945年起，中东各国逐渐掌握了本国的石油资源，各国经济也依靠石油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中东国家也开始利用西方对石油的依赖，将石油作为意识形态武器来使用。

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再次石油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于1973-1974年。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原油标价权，并将其基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使油价猛然上涨了两倍

多，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

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于1979-1980年。1978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的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石油产量受到影响，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打破了当时全球原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脆弱平衡。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从每桶13美元猛增至34美元，导致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出现。受石油价格上升影响，美国经济受到剧烈的供给冲击，造成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情况，即滞胀。1978-1982年石油价格变动与美国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如表1所示。此次危机成为70年代末西方全面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诱因。

数据来源：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在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纷纷采取行动加强产业调整，建立石油储备。例如，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公布了《能源政策与保护法》，日本与德国也公布了《石油储备法》和《石油及石油制品储备法》。与此同时，各国还纷纷投资研究、建设替代能源。瑞典的卡尔博格公司于1973年率先开展了水煤浆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风力发电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长，太阳能也大量进入工业领域。

案例评析

本案例能够较好地说明两方面的理论。首先，石油危机造成的石油价格上涨是总供给冲击的一种，它的经济后果是：总供给冲击使得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这就是总供给变动的一个例子。其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左移的总供给曲线同总需求曲线结合在一起，用AD-AS模型来解释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发生的滞胀现象。

由总供给的变动所造成的经济波动，被称作供给冲击（shockstoaggregatesupply）。某种重要的能源供应（如石油）突然减少，从而使得石油的价格在短期内大幅上升，

那么总供给曲线就会向左移动。在总需求曲线给定不变的情况下，总供求均衡所决定的产量和价格水平如图1所示。

图1短期内产量与价格的决定：滞胀 在图1中，总需求曲线AD 0与短期总供给曲线AS s 的交点E 1所决定的产量为Y 1，价格为P 1，潜在产量线与总需求曲线AD 0的交点为E 0,表示充分就业时的均衡点，Y 0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量，P 0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价格。现假设由于某种原因使得总供给减少，短期总供给曲线由AS S 左移到了S S A "。AD 0曲线与S

S A "曲线的交点为E 2，E 2所决定的产量水平为Y 2，价格水平为P 2。显然，102Y Y Y <<,201P P P <<。即现产量低于原有产量，而且也低于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现价格水平不仅高于原价格水平，而且也高于充分就业的价格水平。这种产量更少、价格却更高的情况表示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这种状态被称为滞胀。

因此，本案例通过阐述了石油危机导致的总供给紧缩，能够基本说明20世纪70年代

在美国发生的滞胀问题。

案例讨论 1、除石油冲击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引起总供给曲线的左移？

2、我国应如何应对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总供给紧缩？

宏观经济政策

（一）货币政策

案例1：“治大国如烹小鲜”。

案例适合

货币政策的特点。

案例内容

如果有人问，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是谁？答案可能会出人意料：不是美国总统，而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格林斯潘（Greenspan,1926—）具有传奇的经历，由于他在任职美联储期间，成功地实施了货币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多次化解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

1987年，格林斯潘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在他创办的企业中工作，对宏观调控没有经验。因此当时他的任命一宣布，道·琼斯指数竟下降了22个点。债券价格下滑得更厉害。在一天之内降到了五年内的最低点。在东京，美国对日元的汇率由1:145跌到了1:142.5；在巴黎，美国对法国法的汇价下降了2%。 O Y Y 0 Y 1 Y 2 AD 0

E 1 E 0 E 2 AS S 潜在产

P P 2 P 0 P 1 (滞胀)Y 0=Y f =潜在产量 S S A "

格林斯潘上任伊始，就不得不马上对付通货膨胀。在7月份，原油价格跌到了每桶11美元；而到了8月，又猛涨到每桶22美元。价格的暴涨连同其他通货膨胀压力，促使美联储于1987年9月4日将贴现率提高了0.5个百分点。

这是一年多来首次利率调整，又是从1984年春季后第一次上调利率。实际上，从1984年以来，美联储共七次降低利率，由原来的9.0%下调到后来的5.5%。大多数经济权威人士认为：9月上调利率，明显地意味着格林斯潘主持的美联储要认真对付通货膨胀。

然而，危机四伏，接连不断。在经过一周的惨重损失后，到10月19日这一天——不久就成为臭名昭着的“黑色星期一”——股票市场大幅度地下降了508点（降至1738.74点），造成账面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这一天下降的百分比为22.6%，是1929年大萧条时着名的“黑色星期二”那一天的两倍。对大多数观察家来看，这个时候真是可怕至极。这就需要具有果断决策能力的领导人担此重任，力挽狂澜；而此时坐在美联储主席高位上的格林斯潘却是人们记忆中最没有经验的那一位。

但是，面对挑战，格林斯潘挺身而出。下午刚过4点钟，格林斯潘在达拉斯走下飞机，收盘铃声已响。这时一个惊慌失措的美联储官员告诉格林斯潘，市场在收盘时已下降了508个点，格林斯潘当时一愣，但马上作出反应，他听到的应是508个点，而不是5.08个点。他立即取消了预定的讲演安排，飞回华盛顿，当夜召开紧急会议，同顾问们研究处理危机的对策，并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策。在星期二开市铃声响前不到一个小时，他发表了下面的简要声明：“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其国家中央银行的责任，今天重申它时刻准备着发挥其清偿来源的作用，支撑经济和金融系统。”

也就是说美联储会根据需要，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以防止金融崩溃。换句话说，对付危机的紧迫性远远超过了紧缩银根的政策。虽然这与格林斯潘过去的主张不合，但正如爱默生所说：“愚蠢的政策一致性是目光短浅之辈的做法”。格林斯潘并不愚蠢。

在过去的黄金年代里，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只要像摩根这样的金融巨头走进股票交易所，在大庭广众之下签下了大额订单，就可以制止恐慌。其含义很明确：没什么值得害怕的。而现在的美联储是在摩根去世的那一年创建的，在众多方面成了他的继承者，也正以类似的象征性手段干预经济来稳住投资者。学了一辈子经济史的格林斯潘，对摩根和其干预手段了如指掌，更确切地说，他也了解美国1929—1933年金融史上的悲剧，当时正是由于中央银行愚蠢地紧缩银根，把已经受到打击的股票市场推进了大萧条的深渊。所以，当他的一些顾问正苦于无计可施时，格林斯潘却毫不犹豫地说道：“懂得经济史的人都会明白，如果股票市场下跌了500个百分点，跌幅达20%时，经济肯定会出现大问题。这时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应不应该向市场注入资金的问题，而是如何注入的问题”。

市场很快就平静下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人们挽回了“黑色星期一”中所遭受的全部损失。正如《福布斯》日报所描绘的那样，“这是格林斯潘最辉煌的一刻，他高高举起喇叭，告诉银行把钱借给华尔街，然后降低短期利率，而长期利率也随之下降。”

这种有效的干预，对格林斯潘来说，还只是开头。股票大跌几个月后，美联储又调高了利率，这是一个惊人的举动，而且传递了两个有关信息：首先，格林斯潘已下定决定抑制通货膨胀；其次，他相信1987年的股票大跌与其说是危机，倒不如说是对经济的调整。他高瞻远瞩，不让短期波动影响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值得庆幸的是，1987年的股票大跌没有重演1929年的悲剧。

案例评析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实施中的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货币政策往往是“逆经济风向”而行事的。当经济社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中央银行应该提高利率，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格林斯潘在面对因石油价格上涨而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时，就采用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第二，货币政策的采用是一种相机抉择。当股市暴跌而可能引起金融体系崩溃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应该审时度势，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向金融系统注资，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以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本案例中，在1987年股灾发生时，格林斯潘就没有因坚守反通胀的货币政策而紧缩银根，而是采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后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货币政策往往采用事先调控，并以微调的方式进行。美联储七次降息，均采用微调的方式进行。而格林斯潘在股票大跌之后仅几个月，就基于他对美国经济即将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的判断而实施了反通胀的货币政策，显然属于一种事先控制。

当然，货币政策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还基于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对经济走势的准确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经济的稳定，的确部分归功于格林斯潘的高瞻远瞩和经验。

案例讨论

1、请结合案例，谈谈你对货币政策特点的认识。

2、你认为央行负责人的能力对货币政策的成功与否影响大吗？请说明你的理由。案例2：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通货膨胀。

案例适合

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案例内容

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机构。而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如何。

各个国家由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差异，导致中央银行所享有的独立性程度上有很大差别。有一些国家，中央银行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如意大利；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则基本上是独立的，如德国和美国。在美国，任期14年的美联储主席、理事由总统任命；而且如果总统不满意他们的决策。也不能撤回这一任命。这样的制定结构保证了美联储具有高度的独立性。表1列出了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的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比较。

许多研究者研究了制度设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他们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法律，以构建一个中央银行独立指数。这个指数综合了各种特点，例如银行领导人的任职年限、政府官员对银行理事会的影响，以及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接触的频繁程度。然后这些研究者考察了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

题研究》1996年第8期，第46页。

这种研究的结果是惊人的：更为独立的中央银行与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密切相关，如图1所示。图1表示1955—1988年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平均通货膨胀的离散图。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强，如德国、瑞士和美国，往往平均通货膨胀低。而中央银行独立性越低，如新西兰和西班牙，往往平均通货膨胀率较高。

另外，研究者还发现，中央银行独立性和实际经济活动之间是无关的。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平均失业、失业变动、实际GDP平均增长和变动之间无关。也就是说，提高央行的独立性，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但不会引起什么副作用。

案例评析

本案例是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的具体说明。

图1通货膨胀与中央银行独立性

资料来源：AlbertoAlesinsandLawrenceSummers：CentralBankIndependenceandMacroeconimicPerformance：SomeComparativeEvidencem,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96(M ay),151-162.

第一，我们知道，中央银行作为政府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目标是稳定币值、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央行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第二，央行保持一定独立性的理由大致是：（1）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应具有连贯性，不应受到政治的干扰；（2）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币值，如果受政府完全控制，将会成为政府推行通货膨胀的工具；（3）中央银行的业务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其操作方式不应受到任何干扰；（4）中央银行与政府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在考虑一些经济政策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第三，由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央行的独立性越大，其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就越好，而整个宏观经济就更趋于稳定增长。

第四，对应我国的情况，相比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央行的独立性还比较低，这主要反映：（1）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央行的负责人由总理任命，且负责人的任期与普通的政府部长相同；（2）在我国“权力分立”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央行往往也不会也不能与政府的政策相悖。因此，央行制定和实施的货币政策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今后我们期望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呈现较好的效果，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给予央行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多的自由。

案例讨论

你认为中央银行应该保持相对独立性吗？为什么？

案例3：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内需，推动英国经济增长。

案例适合

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案例内容

2001年英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为2.2%，虽然略低于预算设定的2.25%-2.75%的增长目标，但是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的增长幅度仍属最高。这种情况一改以前历次全球性衰退中英国经济总是最差的历史，使英国人在发达国家中感觉良好。

回顾2001年英国的经济运行情况，显而易见，在维持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和内需三驾马车中，旺盛的内需是减缓英国经济降速的主要支撑因素。房地产市场一直

是英国经济中的一个亮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上升势头，2001年这个市场进入了新一轮上涨周期，全年平均上涨幅度达到10%。英国的零售业也强劲不衰，物价指数平稳。2001年最后4个月，英国许多零售部门都达到月增长15%或高于15%的水平。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如汽车，销售量超过1989年230万辆的高峰，达到240万辆。

这些得益于英国央行2001年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2001年，在通货膨胀率较低的背景下，英国央行连续7次降息，把利率从6%调低到4%，不足1990年（15%）的三分之一，为38年来的最低水平。基本利率的连续下调，延缓了制造业的衰退速度，支持了脆弱的股市信心，更大大刺激了各类消费信贷，从而有效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热情。

案例评析

本案例是央行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有效需求的成功例子。与日本的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而造成倾向政策失效的情况相比，英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可以从上述的案例中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英国于2001年实施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利率的降低成功地刺激了消费。在英国消费信贷门槛较低的前提下，各个商业金融机构为争取客户展开激烈竞争。2001年下半年，一些信贷银行甚至实行零利率，信用卡消费成为主要购物手段。不论是大超市，还是小店铺，80%以上的零售商店都可以用信用卡购物，这既方便了消费者进行消费，也刺激了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低失业率是托起消费热情的又一个重要因素。2001年英国的就业机会一直在不断增加，从而弥补了制造业推动的就业岗位。截至2002年3月，英国领取救济金的人数只占劳动力总的3%，约96.6万人。与此同时，工资增长幅度超过通货膨胀率水平。以2001年年中的情况为例，仅公共部门的平均工资就比2000年同期高5.3%，这是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增长幅度。由于人们对收入增长的前景看好，因此消费信心得以保持。

第二，英国2001年强劲的内需有效地抑止了经济严重下滑，比较平稳的增长又奠定了内需旺盛的基础，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一结论对于我国尤有借鉴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来自国内市场的需求构成了总需求的很大部分。1998

年以来，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这主要是与出口的大幅缩减有关。为了防止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出口；另一方面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第三，我们从英国的成功经验中看到，刺激内需的手段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还需要相应的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相配合。因此，增加就业，同时提高人们的收入，让人们感到自己更“富有”，会使人们扩大消费和投资。对应到我国的情况来看，占人口

多数的广大农民由于负担较重，收入较低，其消费一直未能实现较大的增长。这对我国的内需增长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减轻农民的负担，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成为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实现稳定增长的关键，可喜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农业问题时指出：“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从今年起，在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今年农业税率降低可使农民减轻负担70亿元。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今年中央财政将拿出396亿元用于转移支付。要加快推进县乡机构等配套改革。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和调控，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今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监管，保护农民利益。”如果这些政策能真正诸实施并起到效果，相信一定能在较大程度上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必将对我国“内需”的扩大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案例讨论

1、英国的扩大内需的货币政策对我国有何启示？

2、为什么日本在对付衰退的过程中会发生货币政策失效？

案例4：稳健货币政策中的“适度从紧”。

案例适合

我国实行的稳健货币政策

案例内容

1997年以来，我国所实行的货币政策长期被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强调的是货币信贷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大体保持协调关系，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就要求适度调整的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例如，从2001年11月份开始，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开始出现负增长，经济运行出现通货紧缩局面长达14个月，这种通货紧缩不仅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也表现为投资需求不足，整个经济增长乏力。但是，在2003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由负转正仅一年时间，通货紧缩阴影尚未完全消散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投资过热趋势。这种过热，主要表现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等几个行业，而有些产业例如农业的投资还严重不足。2003年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分别增长96.6%、121.9%和92.9%，2004年第一季度钢铁、水泥、电解铝投资增长又分别达到107.2%、101.4%和39.3%，而农业投资增长率只有0.4%。其原因有几个：一是1998年以来我国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实施中的投资项目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必然带动钢铁、水泥等

行业热起来；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各地搞“政绩工程”；三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后，利益主体也多元化，使地方政府与经济主体间形成默契与投资合力，再加上房地产行业在这几年的暴利引诱，造成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异常投资冲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以及投资结构的严重失调这两大问题，在银行信贷上也得到了充分反映。从2003年来看，全年贷款2.8万亿元，广义M2增长达20%，这显然是过度投资导致的过度货币信贷增长。根据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央行提出2004年广义货币M2增长17%，新增贷款2.6万亿元的指标，但第一季度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信贷增长近20%，广义货币稳定在20%左右的水平，都高于预期目标。案例评析

钢铁、水泥、电解铝和高档房产等几个行业投资增长如此迅猛，后患无穷。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这种盲目投资，势必大大超出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带来重要原材料和煤电油的全面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过紧，进一步推动整个投资规模扩张，这种投资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扩张，只会和社会消费越来越脱节，造成经济结构扭曲，各部门间严重失衡，从而经济将从“大起”转向“大落”从“通胀”转变为“通缩”；二是形成严重金融风险，目前我国钢铁行业资产负债率为46%，投资项目中有38%来自银行贷款；水泥行业资产负债率为54%，投资项目中有39%来自银行贷款；电解铝行业资产负债率为54%，投资项目中有48%来自银行贷款。这三个行业供需状况又如何呢？预计到2005年，我国形成3.3亿吨钢铁生产能力，水泥产量将达10亿吨以上，电解铝生产能力超过900万吨，这些产品都将大大超过需求量。例如，2005年全国电解铝消费需求量预计为600万号吨水平，供过于求50%。严重的供过于求带来的损失都会形成银行的呆账和坏账。

中央政府高度警惕地看到了这一矛盾，及时作出了调控决策。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已到了必须淡出的时候，所以必须从货币政策方面考虑调控，前几年我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在1997——1998年实行了稳健货币政策中的适度从宽，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为此，取消了贷款限额控制，下调了存款准备金，并一再降低存款利率。这样，各行业包括上述投资过热的那些行业，不但有了极宽松的贷款环境，而且借贷成本极为低廉，这无疑为这些行业进行盲目投资放开了资金的水龙头。要收紧这个水龙头，央行采取了多种措施，惟独尚未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这是考虑到种种因素，包括发达国家目前利率水平很低，如我国提高利率显然会使国外资金流入套利而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还包适提高利率会加大企业利息负担（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比较高）以及使股市更加雪上加霜等。为此，央行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一是提高法定准备率（2003年9月21日起，原来6%的法定准备率提高到7%，2004年4月25日起，再把准备率从7%提高到7.5%）。二是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从2004年4月25日起，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率提高0.5个百分点。三是建

立再贷款浮动制度，2004年3月25日起，在再贴现基准利率基础上，适时确定并公布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头寸调节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各档次再贷款利率在现行再贷

款基准利率基础上统一加0.63个百分点，再贴现利率在现行基准利率基础上统一加0.27个百分点。四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2004年一季度，央行通过外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2916亿元，通过债券市场公开市场操作（卖出债券）回笼基础货币2810亿元，基本全额对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五是加强对商业银行贷款的窗口指导，促进优化贷款结构。例如，央行于2004年1月18日下发通知，要求商业银行积极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过热”行业的贷款，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扩大消费和增加就业方面的贷款支持。六是积极支持“三农”经济发展，加快推进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

可见，央行这次调控，并不是“一刀切”的“急刹车”，而且有限制和有支持的“点刹”，即刻刹车的刹车，该支持的支持，再配合其他一些调控措施，例如2004年4月2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提高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又如国家在土地使用方面的一些严格限制等。这些调控措施很快起到了成效，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遏制，尽管1至5月累计投资同比还时产长34.8%，但增幅比1至4月已回落8个百分点，部分投资过热的行业已明显降温。5月份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同涨幅14.3%，环比回落1.4%，是持续7月快速上涨后的首次回少。钢材价格下降尤为有显，5月份全国钢材市场价格总水平比小月回落了7.6%，相反，加强农业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基础地位得到了加强，夏粮有望增产，将扭转连年下降的局面。整个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当然，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还未根本解决，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较快增长。当然，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还未根本解决，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偏高，中长期贷款增加较多，煤电油运供求状况相当紧张等，因此，宏观调控任务仍很艰巨。

还有一点要看到的是，这轮宏观调控，尽管货币政策已显示出强有力的效应，但目前能迅速取得如此明显效果，与同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分不开。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着眼点也应更多地放在市场机制的完善上，包括进一步完善市场化利率体系，通过市场机制调整贷款投向。（资料来源：①《200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载《金融时报》，2004-05-12。

②《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力和重点》，载《上海证券报》，2004-05-15。）

案例讨论

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成功经验，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

案例1：政府增加政治支出，大选因素刺激亚洲经济增长。

案例适合

财政政策手段：减税与政府支出。

案例内容

2004年亚洲的大选年，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韩国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将举行大选，数量创下历史纪录。此间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为保住政权，在选举年将会增加政府支出和避免提高利率，这将有助于刺激企业获利与经济增长。

菲律宾总统大选于2004年5月10日举行，菲律宾全国最大的电视广播网ABS-CBN 因候选人购买政治广告使利润而大大增加。在印尼，候选人以赠送速食面、茶包、果汁和香烟的手段来拉拢选民，使烟草、食品等商品的销路非常看好。

据渣打银行雅加达分行的经济学家艾奇森估计，全球第四人口大国印尼花在4月5日举行国公大选和7月5日首度直选总统的“政治支出”高达10亿美元。

据报道，印度国会下议院和4个省议会的9500名议员候选人，竞选支出也高达10亿美元，这是1999年竞选时的3倍。幅员广大的印度选举将持续4天，部分候选人不惜租用飞机来进行宣传拉票活动。印度首家低成本飞机业公司——狄堪公司（Deccan）总经理戈平纳斯称：“我们的订单排满整个选举季节，如果我们再多20架直升机就好了。”

韩国选民于2004年4月15日投票选举国会议员。同样，韩国的选举也给一些行业带来了机遇。如韩国最大制纸业生产商韩松纸公司总经理金振曼就表示：“每逢选举，用于竞选传单和海报的纸张便会需求大增。”

为了刺激经济成长，亚洲的中央银行在选举期间都会避免提高利率，政府也会扩大公共支出。例如，韩国央行3月10日宣布将利率维持在3.75%的历来最低水平；印度政府2004年1月宣布移动电话、航空、电脑、药品等行业减税，金额达23亿美元；在马来西亚，政府在3月21日全国大选前，向政府公务员发放了1.05亿美元的奖金。

印尼最大零售商MatahariPutraPrima公司的投资者关系主任高钟健表示：“部分流入经济体系的选举资金将直接转换成消费者支出增长。”不过，此间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增长效应过后，菲律宾和亚洲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因赤字扩大推动利率上扬，进而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新加坡摩根大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力克称：“选举对市场而言是短期利多，政府方面必须当心对财政造成压力。”

案例评析

本案例主要说明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手段，如减税或者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刺激总需求，促使经济增长；其二，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政治的影响较大，财政政策本身富含的政治意味较为浓重。

第一，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总需求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分需求构成：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政府购买需求G以及净出口。而消费需求又与政府的税收呈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政府的行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减税和增加政府购买都会使得总需求扩张，从而促使经济增长。因此，亚洲各国政府在大选年都纷纷出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这样做，可以引起选民的好感，增加选民对政府的支持率。

第二，由于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制定并实施，因此财政政策本身受政治的影响比较大。从案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各国之所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目的并不是应对经济萧条，而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这与货币政策不同。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制定并作出的，而由于中央银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对政治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财政政策还常常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就发生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关于减税计划的争论。当时的共和党众议员提出7920亿美元减税方案，包括逐渐把个人所得税减至10%。这个减税计划是自1981年里根当总统20年以来，最为全面的一次减税。这项提案将把美国最低税率从15%降至14%，鼓励退休储蓄，并且给予技术公司等企业以税收优惠。这一计划受到了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坚决否定。这是因为：共和党提出的减税7920亿美元的方案将直接威胁到克林顿所提出的改革医疗照顾计划的方案和他在改革社会安全方面所要出台的种种计划。这是克林顿为取得公众的信任和好感所作的努力，而如果共和党的减税计划得以通过并实施，那么克林顿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第三，正是由于财政政策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因此其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特点。一般来说，财政政策由于涉及党派斗争和具有一套法定的程序，其决策时滞较长；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作了决策后尚需一定的时间才能付诸实施，其行动时滞也较长。

第四，亚洲国家大选年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刺激经济的做法值得讨论。在短期之内，各国经济固然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如果该项措施造成政府支出大于政府收入而造成财政赤字的话，利率将会上升，从而使得投资需求降低，经济随之会有走向紧缩的趋势。这样的结果是，政府为了政治目的，人为地造成宏观经济波动，这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即使是因为政治目的而需要讨好选民，政府也应该掂量掂量自己的“钱包”。

案例讨论

财政政策与政治的关联度如何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时滞？

案例2：增税反而促进经济增长？——克林顿政府财政政策评析。

案例适合

财政赤字与挤出效应。

案例内容

由于里根和布什两任总统都奉行增加军费开支和减税的经济政策，因此美国财政赤字节节攀升，1992年达到2094亿美元的天文数字。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针对美元美国经济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衰退的形势，提出了“变革”和“重振美国经济”的政策和主张，其核心部分是大幅度减少财政赤字，并使衰退的美国经济得以复苏和发展。1993年美参众两院通过的5年削减赤字法案正是对这一政策的初步落实。该法案规定，自法案生效后的5年内削减赤字4960亿美元，其中增加的税收达2410亿美元。增税的主要范围包括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

克林顿增税措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提高富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率，以此一方面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可以调节国民的收入水平。根据新税法，年收入超过18万美元的富人应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1%提高到36%；对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富豪们还征收10%的附加税，使最高税率进一步上升到39.6%。与此同时，该法案允许中等收入的个人可选择较低的个人所得税率，并对一些多子女的贫困家庭予以免税。新法案规定，年应缴税收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其所得税率由34%提高到36%。当时美国220万家公司中有2700家公司属于这一增税范围。据估计，联邦财政每年将因此增加150亿美元的税收。此外，克林顿的增税计划还包括增加富裕老人的社会保险福利和全面提高能源税。据估计，该项增税计划能使联邦政府增加税收达270亿美元。但是为了振兴美国经济和促进新技术发展，对一些为创建新企业而进行风险投资的个人和一些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

1993年8月10日克林顿签署的削减财赤字的法案中规定5年内达到削减赤字4960亿美元的目标，除了增加2410亿美元税收外，还必须压缩2550亿美元财政支出。为了真正地落实节支计划，克林顿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要求，全面冻结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一年的薪水，并建议在以后4年内，提薪的幅度比通常包括联邦提薪范围内的生活费用低1个百分点。此外，为迅速减少赤字，克林顿建议在联邦新财政预算中减少150个支出项目。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节支措施并不等于削减一切支出。相反，为了解决美国国内当时的失业问题，克林顿曾建设政府必须增加3000多万美元的拨款用于重建公路、机场、住房。克林顿政府大规模削减军费开支，军费开支接连下降，由1993年度的2911美元降至1996年度的2654亿美元，其下降总额达到近500亿美元。

尽管在政策推出的初期，克林顿政府削减赤字的努力遇到了很大阴力，但从后期政策执行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实践证明其成效是非常显着的。最为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困扰了美国经济近30年的财政赤字问题终于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内得以解决。自从克林顿执政以来，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逐年有了连续较大幅度地下降，1998年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联邦预算近30年来首次出现盈余。从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来看，1993年为3.9%，1998年预算盈余占GDP的比重为0.8%。

克林顿政府的财政政策对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持除预算赤字的大量减少外，还表现在经济的其他各个方面：一是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好转，通货膨胀率、失业率都处于28年来的最低水平，而经济增长率却持续攀升，从而创造了“一高双低”的繁荣景象；二是私人投资和消费者信心增强，美国股市连续创出新高，道·琼斯指数更是在1998年突破了1万点大关，汽车、住房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都有较大增长；三是美国经济的世界竞争力增强，尤其是对亚太和拉美地区的出口贸易更是显示出强劲的竞争能力，从而在与欧盟和日本的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案例评析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阐述，有的读者可能会产生疑惑：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实施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经济却没有能够实现稳定增长；而克林顿政府实施的是紧缩性财政政策，但是却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那么，是不是宏观经济理论失效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

第一，所谓挤出效应，是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者投资降低的经济效应。在IS-LM模型中，若LM曲线不变，向右移动的IS曲线会引起利率年升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我们知道，这一增加的国民收入要小于不考虑货币市场均衡或者利率水平不变条件下的国民收入的增量。这两种情况下的国民收入增量之差，就是利率上升而引起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支出乘数的大小、投资需求对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等。在极端情况下，公共支出增加导致的国民收入增加量会因为利率上程式而将私人投资完全挤出，即会发生财政政策失效的情况。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表现为政府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国债大量融资，致使利率上程式，从而加大民间投资融资成本，导致民间投资下降。

第二，我们从案例中看到，由于里根和布什两任总统都奉行增加军费开支和减税的经济政策，因此美国财政赤字节节攀升，1992年达到2904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巨额的赤字要通过举债弥补，从而挤占了巨额的私人资本，引起的高利率又严惩影响私人投资信心，因此严重地阻碍着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布什执政4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1%，失业率高达7.8%，人民生活水平未见改善，贫富差距拉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布什竞争选连任失利的主要原因。而通过克林顿

政府的努力，减少了大量财政赤字，导致美国公、私债务相应减少，促使个人消费和投资消费有所回升，从而使美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这是因为，一旦赤字大幅削减，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必将大大削弱，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财政赤字的大幅下降，也使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增强，从而也有利于增强美国同西欧和日本争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优势地位。

第三，尽管从总体上看，克林顿政府实施的是增税减支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克林顿政府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其中不乏增加有效需求的切实举措。比如，克林顿政府出台的增税方案，主要是针对提高富豪阶层和获利丰厚的大公司的，而与此同时，该法案允许中等收的个人可选择较低的个人所得税率，并对一些多子女的贫困家庭予以免税。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又可以实实在在地使中低收入的家庭增加收入，从而使他们扩大消费和投资。另外，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振兴美国经济和促进新技术发展，对一些为创建新企业而进行风险投资的个人和一些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的举措也增强了美国经济的活力。同样，在减少政府支出的政策中，克林顿政府也是煞费苦心，一方面减少公务员的工资和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却增加与就业息息相关的公路、机场、住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后者恰恰也是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部分。

总的说来，克林顿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成功的。而本案例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启示。其一，财政政策具有的“挤出效应”可能使得财政政策失效，因此不能一厢情愿地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的方法来刺激经济。要是因为上述政策使得国家“入不敷出”、债台高筑，那上述政策就只能算是一种“钦鸩止渴”的办法，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灾难。其二，在分析具体的财政政策效应时，即要看其总体的属性，也要细致地分析其中的具体内容。因为总体上属于紧缩的财政政策可能裨上却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举措，而我们分析的着眼点还是要落在政策的实际效果是刺激了有效需求还是抑制了有效需求。还是那句老话“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如此，我们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应如此。

案例讨论

1、克林顿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措施中，有哪些值得我国借鉴？

2、结合上述案例分析巨额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案例3：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

案例适合

财政政策。

案例内容

1998年亚洲许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经济遭到重创。由泰铢贬值开始，不少亚洲国家货币纷纷贬值，我国政府从维持亚洲地区经济稳定的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就必然影响我国出口，因为周边国家货币贬值而我国货币不贬值，必然会影响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再从当时国内经济形势看，几年来为治理通货膨胀而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适度从紧的效应已强烈地显现出来，那就是市场低迷，物价下跌，内需严重不足。

内需和外需都不足，怎么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重点，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转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案例评析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国际上更通行的说法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按当时财政部长项怀诚的解释，国人可能不太适应扩张性说法，故换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提法。

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发行国债，支持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始终坚持经常性预算不打赤字，建设性预算不突破年初确定的规模。在银行存款增加较多，物资供给充裕，物价持续负增长，利率水平较低条件下，发行国债搞建设既可以利用闲置生产能力，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减轻银行利息负担，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可谓一举多得。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就增发了国债1000亿元，国债投资带动了万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这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推动经济增长立下汗马功劳，中国也成为当年亚洲地区惟一保持经济较高增长速度的国家。

为了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从1999年到2001年，我国每年增发国债都在500亿元以上。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部大开发等跨世纪工程也得以启动，这对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后劲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如此，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过去6年间，平均每年增加就业岗位120万-160万个，6年共增加就业700万-1000万人，为促进社会稳定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积极财政政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自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预算赤字也就一直处于较快上升之中，从1997年底的1131亿元，2003年底已增至3198亿元，增长近2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即赤字率已由1998年的1.2%上升到2002年的3%，达到了国际普遍认同的债券警戒线水平。

2003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形势开始发生显着变化，如果说原来地方政府、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从而需要中央政府以积极推行财政政策的话，那么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许多地区已显现出一股投资过猛的热浪，而且结构很不合理，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和高档房地产投资增长特别快，这些行业的投资中，中央政府所占的比

例已很小，主要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的投资。例如投资于钢铁的资金有76.1%是企业自筹，财政资金仅占很小比例。这一方面也表明，前几年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已使整个国民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氛围已产生明显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不仅如此，从1998年到2002年初这些年间，我国民营资本已有长足发展，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应当逐步由企业自己去进行。如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中央投资，大规模发行国债，则势必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和抑制作用，因为财政投资一般不赢利，或者回收期限很长，因此，只能靠增加税收来偿还国债。在这样一些背景下，财政部审时度势，做出了要将积极财政政策向中性财政政策的及时转变。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投资扩张力度将减弱，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项目，同时，对国债使用的结构和方向进行调整，由拉动投资需求转变为刺激消费需求，由拉动第二产业（制造业）转向拉动第一产业，尤其是农林和环境生态等方面。当然，为保证在建工程完工，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也需要一个过程。

案例讨论

我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哪些措施是成功的，哪些措施需要在今后改进？请说说你的看法。

宏观经济问题

（一）就业与失业

案例1：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案例适合

有效需求不足与失业。

案例内容

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中，美国遭受危机的打击最为严重，工业生产持续下降达三年之久、1932年全国工业生产比危机前的1929年下降了46.3%。经济被抛回到1913年的水平。危机遍及各工业部门。重工业部门生产下降的幅度尤为惊人。钢铁工业下降了近80%，汽车工业下降了95%。危机期间，13万家以上企业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赶出工厂，流浪街头。失业人数在1993年达到将近1300万，大约为劳动人口的1/4。持续几年的危机使工业工人受尽饥寒之苦。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入主白宫后，为了缓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所赞成的大萧条，立即开始推行“新政”。罗斯福的“新政”采纳了凯恩斯的一些主张。美国政府开始全面调节、干预经济，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对经济活动进行约束；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金融证券业进行管理。

同时，罗斯福根据凯恩斯的建议，采取政府主动增加赤字，增加对公共基础服务设计的投资，大力修建高速公路和电站，由此拉动了市场需求，刺激、带动了经济的复苏。例如在“新政”第二阶段，以工代赈，公共工程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从1935年到1942年，为协调整个工程计划而设立的“工程进展署”花费了大约130多亿美元，雇用了约850万工人，修建了12.2万幢公共建筑、66.4万英里新道路、7.7万座新桥梁、285个新机场和2.4万英里地下水道。此外，还修好走字公园、游戏场、水库等。因为这些大规模的公共基础建设的投资，40%会转化为消费基金，所以带动了一大片产业，也带来了大量就业，同时又为日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基础条件。

案例分析

毫无疑问，就业始终是凯恩斯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正是20世纪30年代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大量失业以及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才引发了凯恩斯对传统自由放任经济哲学的重新审视，从而形成那套主导了半个世纪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宏观经济理论。如今，我们通过回顾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可以印证宏观经济学中的几个重要的原理。

首先，上述案例说明了失业与实际GDP之间存在负相关系，即当实际GDP增加时，失业率降低；而当实际GDP减少时，失业率上升。在宏观经济学中，失业与实际GDP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被称作“奥肯定理”，以纪念第一个研究并发现两者关系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

其次，从上述案例中看到，罗斯福新政中所采用的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是建立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之上的。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话来说，即：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实际的经济产出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所对应的产出量，因此存在着紧缩缺口。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扩大总支出，从而刺激总需求。罗斯福根据凯恩斯的建议，采取政府主动增加赤字，增加对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投资，大力修建高速公路和电站等举措正是依据这一原理而作出的。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从凯恩斯理论诞生的那天起，它和西方国家的就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就像矛与盾的关系一样，前者一方面指导了政府的就业政策，另一方面又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饱受考验，有时候甚至受到批评。后者一方面在不断检验、修正前者，另一方面又从前者中寻找新的理论指导。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修正；政府对有效需求的调节也从简单的财政赤字政策，发展到更具多样化的货币、财政、贸易政策的组合。

案例讨论

罗斯福新政中体现了哪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案例2：严峻的中国就业形势。

案例适合

就业理论与就业政策。

案例内容

作为目前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国虽然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但是依然要面对严峻的就业问题。

截至2003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现存的600多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近800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测算，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左右。今后一个时期，这种供大于求的局面不会明显改变。近几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1998年的3.1%（571万人）上升到目前的4.2%（795万人）。预计今后几年，随着下岗向失业并轨的推进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城镇登记失业率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规模加大，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就业课题。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是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农村仍有上亿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已达8200多万人。同时，由于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就业工作难度加大。截至2003年7月底，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67%，尚有70万人未正式就业。

总的说来，中国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案例评析

本案例主要介绍了中国就业的总体情况，接下来主要是分析中国劳动要素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另外给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几点建议。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增长，这同我国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有直接关系。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数量庞大，因此劳动力价格极为低廉。这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成本优势。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国外资本在中国投资设厂，主要是看中我国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至今为止，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还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然而，应该看到，出售廉价劳动力型的经济有两大缺陷，一是对廉价劳动力的购买者——发达国家的严重依赖。一旦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对廉价劳动力需求减少，出售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就会陷入经济困境。二是世界上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过剩。由于廉价劳动力购买者——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所以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也没有大量增加。可是加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却越来越多，竞争的结果使廉价劳动力更加便宜，这使得靠出售廉价劳动力致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根本上讲，出售廉价劳动力不能成为国家发

展的长远大计。因为国家一旦经济发展起来，人们富裕起来，劳动力的价格就会提高而不再廉价。可是这样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外资就会纷纷撤离，而一旦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外资撤走，这些国家又没有别的收入来维持经济，只能贬值货币，降低人们生活水平，重新跌入廉价劳动力的行列。目前东南亚国家正是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经济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增长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经济的特征是；人口基数大、转型时期、出口依存度越来越大，再加上入世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中国的就业问题就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在通过对经济生活进行调控的时候，更需要注意多层次、多角度、长短期政策和措施的组合。以下是专家为中国就业问题开出的“药方”。

（1）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失业问题是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的失业问题与美国和西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的状况存在极大的相似

之处，欧美国家的这种高失业的状况从1880年出现以后，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解决失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经济的增长。尽管中国的就业增长与GDP的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正相关性，但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极大地促进了就业人口的增加。同时还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协调互促，其主要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要能促进就业的增长，就业的状况要能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二是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要能有效地带动就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要能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三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能被广大的就业者所分享，就业、收入、增长三者能实现有机的契合。

（2）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中国当前就业状况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不力所致，而中国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我国消费市场的疲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结构性因素，必须从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的调整上寻求新的思路。一是通过调整工业结构，对现有工业生产能力及工艺进行改造，创新产品，创新营销方式，推进消费结构的转变与升级，从现有产业存量中挖掘新的消费热点，达到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目的。二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拓展产业链，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三是加速农村城镇化的步伐，通过城镇化带动产业的拓展，扩大就业。

（3）更多地发展中小企业，使其成为就业和再就业的主要场所。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只占国有资产的7%，却拥有74%的就业人口，我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就业潜力巨大。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制约因素，制约了我国中小企业创业及发展，而制约就业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小企业信贷及担保困难，因而，必须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作为中小企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

（4）推动和加速城市化步伐，调整就业结构，改善就业状况。中国就业结构畸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比重太低，而促进就业结构调整最有效的政策就是推进城市化。加速城市化将有助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商品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加速城市化也有助于刺激有效益的基建投资，并以乘数效应创造就业。因此，应将城市化作为改善就业的一个基本战略。

（5）推进教育产业化，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本中的技术存量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因此教育和经济增长及就业之间便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提高劳动力素质，不仅不会让我们陷入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还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能为我们吸引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

（6）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应进一步全面放开劳动力市场，打破体制性随意，规范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

就业问题在中国还仅仅是个开始，与之奋斗的过程将会充满知识和勇气，虽然凯恩斯和各国的就业经验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但是一切都需要实践来检验。

案例讨论

你认为中国失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何解决？

（二）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案例1：从物价指数看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案例适合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概念和度量。

案例内容

多年来，观察我国市场物价变动对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测度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一直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自20世纪90年代初采用市场经济模式以来，我国开始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测算市场物价水平的变动。在测度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时，工业口出厂价格指数通常也可作为一个参考指标。另外，还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来反映国内物价总水平的变化。表1列出了1990-2000这10年之间我国主要物价指数的水平。

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现价GDP/可比价GDP×100%，可比价GDP=上年GDP×按可比价计算的今年的GDP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案例分析

通货膨胀一般被定义为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通货紧缩则是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下跌。通货膨胀的测定指标，又称“通货膨胀的度量”，指可以表达通货膨胀程度的一种相对数。由于通货膨胀总是与物价水平的上涨相连，因此，通过计量物价水平的上升幅度，可以测定通货膨胀的程度。在市场经济起步较早的国家，通常将物价上涨率视为通货膨胀率，反映物价水平变动的相对数指标即为物价指数。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所使用的通货膨胀测定指标是消费物价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此外还有批发物价指数。在我国国内，为了便于对物价变动趋势及其影响的跟踪研究，统计部门除了定期公布社会零售物价指数外，还公布国营商业零售物价指数、集市贸易价格指数、居民生活费用物价指数及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等。

在测度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时，常用的物价指数主要有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三种。

1、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IndexofRetailPrice）

这一指数是从商品销售者的角度来观察价格变动的，主要在于反映价格变动对商品销售的影响，其编制范围包括市场上零售的所有商品，但不包括服务项目。

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PriceIndex）

这一指数是从商品购买者的角度来观察价格变动的，主要说明市场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其编制范围不仅包括市场上的大部分商品，还包括服务项目。由于这一指数反映了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可以用来分析货币购买力的强弱。

3、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Deflator）

该指数所包括的商品和劳务的范围最为广泛。与GDP的核算范围相对应，不仅包括全部物质产品和涵盖计入GDP的全部服务产品，也包括进出口商品。

上述三种指数物价指数在测度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时各有优缺点。

从理论上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指数对价格总水平反映最为全面，因而是测度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指标。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包括了以那些不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和劳务（主要是政府的劳务）的估算；二是编制这一指数需要大量的数据资料，一般只能一年公布一次，滞后性比较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动状况及其对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主要优点在于资料容易搜集，而且能够直观反映居民的价格负担，因而是测度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一个比较全面批指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都大幅度提高。在此情况下，不包含服务产品价格变动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社会价格总水平的反映就较为全面性，因而不太适合用来测度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我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92年GDP增速达到了14.2%。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93年开始，通货膨胀也逐渐显着起来。从表1可以看出，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的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率在1994年达到最高点。随后的几年中，由于我国政府加大财政紧缩力度，实行紧缩性经济政策，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指数计算的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率连续5年出现负值，下降的年度长度是5年，累计下降达20个百分点，而1998、1999年呈现负值，应该说这种价格的下降不仅仅是持续的，而且其价格总水平的下降程度也是可以察觉的。这表明我国在1998、1999年出现通货紧缩，但紧缩程度在2000年有所好转。

观察表1中的数据可知，三种物价指数的变动虽各不相同，但是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变化趋势相同，但波动幅度不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变化幅度一般低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幅度。这表明，这两个指数在观测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与否上是相同的，但在测度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程度上则有些分歧。另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波动幅度。这是因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仅包括消费品，不包括服务项目，而后者占居民消费支出相当大的比重；当服务项目的价格变动与消费品的价格不一致时，由于消费品的价格弹性通常小于服务项目的价格弹性，所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波动幅度大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一般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被作为国民经济是否发达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一个前瞻性指标。

案例讨论

1、物价上涨是否等于通货膨胀？物价下降是否等于通货紧缩？为什么？

2、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是否意味着不同的商品的价格按相同的比例上升或下降？为什么？

案例2：中国1993-1994年的通货膨胀。

案例适合

通货膨胀的成因。

案例内容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199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1992年为13.2%，1993年为13.4%；1994为11%，工业总产值达到42572.7亿元。但是，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历史上最高的：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涨幅高达27.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高达24.1%。

从货币投放量来看，我国1994年的货币投放并未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全年国家银行贷款余额为31602.9亿元，比上年增长19.5%，1994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约为7270亿元，经上年增长24%，与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21.35%的增幅相差不太大。但是，1992年流通中的货币量比上年增加了36.4%，1993年则增加了35.3%，两年的增长率均高于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幅度之和。它们累积起来的影响滞后到1994年，最终导致零售物价和居民生活费用的上涨。

另外，当时正值我国价格改革迈出一大步之际，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和石油、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有明显提高。这本是对计划经济中不合理定价方式的调整，但在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随后，中央又出台了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企业也进行了工资套改，这些都加重了各种企业的成本负担，最终造成物价上涨。

从投资需求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开始呈现明显的膨胀。1985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2543亿元，1990年增至4451亿元，1993年猛增至11829亿元，1994年竟达16000亿元。就固定资产投资率来说，1993年已商达39.7%，1994年增速虽略有回落，但也仍然高达36.5%。投资结构本身也不够合理，这主要表现是：农业投入连年下降，工业的投入则猛增；高速增长的工业投入有与消费需求脱节之处，一些产品超过了市场需求（市场容量），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其中尤以耐用品为突出。其中，汽车的生产能力过剩量达3/4，冰箱达2/3，彩色电视达1/2，空调达1/2，洗衣机达1/3，棉衣纺达1/3。生产过剩的结果必然是商业库存迅速增加。1984年，我国的商业库存仅为2000亿元，1990年突破了6000亿元。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到1994年末亏损面已超过40%。由于企业亏损过多，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大增，导致赤字。全国财政赤字硬预算1988年为78.55亿元，1994年为700亿元；软预算赤字1988年为349亿元，1993年突破了1000亿元。由于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政府不是向银行大量透支，就是大量发行国债，无论怎样做，都会促成大量的货币发行，引发通货膨胀。

案例评析

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经济学理论上一直未有定论。从短期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结构性原因三个方面；从长期分析的角度看，学术界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货币量的增加：当中央银行大量供给货币时，货币的价值迅速下降，引起物价水平上升；而长期的货币增长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具体到中国1993—1994年代初通货膨胀的原因，已有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1、成本推动说

这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案例中提到的各种因素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造成商品价格的上涨。换言之，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成本推动所导致的，即由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海以及工资成本提高等引起的商品价格提高在先，货币追逐商品在后。

实际上，在总需求一定或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单一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会经过一系列的比价调整而结束，一般不会引起整个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全面的成本上升只有在总需求水平不断大于实际总供给能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

2、货币供给过量说

这一观点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通货膨胀是因为货币供给量超过需求量引起的。由于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着自发的投资冲动倾向，价格水平不断地受到向上的压力，就会导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在通胀过程中，成本上升和价格上涨一方面使企业收入和财政收入膨胀，而膨胀起来的收入又被通货吞噬掉，使企业下一轮生产出现支付困难；另一方面，由于预期的作用，价格上升不仅不会降低需求，反而会刺激需求。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会使本期货币供给不足，这时如果增加货币供应，就会加剧通货膨胀。

这一分析可以说基本上抓住了通胀的实质，并揭示了通胀形成的基本过程。

3、价格冲击说

价格冲击表现为一种或数种投入品的价格突然大幅上升，引起相关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形成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如石油危机时的情况。如案例中所述，1994年我国农副产品和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上调，汇率调整以及税制改革引起价外税等，形成了价格冲击型通货膨胀。

在西方经济学中，价格冲击一般表现为非体制性的外部因素，而在中国，价格冲击具有长期的内生的体制性特征，并且会周期性地出现，形成中国经济中通货膨胀——经济紧缩的周期性循环的基础。这是由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决定的。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首先放开的是供给价格弹性较高的产品，如工业制成品；继续受控制的产品的共同特征是：供给价格弹性较低，如农产品、基础原材料和矿产品。实际上，这是将计划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调整所产生的价格冲击分解为多次，并使供给

价格弹性高的产品侵蚀弹性低的产品价格上升的利益。这一方面使受控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受损，比较劳动生产率降低；另一方面，政府对受控产品价格的调整往往到问题严重时方才作出反应。这就形成了中国物价水平上升的长期压力。

4、改革战略偏差说（或称体制说）

这种观点旨在揭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特定时期的经济环境中通胀的深层根源和形成机理。具体来说，中国1993-1994年的通货膨胀既有政策操作上的原因，又有体制上的根源，是改革战略取向偏差的结果。传统体制下，固定价格机制、福利化和补贴经济形成的惯性、资源不能流动造成的配置低效等，都会推动通货膨胀，而价格改革所造成的双重体制，导致政府的经济增长计划在各个行政层次出现了一种多主体扩张局面，加之各个行政主体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迫使贷款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货币无限供给，这成为通货膨胀的深层根源。在双重价格体制下，一方面是收入分配斗争趋于表面化，并推动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双膨胀；另一方面，由价格信号失真造成的资源配置失当和经济结构失衡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供求缺口不断增大。政府为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而大量增长货币，比如，1992年流通中货币增加36.4%，1993年增加35.3%，两年的增长率均高于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幅度之和，使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5、综合现象说

在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看来，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综合症，主要症状有：一般价格水平公开或隐蔽上升，货币增长快于国民收入增长，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过热等。其具体成因和发展过程是：在微观上，产权模糊、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企业效益差，促成了初次分配中轻消费重积累的倾向和需求膨胀的局面；在宏观上，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为增加基础设施部门投资而不得不搞赤字财政，当借债不能弥补时就向银行透支；银行为保证经济增长而向企业贷款，当贷款大于存款时就靠增发通货来弥补，这就使通胀变成现实。

这一分析与体制说基本一致，只不过具体方法有别：其微观分析着重于体制根源，宏观分析着重于政策操作，并把制度分析、运行分析和政策分析结合起来。

另外，还有外资流入说。这种观点将20世纪90年代的通货膨胀归结于随着1994年我国的汇率并轨和较大幅度贬值而出现的外资的大量流入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外资折大量流入一方面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推动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通过人民币国内配套间接增大通胀压力。这主要是由我国现行的特殊货币供给体制不是负债约束资产、而是资产倒逼负债增长，不是现金发放决定代款货币、而是现金跟着贷款走，地方银行发放贷款创造货币在前、中央银行加印现钞之后，因而是由地方银行自主增发贷款形成的“基层推动型通货膨胀”。

显然，上述几种观点并非处于完全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分别从各不相同的独特角度，解释了造成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通货膨胀的某一方面的原因。

总体上，通货膨胀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任何一种解释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方面。每一种具体条件下出现的通货膨胀，其成因和机理都不完全相同，所以分析时需要将各种理论成因综合考虑。

案例讨论

1、工资上涨可导致需求增加，那么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可否也看作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为什么？

2、如果货币供应量不变，通货膨胀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案例3：制约日本经济回升的通货紧缩。

案例适合

通货紧缩的原因和影响。

案例内容

2001年3月，在讨论《月例经济报告》的阁僚会议上，日本政府的经济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公开认定：“现在的日本经济正处在缓慢的通货紧缩之中”。

在美国经济减速、股市暴跌已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政府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物价下跌对经济持续回升的恶劣影响，并逼日本银行进一步采取金融缓和措施以制止物价持续下跌。根据日本官方的观点，日本经济中出现的这种通货紧缩状态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并且在此际的整个西方世界中也只有日本处于这种状态。

战后日本也曾出现过多次物价下跌现象，但都因仅具有局部性和短期性的特点，未被日本政府视为通货紧缩。而此次日本的物价下跌却具有全面性和持续性特征。全面性体现在几乎全部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同时呈下跌态势。比如，1999年和2000年，不仅综合批发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下跌了3.3和0.1个百分点，而且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下跌了0.3和0.7个百分点。此外，从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分类统计看，物价下跌所涉及的商品范围也极其广泛。持续性表现在物价下跌已成为一种长期态势；从1991年到2000年这个10个年份中，有8个年份的综合批发物价指数呈下跌态势，尤其是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在1999年和2000年出现了战后从未有过的连续两年下降的情况。

案例评析

通货紧缩（deflation）一般被定义为物价水平的广泛、持续下跌，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化是判断是否出现通货紧缩的最为重要的依据。

对于通货紧缩的成因，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概括起来大致有合理说、外部冲击说、货币主义说、供给说以及政策失误说等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合理说认为，通货紧缩的出现有其合理性，是经济运行对前期高通货膨胀的矫正中出现我的必然结果，因此不应对形势估计过重，调控政策的力度也不宜太强。第二种观点——外部冲击说认为，应将一国的通货紧缩同全球性的紧缩趋势联系起来，强调全球性供大于求的矛盾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而不能局限于单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因素。第三种观点是从货币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强调通货紧缩的货币特征，认为货币供应增长的放慢是通货紧缩的原因所在。以上这几种观点基本上都是把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结于短期因素的影响，认为这些短期因素导致了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外部需求（出口）的下降。第四种观点——供给说是从供给方的角度探求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和机制，认为企业大面积亏损特别是亏损企业未退出市场竞争是导致通货紧缩的根源。最后一种观点——政策失误说，则把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结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即在经济出现衰退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政策，甚至采用的是紧缩性政策，从而导致和加重了需求不足和物价下跌。

在本案例中，显然外部冲击和政策失误因素都是存在的，并共同造就了日本的通货紧缩。首先，从外部冲击来看，由于美日两国在经济上的密切联系，随着美国经济减速、股市暴跌，日本经济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冲击。同时，日本国内也存在着政策性失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国内经济的转型不是非常成功。在20

世纪90年代末以前，森喜朗政府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物价下跌对经济持续回升的恶劣影响，并逼迫日本银行进一步采取金融缓和措施以制止物价持续下跌，共中主要的金融缓和措施之一就是“零利率”政策。但在2000年8月，追求利润的日本银行却以“日本经济已摆脱了通货紧缩威胁”为由，不顾政府方面反对，坚持取消了“零利率”政策。由此，导致日本的通货紧缩现象日益严重。

这种严重的通货紧缩给日本经济的持续回升带来了严重消极的影响，主要有：

（1）加重了企业的经营困难。物价水平的全面、持续下跌至少会从以下两方面加重企业的经营困难。其一，物价下跌势必导致企业同等规模的销售量只能获得更少的销售收入，从而在生产成本不变时导致企业收益减少；其二，在名义利率不变时，物价下跌同时意味着实际利率的提高，从而使企业的实际偿债负担加重。无论是收益减少还是实际偿债负担加重，都会对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投资形成直接阻碍，而当时日本的景气回升与经济发展恰恰主要是靠企业设备技术的扩大来支持的。

（2）加重消费需求的低迷。物价下跌导致企业利润减少和个人收入的下跌，使得人们不愿意花钱消费。不要说奢侈品，仅就一般商品而言，广大消费者已开始有选择地减少日常生活的支出，从而造成消费市场的需求大幅度下跌，整个日本处于消费低迷阶段。

（3）加重财政赤字危机。巨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存在，是日本政府无法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维持经济持续回升的主要原因，而物价水平的全面、持续下跌又会通过减少政府财政（税收）收入，并导致财政赤字的相对扩大。就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恶化的财政赤字危机来看，为刺激经济回升而不断扩大财政支出固然是其主要原因，而财政收入尤其是税收的减少同样也不容忽视。在导致税收减少的因素中，除政府为刺激经济回升而主动采取的减税政策外，物价下跌导致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的减少也是其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法人税和所得税都采取累进税制条件下，税收因素而减少的幅度还要明显大于物价下跌的影响程度。

案例讨论

1、政府可以通过什么措施来减轻通货紧缩造成的不良后果？

2、通货紧缩对政府财税收入有什么特别影响？

（三）经济周期理论

案例1：世界经济周期历史及中国的经济周期。

案例适合

经济周期的类型。

案例内容

经济周期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现象，又称经济危机。实际上，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阶段，是上一个经济周期结束和下一个经济周期开始的转折阶段，因而人们通常以一个经济危机来代表一个经济周期。如果从英国1788年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算起，经济危机已有200多年历史。自1857年发生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总共发发生了11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即1857年、1866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13年、1920年、1929-1933年和1937年。每一个周期的平均长度为10年或8年，即每10年或8年发生一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例一共发生了9次经济危机，时间1948-1949年、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1969-1970年、1974-1975年、1980年、1981-1982年和1990-1992年。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时间缩短，每一个周期平均时间为5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个经济周期；第一个周期：1982-1986年，持续五年。高峰在1984年，增长率为15.2%；低谷在1982年，增长为8.5%；振幅为6.7%。第二个周期：1987-1990年，持续四年。高峰在1987年，增长率为11.6%；低谷在1990年，增长率为3.8%；振幅为7.8%。第三个周期：1991-1998年持续八年。高峰在1992年，增长率为14.2%；低谷在1998年，增长率为7.8%；振幅为6.4%。

案例评析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从高涨到低沓上下反复波动的循环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千篇一律，在循环时间长短，上下波动幅度等方面各有不同。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种类的划分不尽相同，得到较多认可的周期类型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长周期”（或“长波”）

其长度平均为50年，由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耶夫（NikolaiD.Kondratieff）于1926年提出，故又称为“康德拉耶夫周期”。这一划分后来被奥地利经济学家彼特沿袭使用，并以其“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新资源的利用等作为主要标志，进一步把100多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波”：（1）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这一周期为“产业革命时期”；（2）1842年到1897年，这一周期为“蒸汽机和钢铁时代”；（3）1897年到本世纪20年代末（康德拉耶夫提出“长波”理论时这一长波尚未结束），这一周期是“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2、“建筑周期”

其长度平均为15-2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最早提出，故又称为“库兹涅茨周期”。该周期主要是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这一财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准加以划分的。

3、“中周期”（或“中波）

其长度平均为8-10年，由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C.Juglar）于1860年提出，故又称为“朱格拉周期”。该周期是以国民收入、失业率和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生产、利润和价格的波动为标志加以划分的。

4、“短周期”（或“短波”）

其长度平均为40个月（近三年半），由美国经济学家基钦（J.Kitchin）于1923年提出，故又称为“基钦周期”。短周期的长度约为中周期的一半。一个中周期通常包括两个短周期。

除了上述经济周期的主要种类以外，还有两种经济的波动形式：

一种是季节性的波动，这是指受季节等自然因素或习惯的影响而发生的经济活动的波动状态。例如，一些农产品的波动就是如此。在收获旺季，产量多，价格低；而在非收获季节，则产量少，价格高。部分工业产品也有类似现象，如在夏季、电冰箱、电风扇、冷风机等销售较多，而取暖器、电热毯、毛衣等在冬天是旺季。在季节性波动中，还伴以风俗习惯的影响，例如西方国家相当比重的生意都是在感恩节至圣诞节这一段时期做成的。因此，在这一段期间，商业销售竞争十分激烈。

另一种经济波动是不规划的波动。这种波动出现的时间、表现出的幅度等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其原因也极其复杂，难以断定。正是由于这种随机性波动夹杂在其他经济周期波动之间，使经济周期现象更为复杂，增加了每次循环出现的差异性。

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周期是平均每8年到10年发生一次的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因为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主要特征。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通常都是以这一长度的经济波动作为研究对象。

本案例中，英、美等国历史上出现的各次经济周期以及中国的历次经济周期在时间长度上都各不相同。这是由于，现实中的每个具体的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都各不相同，加上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其他一些不规则的随机性因不，使得实际的经济波动更为复杂，每次循环的长度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案例讨论

试比较各类经济周期划分的异同。

案例2：1788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周期。

案例适合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

案例内容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产生于1788年英国所发生的生产过剩的危机。1788年的危机仅是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危机，是一次局部性危机，整个国家经济并未受到全面的破坏，但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清楚地暴露出了生产过剩这种新现象。

1852年，英国发生了第一次工业经济危机，危机范围包括了所有工业部门。

1857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危机席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857年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又发生了多次经济危机，一直到20世纪初。

在19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末的历次主要经济周期中，就其主要经济指标而言，危机的深度并没有明显逐渐加剧或缓和的迹象。比较各指标可以看出，投资和当时作为主导产业的棉织业波动较大，而经济周期波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并非很大。从危机的长度看，英国主周期的危机持续时间占这个阶段的18.2%，短周期的就衰退时间也占18.2%，全部经济扩张时间占63.6%的时间。

综观这几次英国经济危机，发现有以下一些特点：

1、生产过剩，而购买力相对不足

由于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使个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时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没有本世纪那么快，技术革新和信贷生产部门开拓速度慢，社会资本长期积淀在几个传统的生产部门（如纺织、铁路、冶金）中，必然经常造成生产过剩，超过了当时所能达到的社会对这些产品的消费能力，最终导致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的另一面就是购买力相对不足。

2、消费资本生产领域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较大

社会生产可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类。在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消费资料生产的第二部类较第一部类所占比重大。当时由于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轻工业为主的第二部类的发展首先具备了条件。从人类的需求来看，衣、食等消费品是必不可少的因而这些工业率先兴起，得到了发展。因而，这时期第二部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大；危机期间，受到的冲击也更大。第二部类波动更剧烈的原因，一是由于其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都相对大于当时的第一部类；二是因为第二部类的生产单位规模小，危机时因竞争而破产推出该部门的情况更为多见，经济扩张时进行新投资也比较容易。这都使这个部门的生活波幅更大。

3、信息传播不发达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和物质技术基础的限制，也由于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完善，这就使高涨时造成虚假的、过度的扩张，进而引起了危机时剧烈的萎缩。但是信息传递量少、速度慢、而且不准确，信息的缺乏和欠准确使生产者难以掌握市场上的供求状况，更谈不上对未来市场情况进行准确的预测，因而生产者无法及时、妥善地安排生产。信息传递和交通运输速度慢，使生产调整市场序曲状况之间的时滞现象极为明显。因此，生产者往往在产品过剩的时候依然继续扩大生产和销售，而在需求已经大于供给的时候，却还在继续紧缩，由此加剧了经济波动。

4、经济组织制度不健全，金融制度还处在较原始的阶段

各种金融机构无法做全面安排和信息指导，高涨时不能控制涨势，在衰退时无力挽回局面。企业组织多为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股份公司在20世纪末才大量出现。这些无限责任制的企业使投资者的风险无法分散，往往造成单个部门风险的剧烈膨胀以及整个体系的崩溃。

案例评析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紧缩与萧条的原因。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流动性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会导致投资需求的不足。

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危机、萧条的产生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因为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普遍的乐观情绪使得投资成本和利率上升。这时增加的投资必然伴随着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而导致投资吸引减弱和人们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的加强。到某一时刻，流动性偏好会因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而大大加强，此时投

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危机使投资和消费水平都迅速下降，加之利率的提高，必然出现萧条阶段。

上述经济危机的特点中，生产过剩和购买力不足正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生产过剩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购买力的相对不足的原因除了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大部分人口购买力较低外，还与当时实行的金融货币制度有关。由于货币的生产量增长速度赶不上社会商品生产量的增长速度，使得购买力受到货币供应量的严重限制。而经济随着在生产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扩张和收缩而周期性波动

性的特点也印证了凯恩斯主义关于投资的变动会带来产出成倍增减的理论判断。信息传统的不发达造成高潮时虚假和过度的扩张、危机时剧烈的萎缩，这往往是导致投资信心和资本边际效率的突出崩溃的直接原因。

案例讨论

本案例中造成经济周期的诸多因素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其形式是否与本案例中的情形相同？如果不存在，原因是什么？

案例3：技术革命和经济周期变化趋势。

案例适合

技术创新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关系。

案例内容

从工业化到现在，世界经济呈现出具有规律性的周期变动已经历了五个长周期，即分别为“早期机械化”技术革命、“蒸汽动力和铁路”技术革命、“电子和重型工程”技术革命、“福特制和大生产”技术革命和“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周期。

第五个长周期“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凭借在以IT 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方面的优势，率先进入一个以IT时代为特征的新长周期，其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在世纪之交正在或开始步入第五个长周期。按照经典的周期理论推算，预计这一长周期大约持续的时间还有30年左右。这一周期发生了以IT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产业革命。随着关键技术，特别是电脑、激光、微电子、电信和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新的技术经济体系已经成型，信息产业及信息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美国新经济的主导性产业，产业结构再次优化升级，特别是第三次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比重最大的产业。

在第五个长周期中的短周期运行规律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短周期的扩张期比过去拉长，从1991年3月至2000年12月扩张期达到117个月。但是，在今后一段时间里，IT产业如果不出现更高级别的技术创新，就意味着以IT产业为主

导产业的第五个长周期开始从创新中高级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的IT产业及其产品，从需求来讲有可能会迅速地向全球扩散，并将导致全球供给的增加和过剩。正是以IT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的这种质变，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从长周期的繁荣阶段转向长周期的衰退阶段。

平均来看，每个长经济周期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革命从产生到消亡的时间一般约50年报其中前25年为周期的繁荣期，后25年为周期衰退期）。技术革命往往具有二重性：它们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既创造投资高潮和生产的高潮，此时经济周期处于繁荣阶段，创新占据主导地位，周期的主导产品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又同时制造着投资低潮和生产低潮的潜在可能性，此时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主导产品供过于求，于是成本竞争阶段取代创新阶段成为经济衰退阶段的主要特征。

案例评析

为什么会出现本案例中所描述的情况？原因与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和主导产品的生

命周期相关，我们知道，技术创新有一个初创、发展、成熟和停滞的生命周期，技术的主导产品也有一个试制、成长和饱和的生命周期。技术初创和产品试制阶段一般总是从少数企业开始的，它们再扩大投资，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试制新产品。虽然利润率降低，但因为它们掌握着技术优势，可以通过增加利润量来弥补利润率下降所受的损失。随着采用这种新技术的企业迅速增加，新技术迅速普及，甚至会通过出口和对外投资将新技术转移和扩散到国外。这一时期，固定资本投资迅猛增加，主导产品的市场需求日益扩大。当技术创新已达到高级阶段，原有的创新企业就失去技术优势，因而无法利用技术创新优势获取超额利润，于是出现了资本积累过剩，投资和生产必然由高潮转向低潮。

那么技术创新生命周期和主导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变化是如何对世界经济周期产生影

响呢？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分为增量创新、基本创新、技术体系创新和技术经济模式革命等四种类型。对于最高级别的技术经济模式的创新，由于它包含了许多基本创新、增量创新和新技术体系创新，具有在整个经济基础中的渗透效应，从而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技术与经济模式，因而才是导致周期变动的直接原因。当时客中创新模式的高潮过去之后，其结果必然是周期繁荣阶段的结束和衰退阶段的到来。

从主导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创新高潮的结束，同时也就意味着主导产品已经趋于成熟。此时，趋于成熟的主导产品其收入的需求弹性是递减的，企业为保持该主导产品的市场份额就必然要降低生产成本，结果是高成本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无情淘汰。伴随着主导产品的生产技术的不断扩散和低成本生产者的不断进入，具有供求严重失衡周期性的阶段性转变最终会引发世界性的增长衰退或停滞。

另外，长周期从涨潮时期转向落潮时期均是以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从高潮转向低潮为基础的，它从落潮时期转向涨潮时期也是以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趋势的转变为基础的。在落潮时期，一部分企业为提高利润和扩大销售，必然要进行技术创新，等到大部分企业都是采用新技术摆脱困境时，便会形成一个新的投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生产高潮。因此，每个长周期的涨潮时期都伴随着技术革命、产业结构的调整。

案例讨论

1、结合某一实列说明技术创新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的时滞关系。

2、请结合实际分析投资过度可能对经济周期造成的影响。

（四）经济增长理论

案例1：人口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案例适合

人口与经济增长。

案例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增加了8.44亿，几乎相当于1800年的世界总人口（9亿）。同一时期，世界人均GDP的增加量等于1820年人均GDP的总量（以1990年美元计算）：20世纪80年代人均GDP增加了661美元，1820年的人均GDP只有651美元。20世纪80年代末的世界人口是1800年的7倍，但1990年的世界产出总量是1820年的40倍，世界人均GDP则是1820年的8倍。

经济增长并非仅仅未局限在发达国家。在亚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1990年的人均GDP是1820年的5.5倍，拉丁美洲的这一比例为7.1倍，非洲则为2.9倍。在19世纪，欧洲人口增加了85%；20世纪，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了350%。尽管人口增长率有如此大的差别，在20世纪的百年间，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仍超过了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在19世纪的增长率。即便在非洲，尽管其在过去的30倍年中经济状况很不好，其人均收入的增长也快于19世纪的南欧和东欧国家。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从1955—1975年间—除1960年由于自然大灾害等曾引起人口减少外，这一时期人口的上升趋势是明显的。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计划生育，使得人口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但是其纯增加的人口规模仍然以每年1400万人前后的水准追加，这种每年增长部分的规模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额也在飞速的增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生产总值以9.7%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增加，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人均消费额高速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表1所示）。

注：纯增长人口的消费、增加的消费总额以人均消费额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2000年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不断增长的人口将一直制约着社会养活自己的能力，人口的力量永远大于地球上生产人的必需品的力量，而对人口增长惟一限制的是“灾难和罪恶”——即通过战争、饥荒和瘟疫来抑制人口的增长。因为人口的高速增长将导致

人地关系的失衡，造成过剩人口，即农业经济陷入了停滞的“低水平均衡陷阱”。此外，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仅消费了产出额的大部分，也抑制了储蓄额的增加，从而影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造成了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危机。

但是，以上事实说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时并非马尔萨斯预言的那样。那么，马尔萨斯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案例评析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在他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在18世纪末的欧洲，食物供给的增长将引起人口的迅猛增长，最后只能是战争、饥荒和瘟疫来抑制人口的增长。人历史上看，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世界人口增长率一直很低，到1800年时世界人口达到9亿左右，而这仅为现在世界人口的1/6强。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内，世界人口的90%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农户生产的农产品仅够维持自身的消费，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产品可用于出售和交换。所以，如果从大部分人类历史来看，马尔萨斯的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马尔萨斯未能认识到的一点是，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的多少对该地区人均粮食和衣物拥有量的影响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因为限制粮食供给增长的因素不是土地资源过少，而是劳动生产率过低。因此，贫困水平与人口的绝对数量基本上是无关的。事实上，马尔萨斯后来也发现，在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民的生活条件显着地改善了，但却未引起人口的迅猛增长和食物的供不应求，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也比前几个世纪减少了很多。欧洲人开始主动控制生育，以为他们的子女和整个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在着名的《人口增长和经济财富》的演讲中指出，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人口增长速度很慢、人口总数很低时，人们都很贫穷，大多数人仅能勉强维持生存，人均寿命也很短。但是，随着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总数的上升，人们的预期寿命却不断提高，婴儿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均收入和人均每日摄入的卡路里数都不断提高。本案例的内容也证明了盖尔·约翰逊教授的论断。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间，世界人口翻了一番，然而世界上的人口（包括绝大多数最贫困的人口）在衣、食、住等方面的生活状况却得到了改善，识字率提高了许多，人们的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婴儿的死亡率也大大下降。

在人口总数迅速增加、而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全球居民的生活水平仍能不断上升呢？显然，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的人们拥有更多的知识，这些知识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并帮助人类找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替代品。马尔萨斯没有想到的是，20世纪以来人类创造力的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同时，知识的积累增加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人口的增加所导致的。首先，人口

总数越大，某项知识能够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好处也就越大，人们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探求知识的活动中的激励就越强。其次，今天的人类并不比他们的祖先更聪明，但是现在的人口总数比以前的人口总数要多得多，因而能够作出重大发现增加知识积累的人也就比以往多很多。此外，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城市的扩大，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更多的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得以建立扩大。这些机构专门从事探求知识、传播知识的工作，因而大大地加快的生育率并没有随着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提高。但是，人们的生育率并没有随着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提高，从而技术进步的财富增长效应大于人口增长引起的财富减少效应。

由此可见，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说，既具有促进因素，也具有阻碍因素。一国的人民对该国经济实力能够作多少贡献不仅取决于人口的数量，还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和政府在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方面进行了多大的投资。加里·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建国以后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速度是比较快的，特别是经济起飞的1978年以后更是显着地上升，年均增长率达到9.7%。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劳动力的数量增大及其资质的改善、劳动生产积极性的上升、技术进步和资本集约度的上升，因而可以说中国人口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教育成本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化，全世界的家庭生育率都有了明显的下降，人口增长率正在慢慢趋缓。这一事实意味着，人口并不会无限增长。

总的来看，人口增长率对经济的作用不能简单论之，需要结合人力资本的状况和提高程度综合考虑。

案例讨论

1、怎样才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以及避免人力资本的流失？

2、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资源大国，如何控制人口的增长使得人口增长带来的贡献大于增长带来的危害？除了控制人口增长中国还能采取什么措施？

案例2：东亚奇迹与东亚危机。

案例适合

经济增长模式。

案例内容

战后先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实现工业化，并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向东亚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劳动了“四小龙”的腾飞，随后“四小龙”从80年代开始产业转型，加入日本对东盟国家投资的队伍，把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业

大规模转移到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从而在时间上形成东亚排浪式的工业化追赶浪潮。

从1984—1996年间，东亚在世界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8.5%上升到25%，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上升到27%，与此同时，东亚的贫困人口由4亿减少到1亿多人。8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寿命由1960年的56岁增加到1990年的71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各国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重化工业在东亚的移植和发育，同时也使东亚国家的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日本的技术。据1995年日本贸易振兴会调查，“四小龙”70%的日本企业、东盟78%的日本企业都主要从日本本土筹措、调配零部件和其他资本货物。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有关统计则表明，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中，技术供给的54.6%和65.3%来自于日本，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技术引进的1/5以上也来自于日本。这种技术依赖使东盟国家的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外资企业，只有少数本国当地企业能够为跨国公司提供协作配套生产。同时，由于跨国公司提供协作配套生产。同时，由于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管理差距悬殊，导致当地企业进入外资主导产业的壁垒极高。在这种配套不成、进入不可的双重挤压下，本国当地资本只好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经济的泡沫化，同时也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不稳定。

日本和“四小龙”对东盟自然资源的直接投资，还进一步加剧了东盟初级产品的输出。一项产品的开发、设计定型及关键零部件生产在日本本土进行，一般零部件转移到“四小龙”生产，而在东盟完成最后组装，产成品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一部分返销日本，一部分销往欧美市场。从事设计、零部件生产的先进国家和地区虽没有最终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名分，但却获得全部增值中的绝大部分，比如，在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费形式付人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费的形式支付给外厂商①。

另外，东亚国家外资导向下的经济增长还导致外债迅速增加。泰国外债从1992年底的396亿美元增到1996年底的9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为偿付外债，只能依靠增加出口和外资流入。1996年出口大幅下降，为了维持固定汇率，把利率提高到13.8%的水平，使大量资本流入，其中短期资本占53.2%。泰国730亿美元私人外债中，三分之一是流向房地产。印尼放宽金融管理后，银行增至240间。印尼央行不知道私营部门大约800个贷款户，借了外债680—690亿美元。泰国91家财务证券公

①王允贵：《东亚金融危机成因的新反思》，《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5月6日。

司总资产占全国金融资产的四分之一，这91家公司1993—1996年在房地产、证券方面的投资和贷款高达50%以上，其中相当部分已成为坏账②。

案例评析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1994年的惊世之作——《亚洲神奇之神话》中指出，东亚这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入的大量增加带动的，有短期效应，所以这类增长很快就会过去。因为对经济持续增长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没有得到明显提高，在此情况到此为止要靠劳动的大量投入取得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在克鲁格曼看来，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功于“黄油加面包”刺激下的努力工作、只会动手不会动脑式的苦干；正是由于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东亚金融危机恰恰暴露了产业依赖导致发展中断的本质问题。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由于东亚特别是东盟国家重化工业的生成不是自身比较优势发挥的自然结果，而是源于先进国家直接投资而嫁接的跨国公司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基地，这是产业脱离于自身优势资源的深加工。因此，“四小龙”发展初期和目前的东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源开发产业与深加工产业严重脱节的“两层皮”的现象。

东盟深加工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繁荣完全依赖于技术密集型工序的发

展状况，而相反的依赖关系却不存在。同时，劳动密集型工序的区位选择依赖于技术密集型工序的技术特点，又存在着同类国家间的激烈竞争。这两种不对笱事实上把国际竞争的大部分风险转嫁到处于分工底层的国家，一旦遇到供过于求的国际竞争，从事组装加工成品的国家一方面要承担价格损失，另一方面又因为退出成本极高而难以迅速调整产业。1996年半导体国际竞争激化而导致的削价竞争，使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从事半导体后道工序组装的国家损失惨重，并引发巨额贸易赤字。

东亚国家外资导向下的经济增长的一个致命弱点是，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日本的技术。从本案例可以看出，由技术依赖所决定的产业依赖，使东亚各发展层次的国家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由产业虚高度化而带来的畸形发展。在东亚诸国和地区中，日本处于产业技术分工的最高层，但它在基础科学方面依赖于美国。“；四小龙”经过80年代以来持续大规模资金注入和改良技术创新机制，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着进步，但开发技术仍很落后。东盟则在各个产业技术上都缺乏自主性，对日资企业和技术依赖性最为严重。

这种技术依赖实质是后进国把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列车拴到先进国的产业发

展上，依赖性越严重的国家越易受到侵害，经济衰退的打击就越剧烈。东亚金融危机以东盟各国损失最为惨重的原因即在于此。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在迈向工业国的进

②刘鸿儒：《亚洲金融危机及其教训》，《银行与企业》1998年第4期。

程中，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科技落后的困境。一国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忽视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实现应用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双重跃进，但它迟早要遇到基础研究落后的制约，并在结构升级上陷入踏步不前的状态。

由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技术知识是依赖于外国的，对资本发展的投资又很大部分来自于外国，因此东亚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嫁接的，是西方发表国家的资本、技术嫁接于东亚劳动力上的一种快速发展。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东亚各国没有藉此大力发展自身的技术知识、民族经济并提倡国内投资，加上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在遇到某一冲击因素后，危机就不可抑制地爆发了。

由此可见，对经济持续增长具有关键作用的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决定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因此，为使经济增长转向以全国素生产率提高为主要推动力的集约型增长，一国还必须致力于提升自身科技的国际竞争力。除此之外，国家必须提倡创新能力，有了自己的优势、自己的创新，才能打破依赖。比如，“四小龙”的创新能力在长期高速增长中就得到了显着提升，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在半导体封装技术、计算机外围设备技术、机电一体化硬件技术等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创新能力。由于创新能力较强，“四小龙”产业多元化和出口多元化程度大大高于东盟国家，抵御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也随之提高。

案例讨论

1、对照东亚的经济发展状况，目前中国的经注发展中有哪些地方是与东亚经济发展类似而需要改进的？

2、你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利用外资、外国先进的技术从而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

案例3：技术进步的作用。

案例适合

技术进步贡献率。

案例内容

图1四川近三年技术改造投资完成额和增长速度表2四川近三年技改投资对国民经济和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单位：

表3四川销售收入成倍增长的前10户企业近三年技改投资与销售收入情

案例评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经济全球化开辟了广阔前景。技术知识是决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生产率则是决定生活水平的关键。经济增长的索洛（Solw）模型表明，技术的进步对劳动有放大效应，技术进步能够导致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他强调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该理论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技术因素变量。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性，索洛假设技术是一种外生变量，并且保持一种固定的增长速度，即技术进步率。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即使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资本的边际收益也不断提高，因此，技术进步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随人均收入增加而递减的倾向，使其永远保持在零或某一贴现值之上，保证人均资本积累过程在长期内不会停下来。这样一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将保持一种持续势头。从这一增长过程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此外，大量的以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为例的实证分析也基本证实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Denison）关于美国战后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表明，约有50%左右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本人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增长，另外87.5的产出增长被归为一个用以代表技术进步的“余数”。

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这一长期增长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外生因素，并未能说明技术进步又来自何处，这一点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事实上，对这一点，索洛在一开始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时就意识到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重视技术创新在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但在理论研究中又将其排除在外，通常的处理方法就是将其作为外生因素对待或忽视。基于此，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探讨了技术进步自身的机制和规律，并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进了增长模型中。例如有人认为技术进步是某些投资和生产活动的正的“外部性”。

最早尝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是阿罗在1962年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阿罗认为技术上的改善即不是自发的，也是不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投入品，它来自私人部门的生产或投资活动。在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中，技术知识的进展是通过学习的过程获得的，而学习又来自于实践经验，即生产或投资活动。阿罗指出知识在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中产生，而知识又是一种非独享产品，可为大家共享，因此，任何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活动对其他人或企业都有好处，这就是所谓的外部经济性。外部经济性的存在，导致总体经济活动的表现收益递增。

阿罗这一思想后来被罗默等人吸收，成为“新增长理论”产生的萌芽。在“新增长理论”中，基于外部经济性、技术溢出效应的增长模型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罗默的最大贡献是其强调经济外部性的作用，认为技术（知识）的外部性完全可以保证产出相对资本与技术的弹性大于1，因而资本的边际收益由递减转变为递增，这样一来，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时间而递增，经济增长表现为发散的过程。罗默的这一结论克服了阿罗模型的不足。

卢卡斯（1988）后来从另一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卢卡斯的增长模型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宇泽（Uzawa）建立的模型为基础，模型结构与阿罗—罗默模型相近，但强调了人力资本和重要性。卢卡斯认为溢出效应来自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是来自于对实物资本的投资，每一单位人力资本的增加除了引起产出的提高外，还同时引起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社会平均的动作效率，总体效率的提高又使每个企业和个人从中获益，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具有一定的外部性。

本案例正说明了技术改造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经济运行中较活跃的因素。以四川为例，在多元投资主体的推动下，2003年全省技术改造共完成投资369.1亿元，在2002年增速较快的基础上仍然增长了43.4%，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另外，近年来四川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了影响力强、带动作用大的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从2003年实施的技术改造项目来看，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明显增多，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有1102个。其中，1000—3000万元的有554个、3000—5000万元的有220个、5000万元以上的有328个（4亿元以上的有160个），分别比上年增长58.3%、64.2%、23%。

不断增长的技术改造投资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3年四川技术改造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3%，比2001年提高了12.2个百分点；拉动当年经济增长2.2个百分点，比2001年提高了1.7个百分点；对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的贡献率达39.9%，比2001年扣产了25.9个百分点；拉动工业经济增长6.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技术改造投资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经济的增长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升了技术装备水平，增加了产品品种，提高了产品质量，企业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形成了一大批销售收入上亿元的优势企业。表3中，对2003年销售收入5亿元以上的77户企业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通过技术改造投资，销售收入比2002年成倍增长的企业有18户（最高涨幅5.4倍），占这批企业总数的23.3%。

但需要提出的是，就国内目前的现实状况而言，科技政策更注重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不是自主开发，来促进自身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技术引进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比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好的效果，但由于一般相进的是较低层次、较低等级的技术，往往还附带了许多不合理的转让条件，经济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因此，由以模仿创新为主转向以自主开发为主，不仅是降低我国在科学技术上对发达国家依存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技术进步的真正核心所在，是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的根本途径。案例讨论

1、试分析历史上几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

2、你认为影响技术进步贡献率较高的因素有哪些？我国应如何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案例4：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限制条件。

案例适合

经济增长的源泉和限制条件。

案例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经济改革带来的制度创新，以土地承包制为核心的农业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结果是1980—1990年中国农业年均增长高达5.9%，是世界同期平均农业增长率2.7的1倍多。但这种制度效率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减弱。1990—1999年间农业年均增长速度下降到4.3%。中国经济整体增长速度也相应放慢，从1984年的13%下降到1989年的3.4%①.

90年代以来，高投资需求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78年财政盈余10亿元，1990年财政赤字574亿元。1990—1999年国内投资总额年均增长12.8%，是世界同期平均投资增长率2.9%的4倍多。同时，国外资本开始大量流入，外国直接投资从1990年34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437亿美元。外债总额从553亿美元增加到1545亿美元。生产要素流入最多的工业部门得到快速增长，从1980—1990年平均增长11.1%增加到1990—1999年的14.4%。

资料来源：HansjorgHerry、Priewe：《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具转型危机型？》，《当代财经》2001年第5期。

①

资料来源：IMF（1997）

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从1949—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达1300多万人，研究生50多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1800多万人；成人高等学校（包括自学考试）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计2800多万人。到1998年，全国普通学校和成人学校共计有教职工1580万人，其中专任教师有1206万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有教职工12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50万人；普通中等学校和成人中等学校有教职工67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477万人；小学和成人初等学校有教职工668万人，其中专任教师591万人；幼儿园有教职工11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88万人。另外，中国还实现了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中小学的入学率和升学率。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环境恶化趋势也在加剧。从1985—2002年，全国GDP增长了72.6%，同一时间段里，全国工业废气的排放总量增长了63%。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水泥、电力等行业都是近年来的增长亮点，但是同时又是污染密集型产业。以2002年为例，在我国工业废气排放中，电力、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业、黑色金属冶炼为压延业、以水泥制造为主的非金属矿物来自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业、电力、化学原料制品、造纸业4个行业排放的比重占50.2%。从全国来看，2002年全国监测的555个城市（县）达279个，占统计城市数的50.3%，其中，有5个城市酸雨出现的频率高达90%，形成名副其实的十雨九酸现象。国内的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同时，近年来近岸海域水质趋于恶化，赤潮频繁发生。

生态环境的恶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越来越明显的负作用，给农民收入造成很大影响。中国加入WTO后，国际社会对我国农产品的环保要求大幅提高，环境污染必将影响我国家产口的了同口，这可能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的扩大，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影响到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的扩大之中，1978年城镇居民的收入为农村居民纯收入的2.57倍，而到了2001年则为其的2.89倍。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

案例评析

经济增长主要衡量的是GDP的增长。这一增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的有：物质资本、劳动力、（要素投入的）效率、制度和技术。但这些因素并非是在同一层次上并列，其中资本、劳动力和投入效率为第一层次，其增长直接作用于经济的增长；

制度、技术为第二层次，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通过影响参与生产的资本、劳动力及其效率水平，而间接作用及经济增长的。上述关系可概括为图（箭头表示作用的方向）。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深层的原因，而且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制度变迁会引起资本、劳动力两种投入的变化，并可以提高他们的使用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则主要作用于投入的效率，并因之而促进GDP的增加。但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这两个因素也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制度和技术是相对

率达到世界同期平均增长水平的两倍多。但这种制度效率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减弱，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制度创新以促进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转向以要素供给增长为特征的新的增长模式，大量外资的涌入、外债的快速增长、国内投资的急剧增长带动了中国经济又一次飞跃。此时，高投资需求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表4可以看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由1979年的38.9增长到1994年的159.4，同一时期内国内总投资增长更快，由40.8增到72.6。从表5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可以进一步的见证国内投资的增加。资本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因此提高未来生产率的一种方法是把更多的现期资源投资于资本的生产。由于投资的增加具有乘数效应，它使得投资的增加将带动更大比例的产出的增加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利用外资是投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加快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国家的财税收入，而且还提高了经济管理水平，加深了我国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与此同时，也存在着需要将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同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以提高引进外资、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的问题。

另外，人力资本的增加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

大大促使人力资本的增长。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教育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亚于要素投放的增加，着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上阐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通过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定量研究，他们强调指出，决定人类前途的并不是空间、土地、自然资源，而是人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正的外部性，能够提高一国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是生产率的决定因素之一。中国的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迅速的发展壮大，不断扩大的教育规模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的长期增长也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如农民收入水平低、人均自然资源少、环境保护任务重、国际竞争力低。如果这些制约因素得不到及时的解决，中国很难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

先来说环境保护任务的不断加重。我国的工业增长是拉动全国GDP增长的主要方面：2002年全国GDP的增长速度为8%，而工业的增长速度为12.6%；2003年全国GDP 的增长速度为9.1%，工业增速为16.8%①。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水泥、电力等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亮点行业，同时却是污染密集型产业。2003年以来，电力、水泥、铝加工等行业都出现投资旺盛增长的趋势，可能想见，其带来的污染数据也将会升高。所有这些，都使我国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力和困难。另外，我国的工业生产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并向环境排放大量的污染物，由此导致生态失衡的加剧，出现了沙漠化、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气候反常、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种的性显下降等一系列严峻问题。这将严重地制约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则直接导致城乡居收收入的差距扩大，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是人均生产力低下，而亩均生产力很高，也就是说，按照人头平均，每个农民创造的农业产值很低；每个农民创造的农业产值很低；而按照面积平均，单位面积的产量很高。因此，农民收入问题实际上是生产力问题，农业从业者本身受教育年限低、技术水平低，这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收入决定消费，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消费支出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总需求。农民收入如果长期增长缓慢，则消费增长必然乏力，从而造成有效需要不足，抑制经济增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还可能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

案例讨论

1、面对严重的经济污染，中国目前能采取哪些措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者是否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2、你认为本案例中提到的经济增长源泉在21世纪是否会继续存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应该依靠哪些因素来实现？

①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03年3月12日。

参考文献：

1、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2、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中国邮电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

3、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

4、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

5、高鸿业：《20世纪经济学三大发展》，《理论经济学》（人大复印资料），1999年第6期。

6、吴易风：《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上、下）》，《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2、3期。

7、颜鹏飞：《西方经济学研究大纲》，《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9期。

8、谭崇台：《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当代财经》，199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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