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县模式＝党的领导＋农民当家作主＋依法办事

两委之间矛盾产生的总根源在于缺乏一个既体现党的领导、发挥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又能确保农民当家作主、切实依法办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办事程序。而青县模式这一创新站的很高，看的很远，想的很深，实在是忧党、忧国、忧民之举。

记者：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个安定的乡村社会，一个团结的基层组织班子是非常重要的前提，但现实却是，一些农村基层两委（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矛盾非常突出，这已对农村基层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詹成付：近年来，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工作关系不协调的情况。在研究、分析不协调的原因是，有的同志认为，不协调是村党支部习惯于传统的领导方式、领导方法，越权包揽应当由村委会管理的事务造成的；有的认为，不协调是村委会没有能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认为村民自治就是村委会说了算造成的；也有的同志从党支部、村委会的负责人即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个人素质上找原因，认为不协调是双方中的一方或双方个性强、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造成的。这些分析具体到某一事例，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这还是在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深刻性。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既体现党的领导、发挥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又能确保农民当家作主、切实依法办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办事程序，这才是当今农村一些党支部、村委会产生矛盾的总根源，也是村干部（包括党支部、村委会）之间、村干部与农民群众之间产生矛盾的总根源。

记者：那么农村基层的办事程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詹成付：简单地说，就是治理理念和方式更新转换不到位，还没有从“为民作主”过渡到“由民作主”；计划体制下的管理办法、办事程序逐渐丧失了合法性、生命力，但目前并没有完全推出历史舞台，特别是在农村，还有不少人对它们很热衷；与市场经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办事程序、办事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或建立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已十多年了，但民主制度建设很不平衡。比较而言，国家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供给上相对完善一些，比较好地满足了基层实践的需要。而在比民主选举更经常、涉及因素更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供给上却很原则，同时很多还是空白。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为基层提供一个综合考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群众这三个重要因素，把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村民群众在村级事务中当家作主、依法办事有机统一起来的程序化的办事制度。许多基层干部群众虽然也知道民主选举后，面对更多的是日常事务管理，但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制度，使决策、管理既体现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又体现村委会的自治作用，更体现村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就不那么清楚了，更多的是靠自己对有关政策和法律的理解、认识，这样就难免在认识上陷入误区，在行动上引起争议。

村党支部认为，《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据此，就认为村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村党支部说了算，村里的决策程序在党支部既是开始，也是结束，村级其他组织只要尊重和执行党支部的决策就行了。而村委会认为，《村委会组织法》和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村里的大事，尤其是与家家户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都要经村民大会和村民选出的代表讨论，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据此，村委会不与党支部研究、协商就召开村民会议决策，从而就造成两委发生矛盾。

事实反复表明，在缺失把村党支部、村委会、农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程序化决策和管理制度时，一旦村级组织或主要干部之间遭遇了矛盾，各方都能本能地“引经据典”，找出自己没有毛病，错全在别人的依据。在农村村庄这个社区里，党支部、村委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大部分是相同的，因此，要办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甩开党支部是不行的，甩开村委会也是不行的，甩开村民群众就更不行了。

记者：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青县创造的“村代会”这一模式有何意义？

詹成付：就农村基层民主来说，青县这一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农村基层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如何过民主关的尝试。对于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背景下怎样既坚持党的领导又让我们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把党的领导、依法办事、人民当家作主三方面统一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很好的尝试。青县的这一做法站的很高，看的很远，想的很深，实在是忧党、忧国、忧民之举。

在这一模式下，“党支部”抓大放小，就是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一提法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谋全局、把方向、管大事”的规定是相吻合的，具有强烈的超前意识。

党支部在目前条件下，应该主要抓民心，抓大事，主动就有关村民的重大利益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及时提交村代会讨论表决，从而使党支部从各种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谋全局、把方向、管大事”，从而与村民自治相适应。

记者：“村代会”这一模式有何创新意义？

詹成付：首先，从党的建设来说，村党支部书记要参加村代会主席的竞选，只有被选上了才说明村党支部书记在这个村子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才有先进性，才能真正实现“三个代表”，这对检验村党支部是一个制度化的途径，对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化建设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其次，从权力运作来看，村代会的出现使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有了一个沟通的渠道。从此以后，村里的重大事务既不是党支部说了算，也不是村委会说了算，而是按照民主程序由在村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村代会说了算。村民代表会议由党支部来召集，这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村代会这一模式，既使村民有了当家作主的制度化途径，又使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有了为村民服务的权力。这样村里存在的所谓两委之间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记者问：把村民代表会议作为一个常设机构这样一种做法，与现行的法律有没有相悖的地方？

詹成付：没有。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规定把村民代表会议作为一个常设机构，但也没有禁止这样作，其他一些地方也有过类似的尝试。

记者：在村代会主席的选举上，如果村党支部书记没有能够当选，这会不会削弱党在基层的领导呢？

詹成付：不会的，村党支部书记没有当选村代会主席也许原因很多，可以说支部书记个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对他（她）有不满意不高兴之处，是需要调整村党支部成员的先兆，同时还可以及时发现那些比较有群众基础的精英分子，把他们纳入到党的建设的视野中来，使党组织能够及时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保持先进性，扩大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这正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决不是削弱了党的领导。

记者：青县的这一新模式还有那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詹成付：首先，关键的一点是要把村代会的构架落实好，村代会的成员不能太少，那样容易被村干部操纵。

二是结构要比较合理。村民代表要能够真正代表村里方方面面不同群体的利益，为了更好的体现普通村民的利益，一定要使他们的代表占到50%以上，决不能又搞成了少数人的干部会。

在选举村民代表的时候，还应该借鉴别的地方的经验，从农民利益分化的角度按村民从事的职业进行划分，使那些有共同利益的农户选出自己的代表，而这些户也比较容易就各种事务达成共识。譬如搞养殖的户结合在一起选出自己的代表，别的行业的也选出自己的代表，这样就能使村代会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人的利益。青县他们迟早也会这么搞的，这也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

三是要不断地对村民代表进行教育培训，提高正确行使权利，积极议事决策的能力，这一点青县的同志们正在做。

四是，还可以把乡里的驻村代表，村里的其他社会团体比如老人会、共青团、妇联、村所属企业的厂长、经理也吸收进来，甚至一些地方搞的红白理事会、妇女禁赌会什么的都吸引进来，这样就使村代会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就是讨论，就是妥协、退让，最后达成共识。只有各方面的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协商，最后作出的决策才能够集中各方面的意见、智慧，更趋于合理、科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最后，如果广大村民认为村代会不能体现全体村民的利益，应该有一个机制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进行全民公决，或者重新选举村民代表。

记者：在解决两委关系这个问题上，民政部有什么总体部署？

詹成付：除了积极协助和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对两委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以外，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积极推动和促进建立一整套村里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体制，使村里的各种事务都在这个明确的体制内运作。河北青县在这个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尝试，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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