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农业绿色生产率与粮食安全

报告也提到要推进绿色发展，特别强调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整治行动。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粮食产量由2000年的46 217.5万t增长到2016年的61 625.0万t，这与以高产良种为中心配以电力灌溉、机械化播种收割、温室养殖以及农药化肥等技术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然而促使农业绿色增长面临着水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和农业生产率低三重障碍。其中，化肥施用、化学需氧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是农业污染的重要来源。关于农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的问题，过去的规划更多注重吃进去的，较少考虑排出来的。在中国，大尺度上以耕地面积作为环境承载力测算的依据需要重新审视，因为土地并不是唯一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还有水、气候等因素。新时代对农业绿色发展的要求是应全要素系统推进。因此，多维度评估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目前处于什么位置，如何在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不逾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中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目前，关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国内外学者大多采用索洛余值法、前沿面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DEA）和参数随机前沿分析（SFA）三种方法[1]，由于数据集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果。关于纳入环境因素的农业生产率测算，由于“绿色生产率”的概念提出较为滞后，该领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最早，Oskam[2]利用索洛余值，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因素纳入农业TFP测算。随后，Ball等[3]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标，推导出了非合意产出的虚拟价格，从而得出环境敏感性Fisher生产率变化指数。Hoang等[4]基于随机前沿距离函数分析了考虑环境绩效的农业TFP。近年来，Kuosmanen[5]结合SFA模型和DEA模型形成了随机半参数数据包络模型（StoNED），纳入农业CO2排放、氮储量和磷储量，测算了1990—2004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农业绿色生产率。国内关于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测算较少，同时，由于污染物价格信息无法获取，主要采用支持多投入多产出的非参数DEA方法，而基于SFA方法的研究十分匮乏，仅个别研究把农业排污作为一种负的要素投入纳入SFA模型中。但SFA构建的是随机性生产前沿，较为符合农业生产特征，故目前的研究基于SFA构建了环境效率等新的指标作为延伸。大部分研究表明，中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研究期内处于增长状态，地区间农业绿色生产率差异明显。

从农业部门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来看，除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还包括粮食安全可持续性的保障。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面对农业生产成本攀升、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以及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的多重挤压，确保粮食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为解决粮食总量不足的矛盾，中国依托资源环境，过度开发水、土壤等自然资源生产要素的边际产能，农业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越来越弱，粮食安全的可持续保障令人担忧。“十三五”时期，中国正在全面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要始终把握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底线，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农业发展绿色化，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因此，探索中国目前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生产率是否相辅相成，如何建立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对接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农业生产依托的资源利用和产生的环境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干预手段是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确保粮食生产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随着国家对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视，中国颁布了《农药管理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等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了环保项目投资等环境规制措施。此外，碳排放交易运用市场机制作为一种新兴的环境规制工具也逐步应用到中国的绿色发展中。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生产成本，对经济发展产生挤占生产和营利性投资的效应[6]，环境研发对非绿色研发也会产生挤出效应，传统高效高耗能型生产技术的使用受限，继而可能降低产业的增长率和粮食安全保障程度;然而“波特假说”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刺激技术创新，尤其是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从而减少费用，提高产品质量，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和粮食安全保障程度的作用[7]。因此，如何依照具体国情制定相应的农业环境规制措施，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XIE[8]等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对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但现有文献仅有少数寻找代理指标笼统地研究了农业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如潘丹[9]以污染治理项目投资表征环境规制，研究得出其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梁流涛[10]通过专家打分的特尔菲方法量化了农业污染管理制度，研究得出其对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影响显著为负;祝志勇[11]等用产污强度表征环境规制得出其与粮食产量呈现倒U型关系。然而，环境规制的渠道多样，如果不分别分析各类规制措施对农业绿色生产率和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也不利于具体规制的制定和实施。因此，本文进一步细化环境规制因素，根据环境规制的分类探讨了中国目前采取的各类规制措施是否得当有力，绿色增长与保供给、保增收是否可以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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