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剧翻译理论的研究视角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戏剧翻译理论的研究视角和翻译模式，指出为了确保戏剧翻译研究结果的有效性需要选择适当的研究视角。研究还表明，翻译模式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进行戏剧翻译研究时要以研究视角为前提建立翻译模式。从而确保所建模式对研究空间内存在的翻译现象具有描述和解释能力。

关键词：戏剧翻译；研究视角；研究空间；翻译模式

中图分类号：HO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9)04-0061-04

1　引言

“如果说有哪一种艺术，在为人欣赏的时候，能够既提供思想与精神的陶冶与启迪，又满足你的全部感官需要，同时还使人产生某种参与感，那就是戏剧。”(刘彦君，2005：1)古老的戏剧文化在东西方交替产生，发展至今，对人类文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戏剧翻译也间接地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随着人们对戏剧本质认识的加深，戏剧翻译这个“以前被翻译理论忽视的区域”(snell-，Homby，2006：86；2007：106)也激发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然而，戏剧艺术的特殊性也为戏剧翻译研究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涵盖戏剧翻译的全部问题，“研究者必须限定研究的焦点，只有这样其调查结果才具有有效性”。(AahOiler，2000：34)

2　决定研究视角的几个基本因素

复杂性是戏剧研究的根本属性，无论是戏剧概念还是剧本概念都具有多样性，而戏剧翻译还涉及到译文的不同交际目的和双语转换类型。这些因素在戏剧翻译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共同决定了戏剧翻译研究的定位。

戏剧经过发展和演化形成了以西方戏剧为代表的写实性戏剧和以东方戏剧为代表的写意性戏剧。在中国，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概念发生了碰撞，增加了戏剧翻译研究工作的难度。中国戏曲在12世纪走向成熟，经历了元杂剧、明清传奇和地方戏三个繁荣阶段。西方戏剧在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传人中国，此后，和中国戏曲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争奇斗艳、各领风骚。这种中西不同戏剧类型共存的现象导致了中国文化语境内戏剧概念的混乱，以致于各种权威性定义对“戏剧”概念也存在不同的解释，它们或取“戏剧”的狭义概念，即西方戏剧，在中国又称为“话剧”，或取“戏剧”广义的概念，即戏曲、话剧、歌剧等的总称。广义、狭义概念的共存加上狭义概念的高频率使用经常混淆视听，使人们“约定俗成地模糊了‘戏剧’与‘话剧’的界限，不自觉地将‘戏剧’作为‘话剧’同义词来使用，从而默认了‘戏剧即话剧”’(陈多，2001：50)。这个问题不但存在于戏剧研究中，更存在于戏剧翻译研究中。中国的戏剧翻译研究往往追随西方戏剧翻译研究的步伐，将“戏剧翻译”等同于“话剧翻译”，不但抹杀了中国戏曲的特质，也掩盖了中国戏曲翻译的特色与特征。因此，在中国语境中探讨戏剧翻译首先要明确“戏剧”的概念。

剧本的概念是决定戏剧翻译研究视角的另一个要素。“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戏剧剧本的概念都是相当复杂的。有些剧本已不再用于演出，有些剧本从未用于演出，有些演出根本没有书面剧本，有些已用于演出的剧本没有被出版。还有的剧本是在一次演出的基础上形成的。”(Aaltorten，2000：33)不仅如此，Veltinsky还指出，不只是戏剧具有演出功能，“有时，尽管不是经常，抒情诗和叙述文学也能实现那种功能”(转自Bassnett，2001：98)。Bassnett(2001：110)也根据戏剧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剧本在某些戏剧传统中是构成戏剧演出的充分条件，而不是中心的或首要的要素。翻译总是建立在文本之上，文本的地位决定了翻译的命运，当文本缺失时就谈不上翻译，而当文本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作者意图的表达时，对翻译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因此，要研究戏剧翻译必须清楚剧本在该戏剧体系中的地位。

译文的交际目的也影响戏剧翻译研究的定位。由于交际目的不同，同一剧本经翻译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译本。根据Harvey的总结，一部外文戏剧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存在六种英文译本，包括读者的剧本、学者的剧本、导演的剧本、排演剧本、演员的剧本和“懒惰导演”的剧本(参见Garton，2004：89)。在现实的翻译研究中可能无法把问题如此细化，但译文的基本功能必须明确，必须区分用于阅读的文学剧本的翻译和用于演出的舞台剧本的翻译。在英语中二者比较容易区分，因为“theater”可以清楚地标记舞台戏剧，而在汉语中舞台戏剧没有专门指称，在现实中使用“戏剧翻译”指称“舞台戏剧翻译”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样造成概念混淆，似乎戏剧翻译必然要研究演出的问题，必然要讨论“可演出性”，而事实上，文学剧本的翻译和舞台剧本的翻译差别很大。虽然纽马克坚持认为“戏剧的演出版本和阅读版本不应该有差别”(Newmark，2001：173)，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学剧本与舞台剧本在翻译上存在差异。Bassnett曾强调，戏剧翻译研究首先要考虑剧本的属性问题，即剧本是文学剧本还是舞台剧本，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会导致相应的翻译实践差别很大(参见Weissbortet al.，2006：559)。Aahonen(2000：39)也明确指出，“文学体系和舞台演出体系可能对认可的或者允许的翻译策略进行不同的定义”，并且“译者采取的预期的、认可的或者允许的翻译策略根据他们所服务的体系的不同而不同”(Aaltonen，2000：加)。Mateo(1997：104)则具体指出舞台剧本的翻译在文本材料的选择上不同于文学剧本的翻译。可见，在戏剧翻译研究中必须确定译文的基本功能。

此外，翻译中涉及的双语转换类型也是影响研究视角选择的要素，而这一问题经常被忽视。事实上，“通用于任何双语转换的理论模式是并不存在的”(刘宓庆，2005：24)，即使某个理论模式中含有适用于其他语言之间转换的成分，也不能将整个理论模式照搬照抄。戏剧翻译因原语和目的语不同所面临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策略会有很大差别。以英语和不太为人所知的小语种的转换为例，由于英语社会与文化结构普遍为其他语言的观众所熟知，译文可以更贴近原文，需要调整的问题相对较少(Anderman，2004：73)。相反，来自小语种的戏剧在译成英语时面临的问题较大，需要更大程度的调整，因为英语观众对原文化和社会不熟悉(Anderman，2004：73)。中国的戏剧翻译研究也要考虑语种的因素，外国戏剧的汉译和中国戏剧的外译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再进一步说，汉语同何种外国语言进行转换又会使戏剧翻译具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不确定戏剧翻译研究涉及的双语转换类型，研究的对象性就不明确，而没有明确的对象性，就没有清晰的对策性，研究意义自然大打折扣。

3　研究视角的选择与研究空间的拓展

明确了戏剧翻译中的基本因素就可以初步确定戏剧翻译的研究

视角。例如，对戏剧概念的界定可以确定以话剧为对象还是以戏曲为对象，对剧本概念的确定可以清楚译文应该在多大限度内忠实于原文，对交际目的的确定可以决定译文的功能是阅读还是演出，而语种的确定可以使研究中的问题具体化。当然，理论研究往往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因为各种因素通常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翻译研究视角的选择，而视角的确定直接影响着研究的可拓展空间。

在中国，广义的戏剧是话剧、戏曲和歌剧等的总称，相应地，话剧翻译、戏曲翻译和歌剧翻译就构成戏剧翻译研究的三个初级视角，研究者必须从中选择一个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在这三个视角中，话剧翻译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焦点，我们假设研究者选择将话剧翻译作为初级研究视角，做进一步探讨。

话剧，即西方戏剧，包括文学和舞台两个体系内创作的戏剧作品。按照译文的交际目的，话剧翻译可以进一步分为文学剧本和舞台剧本两个翻译研究视角。戏剧文学的普及和外国戏剧的引入都要求译者把戏剧作为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以读者为中心，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一般说来，作为文学作品的剧本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在戏剧体系内的地位也比较高，尤其是著名剧作家的经典作品。在这种情况下，译文通常追求最大限度的忠实，尽可能在语言形式方面拉近与原文的距离，尽可能反映原文的主题和作者意图，尽可能揭示原文的美学特征，尽可能展现原文的时代特征和民族色彩，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拓展为有价值的研究空间。从某种角度说，戏剧文学剧本的翻译研究与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研究比较相似，但戏剧是由对话组成的，并且戏剧对话与小说中的对话不同。“小说人物的对话不必针锋相对，更少妙语联珠。戏剧的灵魂全在对话，对话的灵魂全在简明紧凑，入耳动心。”(余光中，2000：127)此外，“戏剧对话是习俗化的，并且建立在如Keir EIam所简明表达的‘我在此时此地对你讲话’的基础上”(Bassnett，1985：94)。这样的对话蕴含着戏剧冲突，戏剧情节的发展全靠对话推动，可以说，戏剧文学文本翻译的实质就是具有冲突的对话的翻译问题。如何在译文中体现戏剧对话的特色是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要特殊考虑的问题，也是戏剧翻译研究者需要重点拓展的研究空间。

舞台剧本的翻译是目前的研究焦点，而可演出性则是这一研究视角下最受关注的问题。自Levy开始，“可演出性”一词便成为戏剧翻译研究的核心词汇，西方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可演出性标准。对于Levy来说，可演出性即“可说性”和“易理解性”，具体要求使用短句、避免使用生僻字词、避免出现发音困难的辅音群，等等(Aalton-en，2000：42)。Bassnett(1985)也曾极力推崇可演出性，认为戏剧文本中存在动作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转化为可演出性特征。虽然可演出性备受关注，但可演出性概念本身不是没有问题的。Basanett(1985)不止一次强调可演出性概念的模糊性和不可靠性，可演出性因素虽然存在，“可演出性”一词却无法明确描述出其具体内涵。Aaltonen也指出“可说性”、“可表演性”和“可演出性”等概念是对舞台戏剧翻译采用策略的一般化描述，这种描述只是使舞台戏剧的翻译策略同文学系统中关于翻译与原文本之间关系的主流观点区分开来(Aaltonen，2000：43)。因此，对可演出性的研究要深入、具体。不应该盲目地追求流行的理论术语，使研究流于表面、华而不实。事实上，可演出性的具体成分一直是令戏剧符号学家和戏剧翻译研究者困惑的问题。Bassnett在写给笔者的一封邮件中就明确说道，“如果要总结一下我对于舞台戏剧翻译的观点，我要说我从未能满意地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书面文本-中的表演符号究竟是由哪些成分构成的。这是戏剧符号学家们一直艰难地进行研究的问题，而且仍然是演出研究专家们努力寻求答案的问题。”(Bassnett，2008)

此外，剧本概念和双语转换类型在可演出性的研究中也起着再次定位的关键作用，二者都可以使可演出性问题具体化。从剧本概念看，用于演出的剧本可能来源于文学体系，甚至可能由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改编而成。另一方面，有些剧本本身就是在演出的基础上形成，或者经过实践反复修改而成。这两种剧本具有不同程度的可演出性，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确定可演出性特征的具体类型。双语转换类型的确定对可演出性问题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可演出性的一个方面就是可说性，而可说性与具体的语言类型密切相关。例如，戏剧对话在时间中展开，戏剧演出要求单位时间内对话长度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单位时间内包含的具体字数则完全取决于目的语的类型，什么样的语言易说更因目的语不同而不同。因此，即使在可演出性这一研究空间内还需进一步确定研究视角。

除了可演出性的问题，舞台剧本的翻译还可以向文化方向拓展。文化与戏剧演出的关系既包括宏观的也包括微观的。从宏观的角度看，戏剧是一个多元系统，一个“由次系统、主流戏剧和边缘戏剧及各种制作者和消费者次系统组成的复杂的网络体系”(Aaltonen，2000：31)。同时，戏剧系统本身是整个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一个次系统，在系统内部由专业人员，如译者、导演和批评家等，对戏剧系统施加控制，使它融入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系统中，在外部则由赞助商维持该系统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说，哪些戏剧会被选择，戏剧在翻译过程会经历怎样的变化，以及哪些翻译的外国戏剧能够成功地融人本国戏剧系统等一系列问题都与文化密切相关。与戏剧文学不同，舞台戏剧“是一种能同时影响到许多人的公共的艺术形式，并且演出的目的就是在观众身上产生直接影响”(Aaltonen，2000：94)，因此，对外国戏剧的选择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有那些适应目标社会需要的戏剧才会被选择。例如，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大量翻译外国戏剧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宣扬新思潮、新思想，另一方面是引进西方戏剧。文学翻译重视的是对原文本的忠实，而舞台戏剧的翻译考虑的是演出效果和观众的接受程度，所以舞台剧本的翻译灵活得多，译者可以像翻译文学作品那样翻译一部戏剧，也可以对原剧进行改编，甚至可以借用原剧主题重新创作一部新剧。戏剧的接受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一部戏剧要想得到观众的欣赏并成功进入目的语系统，一般要看该戏剧是否与目的语文化有共鸣之处，也就是说，“观众必须能与不熟悉的现实建立联系，因此需要对文化特性进行操控从而使戏剧中有足够的促进理解的共同点”。(Aaltonen，1996：118)

从微观的方面研究戏剧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通常涉及具体的问题，例如文化特有成分的处理，非言语成分的转换，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非言语成分的翻译越来越引起重视，许多研究者都相信译文能否产生各种非言语动作是决定戏剧翻译成败的关键。Snell-Homby(1997：189)就提出，“基本的戏剧符号是视觉和/或听觉的，而不是语言的”。根据这一逻辑，戏剧翻译中重要的是副语言、身势语、空间距

离学等非语言符号，这些符号系统能够产生的发声音素、手势和运动同舞台剧本的可演出性密切相关。EI-Shiyab(1997：212)也强调，“非言语成分构成了戏剧文本的真正特征；必须要辨别这些特征并翻译到目标文本，但不能逐字逐句地翻译。”也就是说，要让目的语读者在译文中找到原语读者在原文中找到的非语言成分，这样的翻译才能真正表现出戏剧文本的特色。另外，同可演出性问题一样，双语转换类型的确定对于在文化体系中研究舞台戏剧的翻译也具有现实意义。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文化问题，尤其是微观的，最终总要落实到语言上。

戏剧是多媒体艺术，书面文本只是“参与整个戏剧演出制作过程的系统之一”(Nicolarea，2005)，因此戏剧翻译研究绝不限于文本特征，一些影响戏剧演出的接受情况的非文本因素也可以纳入研究的范畴，包括观众、剧场建设和舞台等在内的非文本特征都对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也起到关键作用。然而，本文的目的并不是穷尽戏剧翻译的全部研究视角，故此处不再赘言。

4　研究视角与翻译模式的建立

理论研究的主要功能就是其认识功能，它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本质，“理论化的目的是为了拥有一些分析工具(手段)，以达到有效地解释世界的目的”(孙艺风，2004：26)。模式作为一种假定的概念建构应该具有描述和解释能力，同假说类似，模式不等于理论，但如果模式在实践中可以被大量的证据所证明，便可以转化为理论。因此，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翻译模式。根据罗杰·贝尔的观点，翻译研究者一方面要用模式对已完成的翻译作品中反映的各种现象进行可能的阐释，另一方面要用模式来表述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固有的动态因素(参见廖七一，2000：217)。也就是说，建立戏剧翻译模式也要确保该模式具有动态地解释戏剧翻译现象的能力。

当代翻译研究的本质特征是不同翻译视角的选择问题，翻译模式的建立就是这一特征的具体体现。事实上，“任何学科在进行分析时都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分解，某些特征被选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被置于前景，而其他特征虽然也同样重要却要被降为背景”(Neubert＆Shreveport，1992：12)。这是任何研究都要遵守的规律和原则，体现在翻译研究中就是视角的选择问题。“不同的翻译视角源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及研究兴趣，不同的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的不同用途导致翻译研究的不同划分，这种不同的划分就被称为翻译模式。”(Neubert＆Shreveport，1992：13)由此可见，翻译研究视角和翻译模式是两个相互联系、互为依托的概念：研究视角的选择是建立翻译模式的前提，研究视角不同，建立的翻译模式必然不同；研究视角是翻译模式的可行性的保证。可以说，研究视角的选择决定了翻译研究空间的大小，也就等于划定了研究范畴和研究领域，进而明确了研究对象和现象。而翻译模式的建立就是为了在研究视角限定的空间内对存在的各种翻译现象进行动态的描述和解释。

既然翻译模式是对一定翻译研究空间内存在的翻译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在建立戏剧翻译模式时就需要先根据研究视角确定戏剧翻译研究的空间，这部分内容已在上个小节进行了讨论，现在我们不妨以上文中确定的某个戏剧翻译研究空间为例探讨一下建立戏剧翻译模式涉及的问题。根据上文的分析和论述，舞台剧本的翻译研究可以在宏观的文化范畴内展开。从宏观文化这一视角研究舞台戏剧的翻译时，戏剧被看做一个由多种/次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而戏剧系统本身是整个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一个次系统。建立可行的翻译模式就可以对戏剧翻译内存在的一些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

确定研究参数是建立可行的翻译模式的第一步，明确的研究参数有助于形成清晰的研究逻辑。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决定译文特征的因素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意图、互文性和差异性，对于戏剧译文还要增加译文与演出的关系因素。“意图”指的是目的语文化选择外国戏剧进行翻译的目的；“互文性”指译文与原文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互文性关系；“差异性”指目的语文化对于原文化中存在的异质成分的态度；而“译文与演出的关系”指的是导演在演出中如何利用剧本。下面我们就以这几个参数依据阐述Aaltonen提出的两个戏剧翻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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