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徐渭自吊情怀看《四声猿》中的悖逆精神

摘 要：明代中晚期文人徐渭在剧作中常常流露出深切的自悼情绪，并由此生发出对现实的反抗与悖逆情绪，这在其杂剧作品《四声猿》中表现尤为突出。这种悖逆主要体现在批判科举、怀疑佛教等方面。首先，在对待科举和官制时，徐渭流露出对封建社会诸种体制强烈的不信任感。其次，在面对甚嚣尘上的宗教热潮时，徐渭又直指佛道压抑人性、虚无缥缈的一面。在整部作品反叛的底色下，徐渭难得地表达出了对于封建孝道的继承与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四聲猿》的大部分篇目中都出现了早期“女性意识”的痕迹，放诸历史语境来看，这是颇为可贵的，但仍囿于时代而有所保留。

关键词：徐渭 《四声猿》 自吊 悖逆精神 女性意识

出现在明朝中晚期的通才徐渭可以说是整个时代的意外之才，仅凭一部杂剧作品《四声猿》便确立了其在明代杂剧作家中极高的地位。西陵澄道人评《四声猿》：“宁恃与实父、汉卿辈争雄长，为明曲之第一，即以为有明绝奇文字之第一，亦无不可。”（引自《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文所引原文皆出自此本）徐渭其人眼空千古，剧作中往往也体现出物伤其类、自吊而发的特点，他逆时代潮流而上，宣泄着作者对所处社会的叛逆精神。这种叛逆在客体上是有所选择的，是历经一番思索而后发的，绝不是穷极而反的简单否定。因此，这种植根于自吊情怀的悖逆精神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正是我们所要思考的。

一、抱璞泣血的自吊情怀

（一）自吊之作

几经沉浮，饱尝命运的捉弄，徐渭的一生是传奇的，更是令人不忍卒读的。徐渭儿时家境优渥，且天资聪颖，“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九岁成文章，便能发衍章句”（《上提学副使张公书》）；青年时遭遇了家道中落、生离死别的无常之痛，后又在科举中未能如愿，屡试不中，“举于乡试者八，而不一售，人且争笑之”（《自为墓志铭》）；最终只得抱璞泣血，郁郁终年。徐渭个人的生命体验所带来的痛苦与困厄是贯穿其一生的，因此在他的各种作品中往往满溢着浓重的自吊情绪。正如其晚年所作《墨葡萄图》中的题词道：“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韩昌黎有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徐渭立足自身所感，从最为愤懑之处而发不平之音，并将其连缀成戏曲作品《四声猿》，由《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四部作品构成。从表面上来看，这四部剧作品似乎十分符合古典喜剧男女善恶各得其所的标准，然而对作者徐渭进行一番研究后便会发现，《四声猿》所要表达的绝非仅仅是表面上的情节，恰恰相反，其中的境味是悲而不绝的。他对这部字字看来尽是血的作品这样阐释道：“要知猿叫肠堪断，除非侬身自作猿。”依此显见，《四声猿》无疑是徐渭又一肝肠寸断的自吊之作。

（二）不平之鸣

不平的另一面便是批判。徐渭的不平之鸣直指社会的种种荒谬，他言之咄咄，大加讽刺，在剧中幻想着个人理想社会的蓝图，并在剧中人物的身上寄寓着自身未能实现的愿望。在《狂鼓史渔阳三弄》（以下简称为《狂鼓史》）中，被曹操借刀而杀的祢衡再度击鼓骂曹，细数曹操数宗罪过，一气呵成，令人读罢畅快淋漓；在《玉禅师翠乡一梦》（以下简称为《玉禅师》）里，禁欲多年的玉通和尚受妓女红莲引诱破戒，揭示着官府的为所欲为与戒律清规的虚无；在《雌木兰替父从军》（以下简称为《雌木兰》）与《女状元辞凰得凤》（以下简称为《女状元》）两篇内，花木兰与女状元建立奇功、科场夺魁，但在恢复女儿身后，便只得重新回到女性“本分”的道路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徐渭对自身生命体验的自吊情怀是《四声猿》所表露出的反叛传统的思想先声。

二、有的放矢的悖逆精神

在阅读过程中稍加留心即可发现，徐渭对现实的批判并不是盲目地以宫笑角，而是理性地、有选择性地对他所窥及的荒谬的社会现实加以讽刺，针对不同事物采取区别的态度，绝不一概抹杀。正是这种取舍，处处闪烁着徐渭有的放矢的悖逆精神，使之与其他落魄文人的愤懑之音相区别。

（一）批判官府

首先，徐渭对待同时期的行政体制是持绝对的否定态度的。怀才不遇、终被黄祖所杀的祢衡像极了现实中的徐渭，《狂鼓史》设十一通鼓声，借祢衡之口对曹操补骂一番，同时也骂尽了天下如曹操一般的官府长官，由徐渭个人对祢衡命运的认同感生发为对为官识人不力的批判。同样，在《玉禅师》里，柳宣教因“怪玉通长老不去迎参”，于是便要为他设下万劫不复的破戒圈套，这也正是徐渭对无数个像柳宣教一般的官员平日肆意妄为的暴露。在《雌木兰》与《女状元》中，花木兰与黄春桃作为古代社会受压迫与限制的对象，却能成功地以男性身份建立平乱立业的功绩，且在整个事件中没有被旁人发现，这种情节的设计是否是无意识的，我们尚无从知晓，但不得不说这是徐渭对官府玉石不分的直接披露。

（二）怀疑佛教

《玉禅师》还粉碎了佛门戒律清规的虚伪面具，对禁欲主义的虚伪、反人性进行了大胆辛辣的揭露与讽刺。玉通和尚一出场便有言“南天狮子倒也好提防，倒有个没影的猢狲不好降”，间接点出了禁欲主义禁锢不住人性的“心猿”。果然，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持戒二十载的玉通和尚在受红莲的诱惑之后破戒，全部修行都付之一炬。徐渭在剧末又用“这一切万桩百忙，都只替无常褙装”一语道破了人们信奉佛教的虚无与空洞。因此，在对官府的批判以外，徐渭还进一步戳破了人们信仰的虚空。

（三）反思科举

虽然对待官府的态度是十分明了的，但面对直接官府的科举制度时，徐渭的态度则是复杂且值得玩味的。他在《女状元》中借胡颜一语道破科举取士的局限与荒唐：“韵有什么正经，诗韵就是命运一般。宗师说他韵好，这韵不叶的也是叶的；宗师说他韵不好，这韵是叶的也是不叶的。运在宗师，不在胡颜，所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此篇是徐渭老年之作，这时他个人对科举取士已经完成了深入的思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胡颜所说代表了徐渭对自身曾经执着追求并为之蹉跎整个青春的科举制度的否定呢？此处是存疑的，引《狂鼓史》为例：祢衡击鼓痛骂未已，便受了上帝的一纸符册选择就任修文郎。这与全剧前半段作者塑造出的不羁礼法、自顾自快的祢衡形象产生了一个强转折，因此可以肯定，祢衡受召修文郎是作者刻意的安排，这种安排将徐渭本人内心深处对为官与体制的执念表露无遗。

从戏里跳脱出来审视徐渭其人，我们也不难从屡败屡试中发现其对科举的执着与坚持。那么是怎样的心态驱使着徐渭在看清了科举的弊端后仍对它怀有执念呢？其实，纵观《四声猿》四剧，女状元黄崇嘏的一席话便是对这种心态的最好注解：“卖珠虽尽，补屋尚余。计线偿工，授餐粗给。但细思此事，终非远图，总救目前，不过劫剂。咳！倒也不是我春桃卖嘴，春桃若肯改妆一战，管倩取唾手魁名！那时节食禄千钟，不强似甘心穷饿？……既有了官，就有那官的俸禄，渐渐的积攒起来，摩量着好作归隐之计。”（《女状元》）徐渭本身在认知里便对儒家的入世心理持一定的认同态度，同时他勇敢地直面自身的物质生活需求，因此在行动上便作追求之举。然而这种追求是有度的，是包含着“摩量着好作归隐之计”的出世情怀的。

综合作者的主观意志在文本中的投射来看，徐渭一方面由个人遭际亲述科举取士在考察上的局限，更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批判着“科举束士”；但与此同时，他也同样认同并渴求着科举所带来的功利，这一对矛盾构成了徐渭本人对待科举制度的基本态度，也是他反叛精神中并不彻底的一隅。因此，用“批判”二字一言以蔽之的态度来阐释徐渭的科举观是不可取的。

（四）宣扬孝道

有一点值得一提，在整个作品大的悖逆精神底色下，徐渭对于传统孝道观念的态度显得尤为不同，这也是他对于传统价值体系中认同的部分。这具体体现在徐渭在作品中流露出的对花木兰与黄春桃孝道行为的赞赏。花木兰念及老幼体弱而选择替父从军，女状元夺魁后惠及家人、施恩百姓，徐渭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这与上文提到的两点可一起为徐渭有所针对的悖逆精神提供最为直接的例证。这种悖逆足够后设，是经思考与判断而后发的，与其他失意文人的一气否定和反抗不同，徐渭是思想先行且有的放矢的，因此这种悖逆精神也显得弥足珍贵。

三、止乎礼义的女性意识

（一）时代的先声

在《四声猿》中，徐渭意在抒不平之气，因此设计了许多与客观现实相反的荒唐剧情。在封建思想最为顽固的明代，徐渭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女性意识”作为徐渭悖逆精神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特另行展开探讨。

有不少读者站在今天的评价体系的视角评论徐渭开古代文学史上女性主义的先导。徐渭在创作过程中确实体现了一些和封建传统女性观的相左之处：首先，在有女性人物出现的三部作品当中，女性主人公无一不体现着过人的个人能力与独立思考精神。除了文能科场夺魁的黄春桃与武能沙场建奇勋的花木兰以外，就连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红莲都体现出了独立思考的痕迹。再而，作者在每一部出现女性角色的剧作中，都穿插了人物性别（此处性别包含了社会性别的含义）发生变化的情节，即玉通和尚投胎做柳宣教的女儿、花木兰与黄春桃女扮男装，这实则模糊了男女性别的界限。这两方面的确能够体现出徐渭本人对于女性态度不同于传统封建观念的部分，但这是否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女性主义呢？

暂且不提历史语境是否允许这种可能，首先思考倘若《四声猿》要表达的仅仅是这样一番女性主义的话语，那么《雌木兰》与《女状元》二剧对自吊的“猿鸣”之悲又体现在何处？

（二）历史的局限

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玉禅师》中柳宣教指使红莲去引诱玉通和尚破戒时，作者描写了她这样一段自白：“我红莲是个营妓，昨日蒙府尹老爷因怪玉通长老不去迎参，在我身上要设一个圈套，如此如此。……我想起来玉通是个好长老，我怎么好干这样犯佛菩萨的事。咳！官法如炉，也只得依着他做了。”在这一处红莲的思想是自由独立的，但其行为也确确实实是受缚之举。

因此，直接将徐渭的女性观等同于现代的女性主义是武断且不够后设的。首先，无论是花木兰还是黄春桃，她们都是在完成了由女性向男性的“转变”后方才具有了建立奇勋与科场夺魁的成就，倘若她们仍旧以女性的身份来完成这些事情，那么将要面临的结果一定是与剧中大相径庭的。那么这种设定本身是没能跳脱出传统思想中对女性的设限的。其次，剧中仍旧透露着和传统思想高度一致的女性贞洁观念。比如玉通和尚投胎为柳宣教的女儿并做妓女报复柳宣教，而花木兰回家后对其母交代在军中的处处小心：“我紧牢拴，几年夜雨梨花馆，交还你依旧春风豆蔻函。怎肯辱爷娘面？”（《女状元》）一“报”一“辱”，徐渭思想中所包含的传统的女性观昭然若揭。最后，《玉禅师》《雌木兰》与《女状元》三剧都拖着一条看似光明的尾巴。徐渭为剧中女性主人公安排的结局各不相同：红莲成功撕碎了玉通和尚所谓戒律清规的崇高面具，看似完满，实则是一种男性为达个人欲求所施手段的物化；而花木兰与女状元最终回归家庭，两位奇女子看似在回归了传统的女性命运之后，满足了世俗社会对女性最美好的期待，可从另一角度来看，二者一旦进入了才子佳人、相夫教子式的家庭生活，便等同于回到男权社会的压迫之中，选择“女性”这一身份似乎注定要与自身的勇武才干相割裂，而这也是最能体现徐渭“女性意识”局限性的一处。

放诸历史语境审视后，我们不难发现，明代处于封建思想意识的最后高峰时期，而要求此时的徐渭具有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突破历史局限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文本中初步具备的女性意识也只得受制于时代，“发乎情，止乎礼义”，且这并不足以使我们不加疑虑地把“女性意识”的标签贴上《四声猿》剧作。

四、结语

在杂剧艺术走向衰落的明中晚期时代，徐渭能够逆流而上创作出惊世骇俗的杂剧作品《四声猿》，离不开其对社会敏锐的洞察力与不羁礼法的反叛意识。这种与时代的背道而驰是饱含思考并有所取舍的，他反的是肆意妄为、不识“真材”的官府，疑的是虚无缥缈的戒律清规，问的是抑制人性的禁欲主义，叹的是壮志未酬。他笔下的奇女子独立自主、各尽其用，摆脱了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刻板形象。但与此同时，徐渭对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仍旧保有传统价值观内对女性回归家庭的期待与舍弃个人才智的要求，因此在作品中并没有冲破那个时代的女性观。这是徐渭在作品中体现出的个人价值取向，更是历史的局限性带来的结果。正如徐渭自己所言：“要知猿叫肠堪断，除非侬身自作猿。”探究《四声猿》内部的深层思想，还需要我们从作者个人的情怀与生命体验出发，联系时代背景进行综合考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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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新建.徐渭论稿[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作 者：田宇昕，大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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