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与彼岸的对话

彭战获，甘肃省西和县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业余投身地方史、民俗、神话传说搜集研究，已整理出版《西峪传奇》、《杏花魂》、《仙桃奇缘》、《陇南春倌》、《姜席史话》（合著）等专著，近期又推出力作《仇池风云》（上、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5月版），可喜可贺。

展读新作，着实让人眼前一亮！这是首部以仇池故国历史盛衰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对多视觉、多层面、多角度进一步研究仇池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宗教、风土民俗等具有借鉴作用；同时，对构建本土化的民族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凸显民族精神与意识，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奠基意义。

《仇池风云》在内容构建上立足现实、活用浪漫，亦庄亦怪、寓怪于庄；既具史传特色，又具传奇特色，把历史演义与民间传说融合起来，旗帜鲜明地褒贬人物事件，使作品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作品以历史人物事件为线索，以地方民俗风情为依托，以亦真亦幻生动传神的情节为构架，再现了一千五百多年前古国仇池大地上发生的风云变幻，诸如国仇家恨、天灾人祸、民情风俗等等。人物刻画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让读者立体地感知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地方史诗，浏览了一幅民族风俗画卷。作者既发扬了我国传记文学优秀传统，又沿用了古代小说家自由想象奇诡设喻的表现手法，并借鉴现代魔幻小说创作技巧，着力于为塑造人物而编织故事，使作品颇具可读性、愉悦性。

该书所记仇池国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马氐杨氏建立的仇池政权（或国家），历史背景极其宏大。据相关史料记载，自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部落首领杨腾始居仇池起至梁承圣元年（公元552年）西魏灭武兴，仇池兴亡计三百余年，分为五个时期，历二十余位部族首领更替。其疆域最盛时期（初兴立国时期与中兴时期）辖陕西南部、四川西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尤以“三灭三复”、屡败屡起、坚强不屈的立国精神曾雄踞“十六国”之首。

杨氐始居之仇池，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东南境之仇池山。《三秦记》曰：“仇池县界，本名仇维，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仓洛二谷之间，常为水所冲击，故下石而上土，形似复壶。”《仇池记》载：“仇池百顷，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调均，竦起数丈，有逾人功。”可见其有易守难攻、据险称雄的特殊地理条件，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仇池风云》截取了仇池古国一段重要历史片断，即以仇池中兴时期（杨盛、杨难当在位时期）史料为线索背景编织故事。故事缘起于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据李祖桓《仇池国志》（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载，时仇池杨氐第十三位首领杨定率军与西秦乞伏乾归交战，损兵一万七千人；定败死，无子，其叔父之子杨盛继位，自称仇池公。杨盛嗣位三十年，于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六月卒，时年六十二；子杨玄继承武都王位，私谥曰惠文王，后追赠盛骠骑大将军。杨盛属仇池国在位最长君主，其主要生平事略如下：

东晋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杨盛遣使入晋，被封仇池公；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遣使到跖跋魏，被封为仇池王；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被晋封为凉州刺史，同年九月，杨盛战胜西秦乞伏乾。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夏，后秦姚兴击败仇池军，杨盛降于后秦，被封益州牧、武都侯；义熙二年，杨盛又击败后秦军；义熙三年，杨盛以苻宣入汉中与姚兴军作战，并击走后秦兵，被东晋任命为北秦州刺史；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被刘宋王朝加封为车骑大将军，永初三年被封为武都王。盛虽移藩于宋，仍奉晋年号。

《困学纪闻》称“杨盛其志如陶靖节，孰谓夷无人哉”。杨盛之世，为仇池国渐兴时期，亲晋附魏，抑南制北，国内比较安定；四方流民因仇池丰实，多往依附，一度呈现出鼎盛局面。

《仇池风云》有两条叙事主线贯穿全卷并交织发展：其一是仇池国杨盛诸人开疆守土、攻伐称雄的史实演义；其二是发生在族人杨山虎与昭霞公主间英雄救美、知恩图报的爱情传奇。作品围绕这两条主线描写战事硝烟、人事纠葛，穿插了杨山虎从魔洞计斩狐精救公主及龙太子、西海龙王赐宝瓶、杨大宝设局夺宝瓶等一系列惊险曲折荒诞神奇的情节……熔正义邪恶、善良残暴、是非屈直为一炉，尽显世事沧桑风云变幻；化亲情友情、家仇国恨、悲欢离合为一体，再现凡尘幻境恩义情仇。

《仇池风云》叙事方式特色鲜明，呈章回结构，用笔灵活，繁简得当，紧扣题旨。如叙述战事，大笔勾勒作战场面，重在描述战争造成的创伤及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煎熬；叙述风土民俗，工笔细描，极尽自然人文地域色彩；塑造人物，施以写真描写，参和神话灵异，赋兽怪以人性（如写“蛤蟆精”），赋人物以兽性（如写“杨大宝”），借物喻人，具有唐传奇及明清志怪小说鲜明的讽喻特点。作品所写奇行异术（如“龙太子”施法、宝瓶赐物、“杏花仙子”斗“白虎精”等）使小说具有神奇瑰丽的审美风度。

独特的环境描写、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及理想人格的塑造是《仇池传奇》的显著特色。作品以仇池山为中心，对仇池政权所辖重要关隘、名胜古迹大都作了细致描绘，如历城、香山寺、羊马城、虎头岭等，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沉浸于瑰丽与幽隐、豪放与婉约的情境之中，创造出了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主人公杨山虎的形象彰显了儒道所谓“忠、孝、仁、义、恕”等伦理规范，且从他身上一次次验证鬼神怪异之谈、祸福报应之说。这种独特人格的形成正是宗教文化与政教人伦传统相互冲突，并最终走向契合的结果。这种在“庄”与“怪”之间的游离徘徊，正是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创作群体典型的二重人格特征，以此来满足不同受众的精神需求或文化信息需求。作者将主要人物形象（如杨盛、杨兴平、杨山虎）塑造得异乎寻常、超凡卓越，与历史演义小说家如此“默契”地将人物形象的塑造高度“理想化”，凸显英杰在消除灾乱、创造文明、缔造理想社会秩序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此来满足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

作品特别塑造了昭霞公主这一出色女性形象，她的美貌与才智具有超凡脱俗意味，她身上显示出道教禅悟立足现实、重视感性生活的一面，繁衍出人性中善良美好的情愫，仿若唐传奇《柳毅传》中龙女的形象。出生深宫闺阁、心地善良的昭霞公主与出身贫贱、见义勇为的山虎终成美满姻缘，真实反映了当时处在封建宗族家庭关系束缚下的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

《仇池风云》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熟练地运用了浪漫主义文学手法，发挥了丰富的艺术想像力，把现实性和超现实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它借助虚构反映现实，使情节既富有浪漫诗意，又具有生活厚度；使作品横生逸趣，折射出传奇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品一方面根植于社会生活现实，较真实地再现历史，复活世情民俗；另一方面以飞腾的想像力和艺术虚构，寄托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并丰富了故事情节，加强了故事感染力。如对自然崇拜、宗教祟拜、狐精灵异的描写，虽难脱迷信荒诞之责，但它象征着古代先民对天地宇宙的探索、对现实局限的超越、对生命的热情肯定，是在特定的文明发展阶段及宗教背景下设置的理想人生境界；在一定意义上也表现了人们借助超自然力量战胜黑暗险恶的愿望或对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神秘想像。同时，神怪形象塑造含蕴“魔幻”的艺术风格及“幻中寓真”的美学追求，给人带来愉悦的审美享受。因而，这部小说是一篇既有丰富史实和生活真实，又有奇异情节和神话色彩的传奇作品。

《仇池风云》叙事语言朴素清新自然，有浑然天成之韵味。俗语、民谣、谚语运用自如贴切，这得益于作者对方言俚语及民俗风情长期研究的结果。从中还不难发现许多已经失传或正在流失的民间方言、习俗及诸多文化信息，如婚葬祭扫礼仪、传爷、祭山神、打山歌、唱酒歌等等。

《仇池风云》具有鲜明的劝鉴特点。但劝鉴不是简单的说教或议论，其中所体现出的对历史教训的重视和对题材价值意义的追求，充分显露出作者对作品社会功能即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重视和追求。作品虽侧重于情节乃至细节的真实性和趣味性，但更关注个体生命价值及人的社会属性。这正是所谓“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即小说“美教化”“厚人伦”的现实功能。可见，作者酝酿创作这部作品是何等用心和用力。

由此观之，《仇池风云》可以说是此岸与彼岸的悠远对话，是历史与现实撞击而迸出的火花。它虽带有某种奇异虚幻色彩，但叙事题旨完全是现实的历史回顾和人生思考，而不是为了传述异闻野趣。

它的问世不仅仅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和阅读快感那么简单，它顺应了甘肃华夏文明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潮流，对人们全面了解仇池故国历史、弘扬民族文化及深入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等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作用；同时，对淳化世风、教化民风、净化灵魂不无裨益。它将引领着仇池子民跨越时空，找到回家的路，找到久违的家园，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至于其他特点或些许不足，众人是圣人，相信诸位读者阅后自有发现和公论，恕不赘述。

推荐访问:彼岸 对话 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