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秀生平简论

摘要：高文秀一生创作32种杂剧，生平却较简略。本文据有关文献记载及前人的研究，考证了其生平和交游，认为其生平以126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并从特殊的东平地域文化，对其从事杂剧创作及多部李逵戏进行了考证和解读。

关键词：高文秀 生平 考证 东平

元代戏曲作家的地位一般不高，保存下来的资料较少，故生平大多较为简略，甚至是不为人所知。高文秀，一生创作杂剧32种，数量仅次于关汉卿，可是，这么重要的一位杂剧作家，其生平，目前我们所知却甚少。钟嗣成《录鬼簿》上卷“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类，首列关汉卿，次即高文秀，其名下注曰：“东平人，府学生，早卒。”天一阁本《录鬼簿》则注曰：“东平府学生员，早卒。都下人号小汉卿。”据元好问《东平府学新学记》可知，东平府学始建于元宪宗二年（1252），落成于宪宗五年（1255），则高文秀当出生于1240年左右。所谓“早卒”，想必不会超过五十岁。其卒年，盖在1290年左右，当在关汉卿之前（关汉卿约卒于元大德年间，即1297～1307年）。

关于高文秀的仕宦情况，我们在此有必要进行辩明。孙楷第《元曲家考略》在考证高文秀时，曾引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官守志”曰：“溧水县，达鲁花赤有高文秀，至元十七年（1280）任。”并说当时有以汉人为达鲁花赤的事。另据清康熙《山阴县志》卷十八《职官志》载，元县尹有高文秀，并说“无传，竟不知其何时为山阴县尹也”①。这似表明高文秀曾做过官。但是，从种种迹象看，高文秀应该未做过官。理由如下：第一，如果高文秀做过官，以他的名气和名声，《东平州志》、《东平县志》、《东平乡土志》理应记载，事实上，三书均只字未提。第二，钟嗣成著《录鬼簿》时，态度认真，多次修改，为人物所作的仕历生平，大都比较准确。如果高文秀做过官，钟嗣成不可能遗漏。当然，也可能高文秀做过官，钟嗣成不知道，不过，若结合下面贾仲明所写的挽词，我们就会推翻这种可能。第三，天一阁本《录鬼簿》所载贾仲明为高文秀补写的挽词曰：“花营锦阵统干戈，谢管秦楼列舞歌。诗坛酒社闲谈嗑，编敷演，《刘耍和》。早年卒，不得登科。除汉卿一个，将前贤疏驳。比诸公，幺末极多。”贾仲明（1343～1422以后），号云水散人，山东淄川人，后徙居兰陵（今山东枣庄市）。明成祖朱棣未继位时，贾曾为其文学侍从，与杨景言、汤舜民并受恩宠。贾仲明，天性聪敏，博览群书，著杂剧16种。以贾仲明的地位和博闻，其言应该是非常可信的。因此，贾仲明所谓“不得登科”，当是事实。若高文秀确曾为官，贾氏必说明。看来，高文秀的一生极不得意，常常混迹于秦楼楚馆，花营锦阵，与妓女为伴，以编戏唱曲为乐。综上，则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与康熙《山阴县志》所载高文秀，应是同姓同名之人，非此高文秀也。故据此记载，推测高文秀卒于1280年之后、1290年之前，是不足为凭和不妥当的。

高文秀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家乡东平府求学、从事杂剧创作，并与杜仁杰等文人诗酒唱和。后期入大都，仕途不顺，便以编剧为生，轰动京都，故“都下人号小汉卿”。前后期的分界点当在至元二年（1265）。因为这一年，严实之四子严忠范调任兵刑二部尚书，廉希宪以平章政事行省东平，严氏在东平的地方实权被削夺，文人名士失去依托，当另觅出路。如杜仁杰即离开东平，回家乡隐居。高文秀很可能在此后入都。

前期，高文秀走上杂剧创作之路，可以说东平府这块文化土壤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滋养。元代，东平府基本上一直由严实父子控制，负责治理，相对来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严氏又广泛招聘文士，使东平路成为当时郁郁乎文哉的文化中心。正如史籍所载，“一时名士多归焉，故东平人物之盛为诸道最”②，“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③。如杜仁杰、元好问、杨奂、商挺、徐世隆、王磐、康晔等，均曾荟萃于此，或短暂生活，或移家长居，或为严氏幕僚，或为府学教授，有力地促进了东平教育、文学和文化的多方面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东平也因之成为早期元杂剧的四大中心（大都、平阳、真定、东平）之一。据《录鬼簿》记载，东平杂剧作家，除高文秀外，尚有李好古、张寿卿、张时起、顾仲清、赵良弼等人。

高文秀身为东平府学生员，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必然会受到文人名士的指点，相互切磋学问，受到浓厚的文化浸染，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同时，这些人对曲词和杂剧的喜爱和创作实践，也必然会对高文秀产生示范性的影响，促进高文秀的杂剧创作。笔者以为下面这些人与高文秀的关系尤为密切，极有可能对他从事杂剧创作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杜仁杰（约1208～1290）④，山东济南长清人。金亡，避祸回乡，长期为东平严实父子幕宾，屡征不起。一生才学宏博，所作诗文词曲有《善夫先生集》。他写过一套著名的散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云：

【六煞】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地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衍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的妆合。”

上述所写乃东平的杂剧演出盛况。其中所言《刘耍和》，即高文秀编撰的杂剧《黑旋风敷演刘耍和》。看来杜仁杰对高文秀的剧作比较熟悉，甚或常常观看。据载，杜仁杰依严氏近30年，常在东平府学讲学，高文秀为东平府学生员，则杜仁杰与高文秀当是师生关系。杜仁杰是著名曲家，在作曲、编剧上，应该给予过高文秀较多的指导。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大胆地推测，或许正是杜仁杰引领高文秀走上了杂剧的创作道路。

其次是张时起，字才英，一作才美，东平府学生员，后居长芦（今河北沧州）。《录鬼簿》“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类著录。贾仲明吊词云“与高文秀同闬里，同斋同笔”。可知他与高文秀是同里居，同为东平府学生员，就是说二人不仅是同乡，且是同窗，年辈应该相当。张时起作杂剧四种《霸王垓下别虞姬》、《赛花月秋千记》、《沉香太子劈华山》和《昭君出塞》，其中《昭君出塞》轰动一时。贾仲明吊词评其杂剧云：“新杂剧，旧传奇，都一般风惨烟迷。”二人即为同窗，当经常就杂剧创作进行切磋，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其创作技巧和水平。

至元二年（1265）之后，由于严氏被剥夺了政治实权，高文秀不仅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还失去了政治前途，为了谋求人生发展之际遇，可能因杜仁杰的引荐而入大都，遂步入他的后期人生。只不过，命运女神并没有垂顾于他，他的儒家治平理想，在当时的时代无疑很难实现，他所面对的无疑是非常残酷的现实。百无一用是书生，为了生存，他只有与歌唱艺人为伍，创作杂剧供其演出，在秦楼楚馆、诗坛酒社之上，在历史与民间传说的真真假假之中，戏说人生，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和胸中的愤懑。这一点，他与关汉卿等很多剧作家的命运是一样的。这不是个人的无能，而是时代的黑暗，只能说是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诗穷而后工”，对于戏曲创作同样如此。不幸的时代，不幸的人生，却幸运地成就了高文秀辉煌的艺术人生。无疑，他在大都的杂剧创作数量是丰富的，思想艺术成就是非凡的，获得了世人的普遍认可和广泛赞誉，因此才荣幸地被“都下人号小汉卿”。世人以高文秀比肩关汉卿，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和褒奖。据此，除了杂剧创作水平的高超，高文秀很可能与关汉卿有过密切接触和交流，甚至是师徒关系，也就是说，高文秀可能曾拜关汉卿为师。一者高文秀是关汉卿的晚辈，辈分相符；二者杜仁杰的妹夫康进之与关汉卿是世交，高文秀很可能因杜仁杰和康进之的荐引而拜在关汉卿门下。在古代演艺界，徒弟往往袭称师父之高名，只不过在前面冠以“小”字，也就是说，符合古代演艺圈的称呼习惯。⑤高文秀与关汉卿的相遇，无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合，是元代戏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力地促进了元杂剧思想艺术的提升。不幸的是，高文秀的生命太过短暂，过早地断送了他擅长且热爱的艺术生涯，否则，若苍天假以时日，以其创作的高效，真不知还将给我们留下多少嘻笑怒骂、自抒胸臆、脍炙人口、雅俗共赏的杂剧作品！

综观高文秀的32种剧目，可以看出，作者多从历史和民间传说取材，藉此表达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及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其中尤以水浒戏最为突出，共八部，恰占四分之一，都是关于黑旋风李逵的，即《黑旋风双献头》、《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借尸还魂》和《黑旋风敷演刘耍和》，塑造了粗犷豪侠的英雄形象。元代的水浒戏近20部，高文秀一人即占8部，可见他对梁山英雄情有独钟。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是高文秀的家乡东平府即与梁山泊相邻，甚至就是梁山英雄的活动地区；二是现存四部写李逵的元杂剧，即《双献头》、《李逵负荆》、《还牢末》和《黄花峪》，均写李逵活动在东平地区。可见，李逵是东平地区的英雄人物，广为民众传说，深受民间喜爱。自然，高文秀自儿时即常听父辈讲起，对李逵等梁山好汉的故事耳熟能详，以他们为剧中人物表达胸中的寄托固是顺理成章之事。正是东平这块文化沃土哺育了高文秀，给了他艺术生命，同时，高文秀也用手中如椽之笔使东平文化发扬光大，成就了东平的伟大。东平之与高文秀的意义，尚有待于更多学人去研究、去解读。

注释：

①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②《元史》卷一六○《徐世隆传》。

③《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

④蔡美彪《杜仁杰生平考略》，《文学遗产》2002年1期。

⑤孔繁信《略论高文秀的杂剧》，《求是学刊》1994年第2期，即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首届元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略论高文秀的英雄杂剧》。

（任明菊，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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