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问题探究

摘 要：现代社会进入一个不可控的风险社会，一系列科学技术与环境安全问题成为新闻传播中的重点内容，新闻媒体在传播风险信息时或由于一些失范行为造成许多新的风险，或放大风险加剧受众的不安和恐惧心理，或将官方与民间两个话语场域放置对立面激化社会矛盾。本文从媒介失范角度入手，浅析这些失范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的可行性意见，以此减少媒体在传播中造成的新的风险。

关键词：风险传播；风险社会；媒介伦理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8-0054-02

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政治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成为现实。这种以科技为源头具有不稳定与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所产生的后果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扩散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改变，同时也进入现代风险的高发期，毋庸置疑风险正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社的出版物NRC 在1989年将风险传播定义为：“信息和观点在个体、群体、机构之间相互影响的交换过程[1]。大众媒介在建构风险的过程当中由于受控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在传播风险揭示事实的过程中带有偏向。贝克肯定了大众传媒在传播风险时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毫不怀疑大众传媒在建构风险传递风险时的欺骗性：一方面媒介将重新建构的风险社会进一步呈现在大众面前，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知识和风险的不确定，加剧了受众心理负担和社会危机。

一、媒介在风险传播中的失范表现

1.媒体跟风报道、密集性传播风险信息。弗兰克.富里迪在《恐惧》中表示，今日社会的恐惧是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短，目标范围广。受众是风险的承受群体，大众媒介是风险信息的控制群体。大众传媒作为有能力控制和降低风险的组织，在传播风险信息的过程中有过度之嫌。新闻媒体在报道“校园暴力事件”或“校车安全事件”中，根据人民网-舆情频道的盘点：2016年全年，全国仅经媒体报道的影响较大的校园暴力事件就有87起。媒体倾向于集中在某一时间段内对风险信息进行大量、集中报道。大众媒体通过对风险信息进行解构和重构，原本旨在向社会大众传递风险信息，但其用诉诸生存、生命恐惧的报道方式切中受众的危机想象，这样很难减弱人们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感知，反而强化了对风险的恐惧造成受众心理不适。

2.新媒体强调公众立场极化批评场域。由于不同新闻媒体有不同新闻框架，所以大众媒体对现实风险的呈现并不是完全客观的“镜子式”反映。如果媒体对风险信息的披露不全面、不平衡，会导致受众无法正确判断风险形势造成受众的理解误区，这样在传播风险意义和信息时就产生了新的风险。“传统媒体在风险故事中表现公共立场的35篇，表现政府立场的25篇”[2]，通常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偏向以政府为代表的官方立场，而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更偏向普通受众，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公开信息、参与政策制定和风险评估。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渗透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当新媒体的风险认知模型倾向展示公众立场，而传统媒体在传达官方声音比较刻板、机械，缺少有效回应方式时，就会引起公众怀疑激化其抵触心理，导致官方和民间的两个话语场域沟通不畅。

3.媒体用弱势群体的视觉形象放大风险。由于人们感知风险主要通过个人直接体验和大众媒介两种渠道，当个人缺少直接体验时媒体作为次级体验就成为社会风险建构的重要部分。“持久的心理认同和态度是风险次级效应的重要表现方面。当一个事件定格成一个记忆点后，其带来的风险体验是持久的。情感波动、心理冲击易在集体记忆中被触发，从而增强个体的风险感知。[3]”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在传达风险信息时都需要借助一些视觉形象来唤醒大众的情感共鸣激起大众的风险认知。媒体通常选择借助老人、女性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形象作风险信息载体，从而快速呈现风险并引发关注。2003年安徽阜陽的劣质奶粉事件，农村老人自杀等问题就是媒体将社会中隐匿的风险通过儿童、老人等形象具像化呈现出来，这种对弱势群体不同程度的消费也放大强化了社会风险的程度。

4.报道偏向日常逻辑缺少科学性。在涉及科技安全和环境安全的风险传播中，媒体偏向从公众的日常逻辑出发，基于特定认知通路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理解和传播，缺乏有效的科学知识传播。“信任不平衡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行风险判断时，优先接受负面信息刺激，形成对风险技术的不信任态度。[4]”公众在涉及自身生存伦理的问题上，倾向于优先接受媒体传播的信息并形成认知成见，而不是寻找专业知识证据做出理性判断。例如，2013年到2014年著名公众人物崔永元和方舟子对转基因食品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整个事件中许多科学家和科普人士明确批评了崔永元的观点，但微博上的支持崔永元并质疑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网友依然占多数。又如在各地爆发的“反px”项目的问题上，尽管专家尽力以科普的方式为px项目证明其建设的合理性和风险可控，但仍然激起群众的抵触情绪。风险传播中科学推崇数据精确保持价值中立，而公众反对技术的绝对权威主张开放多元。在科学技术发展与生命安全的博弈中，普通受众比较科学家提供的科学事实，基于情感信任上更倾向基于在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上做判断。

二、媒体风险传播失范的原因

1.新闻报道行为不规范。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风险问题发生率高。一方面互联网的无限放大和纵容极化场域，另一方面媒体对政府不作为等消极形象的塑造等，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对官方风险监管的信心。

大众媒体在建构风险基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迎合受众需要，制造舆论声势影响正确的政策实施。长期报道行为不规范使受众对媒体塑造的这种社会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组织形象产生消极对抗，“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们对社会中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如果这两大系统出现失衡，现代社会就有可能陷入高速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风险中。[5]”

2.信息建构和呈现表现失衡。贝内特认为：“新闻报道中存在着四种影响受众对新闻真正理解的信息问题，即个人化、戏剧化、碎片化和标准化。”大众传媒所建构的媒介环境在传播信息过程中按照先后次序对特定的事物给予突出强调，改变议程设置的路径。在一个商业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媒体在选择新闻时不仅考虑事实因素，还要考虑新鲜、趣味等经济因素。

在报道上的失衡会造成媒介生态失调、社会生态失调等一系列问题，过量、过度、娱乐性、偏向性的报道会也会导致公众的认知偏向引起社会信任危机，加剧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失衡报道还会剥夺受众对信息的知情权，让受众在面临风险时因缺乏对风险的完整认知，无法做出理性的正确的判断，长此以往反而助长社会负面情绪。传媒应该致力于平衡科学、利益机构和公众之间的矛盾，减少个人对风险的不安和恐惧。

3.媒体科学知识不足。斯科特.拉什提醒：“始料不及的风险和危机将不再是工业社会的物质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和危险，而是从信息领域、从生物科技领域、从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的新的风险和危机。[6]”理性对话和科学知识在信息传播中一直属于稀缺资源，由于科学的安全性存在不同的解释和局限性，所以即便一个被验证的科学结果也不会被公众视为绝对可信。不同媒体偏向不同解释，大相径庭的科学争议往往混淆了受众视听，增加科学技术的不确定和公众的心里不安甚至愤怒情绪。

在这里一方面网络“喷子”利用社交媒体煽动民意，另一方面传媒工作者自身缺乏一定的科学素养，在传播风险信息时追求简单不求甚解。在涉及科学的风险问题上，媒介工作者在科学知识的二次传播中易造成信息变形，导致技术和民主对话不畅通。尤其是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一味放大受众的质疑声，弱化专家、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的解释说明，削减以科学和政府主导的风险监管组织的意见，实际上这种媒介话语权的不平等，也阻碍了人们全面了解风险信息，影响人们对风险的理性判断。

三、大众传媒的规范

风险传播要弥合风险专家和公众之间的知识差异，大众媒体就要做好社会的瞭望台。既要让社会风险可知、可见、可控，又要消除受众知识的不平衡和风险本身的不确定性。及时传递风险信息、有效解决风险问题，不仅需要健康的社会环境也需要健康的媒介环境。

一是媒体在传递风险时要坚持公开、及时、客观、平衡的报道原则，确保多种信息渠道多种信息能够相互制约相互印证，削减信息的不确定性减轻公众面对风险时的心理不适。此外报道视角也要多元化，给各方公平发言的机会，客观陈述无所偏向，帮助受众全面认识风险问题做出正确判断。

二是沟通政治信息、传递科学声音时，媒体既要站在公众立场提出意见，帮助公众积极参与管理决策，形成健康的讨论环境，也要站在政府和组织的立场，积极搭建第三方对话平台，及时回应公众的提问消除公众质疑，做好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保证信息透明渠道畅通。

三是媒介工作者和公众都应该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和科学素养，增加科学知识学会理性发言。在涉及专业问题时，媒体工作者不能做简单化碎片化处理，更不能将娱乐取悦大众放在第一，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科学问题。及时查阅相关资料、咨询相关专家做好科学信息的二次传播，尽量把复杂深奥的科学知识讲清楚讲完整讲正确，减少在科学知识传播中的信息变形，培养科学逻辑、教育说服公众与科学技术共识结盟。

四是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获取的成本都大大降低，更多的科学自媒体应该加入到风险传播中，积极对社会大众进行有效科普。公众可以主动关注一些科普网站，比如果壳、知乎、松鼠科学会、机器之心等新媒体，同时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等也可以和各大高校、中科院、社会院等相关科学机构、组织展开信息、知识上的合作，在风险问题上强强联手积极发声。

参考文献：

[1]喻国明，王威.危机管理中的风险传播趋同效应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2]曾繁旭，戴佳，杨宇非.风险传播中的专家与公众 px事件中的风险故事竞争[J].新闻记者，2015（9）.

[3]周敏，王阳，何谦.风险传播图景中的童年 儿童影像的建构 再现政治与传播伦理[J].国际新闻界，2016（12）.

[4]贾鹤鹏，范敬群，闫隽.风险传播中知识、信任与价值的互动——以转基因为例[J].当代传播，2015（3）.

[5]杜建华.风险传播悖论与平衡报道追求——基于媒介生態视角的考察[J].当代传播，2012（1）.

[6]（英）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

[责任编辑：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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