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正统观与传统正统论关系

摘 要:清代前期的学术正统观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得以体现。这种学术上的正统观与中国传统史学正统论有着紧密联系。该文以《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提要为例,通过阐述传统目录学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与传统正统论的特点,以辨明其中的关系。

关键词:学术史 目录学 正统论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凝聚着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精华,同时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指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1]经由章学诚总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成了自刘向父子以来的传统目录学的基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同时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基础之上起到了规范史部著作,形成清代学术正统观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学术正统观通过提要撰写过程中版本的考订、目录体例的修缮、史书内容的辨伪与辑佚、史部典籍的考据甚至乾隆皇帝的御批等方式进而逐步形成。作为《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的一部分,清代学术正统观在史部提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史部总叙指出“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2]。总叙不但强调的是史部典籍的重要性,更把经史并列,形成了清代前期学术史的重要特点。

讨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学术正统观时不可避免地需要辨明与传统正统论的关系。饶宗颐指出,传统正统论“其理论之主要根据有二:一为采用邹衍之五德运转说,记其年次,以定正闰”[3],又说“另一为依据《公羊传》加以推衍”[4]。传统正统论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及《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说。正统论自西汉大一统始,到了北宋时期因春秋学而再度兴起。作为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念,史学正统论“已直接左右着史家作史的动机、史料取舍的标准、史事褒贬的态度和洞察历史的见识,制约着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5]。

与经部文献相比较,史部文献的目录出现得较晚,《春秋》在今虽为史书但一直被看作是经部文献。《汉书·艺文志》在分类上不存在史部,而真正意义上史部类目的出现在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史部作为甲乙丙丁四部中的丙部,如《隋书·经籍志》所提“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6]。后来李充把丙部置于乙部之前,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才宣告形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较为完善的学科自此形成,《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中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自史官废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7]

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既是有关传统目录学著作,同时又是传统史部文献的总结与规范。因此在史部提要中既蕴含着史学正统论的思想,同时又体现着其学术正统观的认识。两者的关系如下:

第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学术正统观从属于正统论,主要为传统正统论服务。前面提到史学正统论之渊源有“五德终始说”与《春秋》公羊学,史学正统论自始便具备着论证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含义。正统论首先是作为一种礼制的存在,然而当王朝更替之后,新的政权统治者如何在毫无宗法礼制的基础之下完成“名正言顺”的“权力交接”是个问题。“由血缘宗法上的正统作为一种制度规定转变为一种政治观念;内部层面的正统转变为同一时期不同政权之间要么对等要么附属这种外部层面的正统。同时为外部层面正统合法性辩护的‘天命论’、‘大一统’两大理论应运而生。”[8]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中,有关于魏、蜀之争的问题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三国志》提要,馆臣是这样辨析史学上有关于魏、蜀之争的问题的,“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9]

如提要所解,陈寿为西晋臣,西晋政权由魏国取得,因此作为西晋臣的陈寿在正统问题上当然以魏为正统。习凿齿为东晋臣,东晋政权的形成与蜀国类似,并且都处于南方,遭受北方政权的威胁,因此习凿齿以蜀为正统也是没有错误的。按照提要的理解,后世的魏、蜀之争的问题都在于从所处政权的具体情形。因此,“任何一种史学观念、史学思潮的出现或变化,总有时代政治的需求在背后起作用。”[10]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总目》尽管赞成以蜀汉为正统,但对于魏、蜀正统之争能‘以势而论’,没有断然作出结论,而是提出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的观点。”[11]作为传统学术批评的官方提要而言,其所体现的学术观点实际上也是为了符合官方的正统思想,把魏、蜀之争作为一个灵活的问题来看待既还原了史实而又明晰了这一问题在学术史上的流变。

第二,《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学术正统观以提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提要中主要通过版本考证、目录体例、辨伪勘误等古文献学的手段加以论证。因此形成这种学术正统观是一项系统工程,其自身具备着学术上的传统性和独立性。提要的学术正统观,体现在十五类史部典籍中所总结出的史部典籍的规范,以及史部典籍所反映的学术问题的解答。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方面的总结性巨著,《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中所运用的校雠学方法如版本考证、文字考据、内容辨伪等不单单是为每部史籍的提要而作。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而言,经过提要的撰写与批评,从整体上展现的是十五类史部典籍所应当具备的文献的规范与著书的严谨。

作为史学批评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中史学批评具备 “区分类聚以示史法,历史考察以见褒贬,比较异同以论得失,论世知人以见批评用心,具体评析、折衷至当,援据纷纶以说史意”[12]的六大特点。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中,这六个特点基于经过了版本考证、文字考据、内容辨伪等方式而形成的提要所表现出来。史部古籍版本的整理,史部古籍内容上的考据以及校勘对于其学术思想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学术史上,汉学的注重考证、强调征实,与宋明理学的主观臆断、空疏措大是相互对立的。”[13]在史部提要中,对于史籍体例的批判、文字考据、版本考证等方法的运用间接地印证出了《四库全书总目》重视汉学考证的特点。在版本的考证方面,《史记集解》提要中写到,“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录并同。此本为毛氏汲古阁所刊,析为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注文犹仍旧本。自明代监本以《索隐》、《正义》附入,其后又妄加删削,讹舛遂多。”[14]通过对《史记集解》版本的比较与辨析,明确版本的重要性,同时批判了明监本讹舛众多之原因。在考证史实方面,如《三国志补注》提要,“至于神怪妖异,如嵇康见鬼、诸葛亮祭风之类。稗官小说,累牍不休,尤诞谩不足为据。”[15]列入史部的典籍,出现这种小说中的言辞是对于学风严谨的清代汉学而言是持强烈驳斥的态度的。

综上,《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是以汉学严谨的学风面貌出现的,它对史实的评述以及史部典籍的批评无疑表现的是正统的汉学学术风气。因此其中表现出的学术正统观存在着独立的特点。

(本文为苏州大学学生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编号:KY2010018A。)

注释:

[1]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5页。

[2][9][14][15][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11页,第622页,第615页,第624页。

[3][4]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第75页。

[5]王东:《正统论与中国古代史学》,学术界,1987年,第5期,第66页。

[6][7][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6页,第992-993页。

[8]王传:《正统论的演变及其价值述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94页。

[10][11]赵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王记录:《〈四库全书总目〉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41-49页。

[13]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页。

(于俊龙 苏州大学文学院 2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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