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

摘要：作为一种科学与认识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特征内在蕴含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嬗变与社会实践发展要求相统一，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研判分析亦是遵循这样的历史与逻辑轨迹。1978年12月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创新和深化完善的过程。具体剖析这一演进过程，既是突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要求，也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新判断的政治学分析前提。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政治学视角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3-0085-06

自1840年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深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怎样认识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同论述：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到江泽民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从胡锦涛的构建“和谐社会”思想到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新认识、新提法。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认识逐步丰富全面。经济层面上体现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党的领导是政治方面的最根本保证；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化方面的本质要求；社会和谐是社会方面的本质属性。概言之，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不同提法的剖析，既是对理论逻辑与现实要求的统一性的理解和把握，也是从政治学视角分析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前提。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

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特点，任何隔断历史联系的做法都是非科学的。这尤其体现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上，首先需要深化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与以往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一）准确把握三对概念关系：本质要求、本质属性及本质特征

“本质”就其哲学意义而言，是一事物存在的根据及其所固有的根本属性。而“本质属性”是指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事物的基本特征的反映和根本性质体现。本质与本质属性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在二者关系中，本质属性不仅是特定事物的多种质的本质表现，而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特征”是一个客体或一组客体特性的抽象结果。“特征”是用来描述概念的，人们根据客体所共有的特性抽象出某一概念，此概念便成为了特征的涵摄。就本质与特征的关系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表现：第一，决定与反映的关系，本质属于高层次的范畴并决定特征，特征是本质的具体反映；第二，一与多的关系，本质具有唯一性，而特征可以无限多样；第三，稳定与变化的关系，本质具有相对稳定态势，而特征变动不定，呈现易变性，随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生转变，也就是说，当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必须采取新做法、新措施。因而，社会主义特征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就呈现不同发展态势。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或本质属性，是相对于非主要、非决定性的质和属性而言的。因此，无论是本质、本质属性，还是本质要求、本质特征等，都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且属于同一层次和同一意义上的范畴。虽表达不同，但意思一样。就其实质而言，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概言之，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等其他社会的根本区别离不开对这三者的深入理解。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本质关系审视

理论界通常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其划分为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化路径。传统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既相互联系，前后相继，又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传统社会主义本质的本土化拓展和实践需求

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義，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回答上，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长期以来，这一观念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基本观点。较之于传统社会主义本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不仅是其本质属性和本质特征的统一体，而且是中国的发展实践和时代主题变化的导向及其反映。二者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高生产力水平、高标准为前提的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我国的现实国情表现为：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发展呈不均衡态势，经济和文化层面较为滞后，农民群体仍占大多数，这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

其次，相对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本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既来源于又超越于前苏联模式。不可否认，前苏联的制度模式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等诸多因素推动，生产力以其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日新月异，这种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由于得不到及时调整，与生产力发展逐渐脱节。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前苏联为鉴中，不断反思总结经验，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上不断提出新认识、新发展。

再次，相对于改革开放前带有空想和平均倾向的社会主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更加契合中国现实国情需要。在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面对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以及利益分化的实际状况，中国共产党人从单纯的经济增长方面逐步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表明我们党更加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基于传统社会主义本质基础上的传承和创新

传统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立论根据。在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基于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视角来审视，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和属性。关于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上，列宁虽然进行了思考和研究，但他认为这是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社会发展一旦进入正常发展轨道，按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性质和属性去实践是其必然要求。斯大林更为倚重关于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政策倾斜，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行这一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前苏联为鉴，同时对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等多种因素考量，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具有中国特点，但没有坚持下去。改革开放后，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一般性转变到特殊性、具体性方面进行思考践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和务实。邓小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强调通过“解放、发展、消灭、消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动态发展思想，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思想、新方法。在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我党们继续深抓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首要的根本问题重视。而胡锦涛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实现了从规律和理论原则向实践导向出发研究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属性的重大转变，实现了社会主义“和谐”属性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全面转变。习近平提出将“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新判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正在从法律和制度的高度，探索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基本问题，同时也表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开拓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系建设的新道路。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同提法审视

恩格斯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这说明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从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到党的领导的逐步深化认识，无不遵循这样的发展规律。

（一）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初期，在和平與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富裕，中国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普遍较为落后的现实情况，极易引发社会主义国家矛盾，这些矛盾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从国内看，表现为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及整个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现实表明：“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12“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370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3]377这表明了关于改革初期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同时，针对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3]138“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3]130经过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思考总结，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关注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探索，一方面，我国初步完成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与世界接轨，国家取得巨大发展，人民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另一方面，国际国内情况变化复杂多样，尤其表现在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上的多样变化凸显。这“四个多样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稳定带来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等矛盾凸显。

同时，鉴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江泽民提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4]表明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相互提高、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的两个历史过程。在如何顺应这两个历史过程的问题上，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以党的代表大会文献的形式将党这一阶段的奋斗目标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缓解社会矛盾冲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自身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及社会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凸显。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平和贪污腐败现象突出，农村贫困以及人和自然的不和谐凸显等。造成不和谐的原因既有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形成的历史原因，又有改革开放中体制不完善和法规不健全的体制原因。既有贪污腐败、人们利益失衡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又有包括客观经济规律发生作用所导致的贫富不均等因素凸现。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创新，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的，决定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依据所在。为此，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首次提出并通过党的十七大重申“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5]这深刻表明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和战略决策，将贯穿于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阶段，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逐步发展提高而不断推进。

（四）不断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统筹协调各种复杂利益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改革进入深水区。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所导致的贫富悬殊、生态环境恶化引发雾霾天气增加，权力腐化问题所导致的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不容忽视。基于上述背景，习近平在2014年9月5日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明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崭新论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6]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力量核心、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引擎与社会和谐的引路人，中国共产党最能实现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目标。

三、从政治学视角考量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新论断

党的领导地位是由诸多因素铸就的，既是历史的选择，又由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所决定。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持党的领导，既影响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牵涉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坚持党的领导，事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因此，如何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永葆党的先进性，保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当前来说，首先需要深化认识权力腐化问题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有效路径来约束权力，从而不断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

（一）权力腐化的危害性

在政治学意义上，所谓腐败行为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利益冲突中以个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将公共权力或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以谋取个人私利，从而侵害公共利益和违反法律、党纪、政纪规定的行为。就其实质而言，腐败就是权力的腐化变质和异化。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少数人在执行过程中为了小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私利而为腐败的滋生创造了条件，使其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腐败既是一种政治行为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会对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首先是权力的腐化和滥用致使权力与公众的利益向违背，通过权力寻租等不法环节，转而为金钱效力，将公权力变成掌权者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其次是社会经济基础遭受侵蚀，公平公正原则被破坏，危及社会团结稳定。第三，会导致党和政府合法性基础丧失，公信力下降，腐蚀民主和法治体制，成为政治文明进程的障碍。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所处不同阶段，依据腐败所发生的规律和特点而不断更新思想理念、调整策略方式，取得了良好的反腐效果。然而，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式依然严峻复杂，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不断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二）制度化反腐的地位作用

腐败的出现，固然与个人思想动摇相关，但出现的频度取决于制度健全程度。“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333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既保障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的推行，又保证政治权力运行民主化、阳光化和廉洁化的有效落实。制度是个好东西，制度的推行离不开有效的执行力。制度一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具有很强大的制约力和刚性的约束力。因而，腐败等现象的有效治理，治国理政的举措，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都离不开制度的有效推行。

（三）制度化反腐的有效路径分析

1.制度化反腐离不开政党的有效推动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执政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在社会层面，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的支持与拥护；二是在国家层面，主要任务就是运用国家机器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7]制度靠政党力量推动。制度反腐除了强制力的大小问题，还有执行力强弱的问题。制度设计本身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是导致制度执行力差强人意的重要原因。亨廷顿认为：“在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却不存在自身能通过调整而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治的有效政党体系。”[8]334-335“因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8]337

现代政党政治国家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制度好，政党推动则有效，制度强大，腐败就会得到有效遏制，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反之，政党执行阻力大，市场经济效率低，社会发展缓慢。正如布莱克所认为的“政党制度统一于国家制度。”[9]也就是说只有在国家制度内，政党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诸如民众参与的组织、社会资源的整合、民主的扩大以及现代国家建设等。显然，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现象，就要加强制度建设，而提高制度反腐的有效治理就要靠政党的力量有效推动。打铁还需自身硬，制度反腐的效果最终还要靠加强政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来不断推进。

2.从严治党有赖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

政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组织代表，其自身的有效运行和战斗力程度依赖于可靠的制度保障。从制度上治党是政党建设规范化与科学化的前提。因此，习近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10]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新形势下如何坚持从严治党的方向。当然如何把思想建党的内容制度化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考量，不断推进如何将理论转化为制度，将理想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目标，将宗旨转化为规章纪律。促使执行者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只有通过内在的教育思想约束人与外在的制度约束教育人结合，这样才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思想建党还要把握三点：第一，以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为导向，不断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和道德教育来坚定理想信念；第二，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通过扎实工作推动实践。在认真学习和践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老祖宗不能丢，不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融会贯通；第三，通过加强纪律教育达到警钟长鸣的作用。引導广大党员、干部主动做到思想上泾渭分明，行为上界限明确，真正做到敬法纪、守规矩。

3.完善的制度是对权力运行有效监督的根本保障

腐败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并反映了制度的漏洞缺陷，因而，反腐败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查漏补缺，就是对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具体表现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和完善制度制约权力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内容。

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上，一是拓宽并延伸党政领导干部的党内与党外监督范围。在组织、纪检和监察部门加强监督的同时，不断扩大并突出来自群众的监督制约；二是依托“电话、网络、信箱监督平台，建立并完善廉情预警信息网等监督方式。廉情预警信息工作站的设立从公安、法院、检察院延伸至审计和信访等部门，并通过在基层的设立廉情预警信息报送点，來及时处置、发放廉情预警通知等机关廉情信息。三是通过拓宽“三个延伸”的监督视野来加强有效监督。延伸8小时工作内向8小时工作外，延伸“工作圈”至“社交圈”与“生活圈”，延伸官员的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通过工作、生活以及亲属的监督制约，使得利用职权腐败违法的机会得以有效避免。

在制度制约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层面。一是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透明机制的不断完善。“一把手”及主要负责人要通过适当方式主动公开本单位的重要政务活动、工作制度、工作职责及行政决策程序等，促使各项公务活动做到公开化、透明化。二是要推行交流轮岗制度的跟进实施。交流轮岗制度主要针对一些重点人员、重要岗位和重要部门适时推行。三是要不断推进领导班子议事制度的落实完善。坚持所有重大事情必须上领导班子会，并通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研究的议事制度，以免大权独揽所导致的一言堂议事格局，防止因权力失控而引发腐败。

4.通过不断提高党的法治化治理能力来推动中国法制建设

改革的实践经验表明，正是党的领导有力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有效运行。法治的理念较之于“人治”来说，是对法制的充实完善和改造创新，在新时期新阶段蕴涵着一种治国理念和方法。具体至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就是如何做到“三个相结合”，如何做到将依法治国同依法执政相结合，将党的领导协调的核心作用同各相关法律部门依法合规履行职能相结合，将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相结合。同时，要把“三个相结合”贯穿并渗透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始终，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要求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和深化认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历程中，通过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并依次形成了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的认识。在此基础和前提下，习近平将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落脚点，表明了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实现最终需要靠中国共产党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平衡各方复杂利益关系问题。今后一段时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样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保障实施。面对当前腐败现象蔓延的严重形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正在从法治的高度，探索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基本问题，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以政党力量推动制度化反腐机制。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基础上，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和党的领导法制化、制度化、科学化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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