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敞的文学贡献略析

刘敞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和史学家，与弟刘颁合称“二刘”。字原父，世称公是先生，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生有四个儿子，其中，二子刘奉世最为优秀（是当时较有名的政治家和学者，元佑党人。他的文章文辞雅赡，在史学研究方面造诣很高，尤其精通汉书学，与“二刘”共同写有《三刘汉书标注》传世，因而后人并称三人为“三刘”）。庆历六年（1046）敞与弟颁同登进士及第。其尤长于史学，曾帮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步入仕途后，历任右正言、知制诰、集贤院学士、扬州知府、郓州知府、知永兴军、翰林院侍读学士、集贤殿学士、判南京御史台等职务，由此可见，他在仕途上颇多坎坷。但他为人耿直，为政廉洁奉公，正直无私，爱民如子，关心百姓疾苦，在地方任上真心为百姓干了很多兴利除弊的好事和实事，广受百姓的颂扬、爱戴，也因此受到朝廷表彰。

尽管刘敞一生饱经坎坷，却在政治上取得了颇高的成就，而且在学术上也堪称一代大师。他学问博洽，见识深广，佛、道、天文、地理等皆有涉猎研究。好友欧阳修在《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中评价为“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吴曾《能改斋漫录》也记载，“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云。”

在广泛吸取文化养料的同时，刘敞始终保持清醒的学术头脑，不为前人所囿而能深析透辟，其文章文思敏捷，往往见解独到，发人深省，从而展现了他独立不群的怀疑批判品格。如在《题魏太祖记》中说汉高帝哭项羽，魏武帝祭袁绍都不是匿怨矫情，而是慷慨英雄之风；在《孟轲教齐梁之君》中评说孟轲讥别人“言利”，而自己却讲“好货不害”，是“讥人甚详而自任太略”。在《读晏子春秋并序》中针对“世讥晏婴之节卑下”的传统观念而提出“晏子固俭矣，于圣人之道何贬焉”的个性论点。此外，在《疑礼》一文中又指明“今之礼，非醇经也”，乃“圣人之徒合百说而杂编之”。这个观点在当时乃至现在都犹如空谷足音，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文风上，刘敞重视实用而反对虚浮且躬行之，其文章质朴流畅、自然，与韩愈、欧阳修的文风接近，佳作较多，有《公是集》54卷留存，其中大部分被收入于《全宋诗》。如《送杨郁林序》中所指“前世之所以能治也，为官择人；后世之所以不治也，为人择官”，显得慷慨激昂，富有情致。再如《读离骚》“远怀灵均子，著书为平分。念尔刚直心，吐兹清丽文”。刘敞借助诗篇表达他对先贤的真挚的敬仰之情，也仰仗诗章来展示其爱好读书的志趣及对政治仕途的厌倦。如《卧北窗下读书》“读书取适心，名誉非所攀。尧跖本不辨，况乃章句间”。当然，刘敞的文创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与他积极向阮籍、陶渊明、杜甫等先辈学习效法密切相关。

然而，总体来说，刘敞文学贡献最主要表现在他对儒家经典《春秋》的研究及笔记体著作的创作方面。对于《春秋》三传刘敞并不尽从也不尽废，所从者主要反映他对前人的继承，固然无法体现他的创新与不俗；而对于三传的具体批评才能真正显示刘敞的发明之功。他不拘传注，开宋儒批评汉儒的先声，是当时中国研究《春秋》最具权威的学者。本文中，笔者希望通过对刘敞关于《左传》的具体评判、笔记体著作的特色及影响的具体分析来总结他的文学地位、意义及其对于时人与后世的影响。

刘敞对《左传》的评判主要集中于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解经之弊及周公定例、五十凡三方面。在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的认识上，刘敞明确指出左丘明不受经于孔子。虽然，他从不怀疑《左传》为《春秋》之传的地位，也不否认《左传》的解经地位及其由左丘明所作的事实，但他认为左丘明并不是孔子的弟子。“仲尼之时，鲁国贤者无不从其游，独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经作传者，岂得不在弟子之籍哉？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丘明，丘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既然如此，那左丘明到底是什么人呢？刘敞认为他只是鲁之太史而已。如刘敞在批隐公三年“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传文时指出：“左丘明，鲁之太史也，郑氏事若不赴告鲁，左无由知之，苟赴告鲁，则必书于策，苟书于策，则《春秋》必当有之。今《春秋》无此，是不书于策也，不书于策，则丘明何从见此耶？非传闻道听者乎？”此外，在《春秋权衡》和《七经小传》中刘敞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刘敞仅只认为左丘明是鲁之太史，而非孔子的弟子，表面看是为他否定《左传》的某些说法张本（因为在《春秋权衡》中常有“左氏不受经之蔽”的说法出现），实质在更深的层面上表明了他对《左传》的基本态度：多取其事而舍其义。

《左传》以史解经，最容易混淆经史关系，犯以史法看经的错误。刘敞清楚地看到这点，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将《左传》的解经之弊归为三方面：“大率左氏解经之弊有三即从赴告，用旧史，经阙文。所以使白黑混淆，不可考校。”他认为《春秋》是经孔子润笔后的褒贬之书，蕴含丰富的微言大义，如从上述三面来解读，就会抹杀其中丰富的意义，后人也无从理解圣人之意。

刘敞之前，杜预对《左传》的体例就有过系统归纳，而刘敞对杜预的学说进行了批判继承。刘敞治《春秋》以例，著有《春秋说例》中共列49条，可惜在修《四库全书》时已遭流失，馆臣从《永乐大典》中仅列出25条。同时在《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中也可见出他是以例治《春秋》的。对杜预的周公定例说持否定态度：“杜氏序言：‘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皆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之。此未尽也。’”

此外，刘敞还对“五十凡”做了详细分析。“五十凡”是《左传》对“例”的概括，每一条都以“凡”领起，一共50处而称“五十凡”。刘敞将之分为两类即“史书之旧”和左氏自己解经所加。如对《左传》隐公九年段中 “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 就有相应表述：“按左氏诸言‘凡’者，皆史书之旧章，然则此大雨霖、大雨雪，亦皆旧章常例所必书者也。则《春秋》固应书此二者宜甚多矣，何以言之？三日雨，平地尺雪，皆非可怪者也，曷为242年之间，独此而一哉！用此推之，左氏‘凡例’亦不必皆史书之旧也，乃丘明推己意以解经为‘凡’尔。”并进一步指出史书之旧是“五十凡”的主体。当然，刘敞本人在解经过程中也难免自相矛盾，表述不周密。但这并不影响他实事求是的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的流传。

刘敞的笔记体著作不仅以记载史实见长，而且在史书体裁及史学方法的探讨上也颇具创新精神。笔记是随笔记录的文体，但并非毫无章法可言，在某种意义上，有的笔记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些史书体制之张本。而如刘敞的《公是先生弟子记》却大力发展叙史论赞而撰成史考史评类笔记，以评论史事为主，其体裁渊源可追述到孔子《论语》，不仅有史，而且有论，并糅合大量文学的修辞手法和表现方法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使后人得以对宋代社会有更全面的了解，是借用文学手段来全面记录历史的优秀著作，可与先秦历史散文相媲美。为后世文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养料；为我们研究古代史学史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也为宋人史料笔记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使之成为我国古代史学大树上的一簇新枝贡献了力量。

总之，两宋文学发展能上升到一个全新高度，固然有着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笔者以为以刘敞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在治学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博学善疑精神也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他们在学术上博采众长、突破藩篱、解放思想，给宋代文坛注入了一股鲜活的血液。难怪吴怀祺先生在《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中说“刘敞以一博、二精的特点而于江西史学有功”。推而观之，一博二精同样是刘敞取得高度文学成就与贡献的关键。

（作者简介：周绍萍，新余学院讲师，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胡洁，新余学院讲师）

推荐访问:贡献 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