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理解

摘 要：党的执政是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执掌和运作，是党与国家政权机关关系即党政关系的展开，党在这个空间内的行为，直接决定着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党的执政要实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必须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这是在创建党的科学执政方式过程中实现党的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政分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7—0038—02

一、执政方式的内涵

执政方式是政党运作深层次理论问题的反映和折射，把党的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建构党的执政方式需要遵循的基本方针，是党的执政方式建设的基本规律。江泽民指出：“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围绕党的执政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党能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检验执政方式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党的执政是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执掌和运作，是党与国家政权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政府和司法部门在内）关系即党政关系的展开，党在这个空间内的行为，直接决定着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党的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往往从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中体现出来，因此党的执政要实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必须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这是在创建党的科学执政方式过程中实现党的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关键环节，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执政历史来看，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关键在于要实现党政分开，防止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

以党代政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党撇开或取代国家政权机关直接执政，这混淆了党政各自的性质和职能，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党是政治组织，党组织本身没有治国理政的行政权力，国家政权机关才是社会公共权力的载体，这就决定了党要执政只能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才能实现，邓小平指出：“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才能发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另一种表现，党执政虽然是通过运作国家政权机关来进行，但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命令、指挥国家政权机关执行党的指示、决议和方针政策，国家政权机关成为党的执行机构。从公共权力的授受机制来看，“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使用者之间就形成了相应的法理关系，公共权力是按照这种法理关系的要求进行运作的，政党可以通过各种符合法律规范的手段对其运作施加影响，但其底线必须是不改变这种法理关系。”国家政权机关作为公共权力的承担者，它由民众授权产生，是民意的代表机关，只能依民意而为，党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党的意志毕竟不同于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只有不仅在内容上与人民利益真正相符合，而且在形式上得到人民及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才能因其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并表现为国家意志而被国家政权机关执行。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就是凌驾于民众及民意之上，这就不仅破坏了国家政权机关只能依人民意志运作的法理关系，也违背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

以党代政的危害性首先在于它使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导致党组织行政化，权力化，官僚化，党忽视领导作用的发挥而热衷于搞行政命令，不再能很好地融入群众，凝聚群众，代表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就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次，从政党政治理论看，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是向国家反映社会愿望的中间环节，实行以党代政，把党放在与国家权力机关重合的位置上，“就使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失去了沟通的环节，民众也失去了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监督和控制的工具”，这就割裂了政党、国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失去民众监督的公共权力的运转就可能偏离甚或脱轨于公共权力所有者——民众意志和利益的轨道，造成公共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之间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政治统一被破坏。在国际共运史上，苏东国家正是由于执政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扩张导致权力变异，导致人民权利的丧失和人民国家权威的沦落。这揭示了以党代政的致命问题：党在根本上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以党代政却制造了党脱离群众的可能，这种执政方式实质是党代替人民作主或“为民作主”，它与共产党执政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充当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是不同的。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执政的一切理念、形式和内容，都应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

二、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的区别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根源于党在理论上混淆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两个概念，并在实践中以党的领导代替了党的执政，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党的领导的实现靠的是权威，它根源于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赢得的群众对党内心的崇尚和普遍认同，自觉授权和自愿服从，而不是权力性的胁迫或强制。党的执政靠的是权力，执政是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运作，国家政权机关的运转就是行使公共权力，以强制力为依托来治国理政。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党的执政是以党充分发挥对群众的团结凝聚，激励感召，代表引导作用从而建立党的权威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党的执政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的领导必须立足于通过党执政即党作为国家制度内的领导力量运作国家制度来实现。党应增强执政意识，将领导活动纳入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制约下。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才建立的，党在长期革命历程中赢得了民心、民信，牢固树立了党的权威，这使党在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习惯于从党的领导的角度治国理政，它以党的权威为保证，以党的政策而不是国家法律为主要手段，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要途径来治理国家。执政过程中党是“凭借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不是凭借法律上的执政地位来主导国家生活。在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党不是作为执政党，而是作为不依赖于国家法律和制度而存在的领导力量进行领导，它要么撇开国家法律和制度进行领导，要么代替国家法律和制度进行领导。传统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的高度集权就是在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下形成的”。由于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制轨道，法律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国家法律（包括宪法）被虚置，宪政缺位，不能对党及其领导活动进行有效的法律制约，导致党的领导权威畸形膨胀，使得党客观上具备了撇开国家机关和法律制度直接执政的能量，这正是党的领导所以能代替党的执政的原因所在，因此，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对策在于实行法治。实行法治是规范党政关系，实现党政分开的基本途径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依据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活动，它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主要在于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

三、依法执政的根本要求

从党政分开的内涵看，党政分开一方面是要明确党政各自的职能，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特别是要明确党的执政职能，即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究竟应有哪些职权责任，要划清执政党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边界；另一方面，党政分开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党运作国家权力机关的合乎法理关系的党政联系机制，实现党政之间在制度、功能和政治过程上的协调和偶合。这两个方面的实现都有赖于法治。首先，依法治国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党无论是发文件，还是领导什么工作，都应该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党不能把自己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和监督之外，不允许越过宪法和法律另搞一套，这实质上是解决“党的权威大还是国家意志大，党的政策大还是国家法律大”的问题，确立宪法和法律的在社会政治生活一切方面处于至上地位，改变以党代政中党的领导权威畸形膨胀的状况，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维护党的权威，全面加强党政关系的法律基础，运用法制把党的执政行为控制在符合政权运作法理关系的界限内，达到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其次，依法治国要求党必须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把自己的方针政策国家意志化、转化成法律后，再由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禁止党的决议、方针政策未经政权机关国家意志化就要求国家和社会执行的行为。这就界定了党运作国家政权机关的党政联系机制在于党按照法定程序实现权力转化，依法执政。党执政的重点和运作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立法工作，争取把本党的主张和决定被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立法机关接受和通过，上升为法律。

法律化、制度化是民主得以实现和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和基本保障，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上分析说明，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现党政分开的现实路径是把党的执政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党政关系获得充分的法律规范和法律保障，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正是我们提出依法治国是完善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和法制保证的重要依据和理由。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一方面要求在法制层面上健全权力运作，特别是党政分开的具体法律法规，为依法执政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层面上党要自觉地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把依法治国精神贯彻到具体执政过程中，真正做到依法执政。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汪锡奎.略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关系[J].上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02).

[3]林尚立.党内民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肖莉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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