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缶”

摘 要：历史文献中一直有缶作为乐器使用的历史，但在考古发掘中却一直未见实物，无锡鸿山越墓出土的三件青瓷缶揭开了乐器否神秘的面纱。文章以鸿山青瓷缶为研究基点，结合历史文献，对缶的基本信息，使用方法等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青瓷缶；乐器缶

2003年3月至2005年6月，由南京博物馆考古研究所和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的考古队，在鸿山开发区范围内进行考古发掘，其中共发掘了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7座。在乐器龛中发现了三件三组缶，这是缶首次作为乐器被发现，意义重大。自此，缶作为一种乐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1 缶的分类

1.1 盛酒或水的器物

《三国志·吴书》卷五一：“促具罂缶数百口澄水。”《易·坎》：“樽酒簋贰用缶。”这里所说的缶即为盛酒或者水的器物。进入青铜时代以后，自铭为“缶”的器物层出不穷。著名的传世缶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栾书缶”，因其铭文中即有“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孝”字样，其缶的名实可以得到确定。湖北省也曾出土过一件青铜铸制的“中子宾缶”，因其自铭而为确定无疑的缶。这些缶的造型都相似，即鼓腹、高领、敛口、平底。这种器类即是用于盛酒或水的器物的缶。

1.2 乐器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可见，缶在古时也是作为乐器使用的。陈旸《乐书》卷一百十五：“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盎谓之缶。”《急就篇》卷三：“甀、缶、盆、盎、甕、罃、壶。”颜师古注：“缶、盆、盎，一类耳。缶即盆也。”王应麟补注：“即今瓦盆”由古文献可知，作为乐器的缶是一种类似于盆的器物。陈旸《乐书》卷一百十五在介绍古缶时亦有配图，古缶确实与盆类似。且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三件青瓷缶也可印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乐器缶是一种类似于盆，敛底而宽上的器物。

2 鸿山缶的定名

关于无锡鸿山越墓青瓷缶的定名问题。王子初先生与张敏先生有所讨论。王子初先生在《鸿山乐器五说》中将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缶定名为乐器缶。而张敏先生在《鸿山乐器五说》驳议——兼论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一文中将出土的青瓷缶定名为“三足缶”，也可名“盆缶”。首先，关于青瓷缶的用途。因为鸿山越墓青瓷缶出土于乐器龛中，可见，当时人们是将它作为乐器看待的，即鸿山越墓青瓷缶是乐器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发掘简报》在对其进行定名时采用有文献记载而无自名者，从文献这一原则。论据有：缶为首次出土的乐器。《易·离卦》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请奏盆缶秦王……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史记·李斯列传》：“夫击瓮叩缶，真秦之声也”，《说文·缶部》：“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寿县蔡侯墓和丹徒吴王余昩墓出土的高领深腹壶形酒器或水器名“尊缶”或“盥缶”，由于作为乐器的盆形缶与作为酒器或水器的壶形缶同名异物，为了与尊缶、盥缶相区别，故名“三足缶”。同时，张敏先生认为，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请奏盆缶秦王”，也可名“盆缶”。

个人认为将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缶定名为乐器缶，确实可以突出其功用，与“尊缶”或“盥缶”相区别，但有些太过笼统。乐器缶是对缶作为乐器的统称，而不能体现出鸿山青瓷缶的特点。若将鸿山青瓷缶定名为乐器缶，日后若考古出土其他类型的缶则难以定名。正如我们可以说鼓包括夹子鼓，书鼓，战鼓等，但确不能说书鼓等同于鼓。

同样，个人认为将无锡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缶定名为“盆缶”也是不恰当的。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缶应该仅为乐器缶终的一类器物。下文笔者有论述缶的放置方式与演奏方式。不难看出，不同的置放方式与演奏方式所对应的缶是不同的。但是古缶的共性即为“缶、盆、盎，一类耳。缶即盆也。”缶与盆的形制相似是肯定的。因此，将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缶定名为“盆缶”也似乎有些以偏概全的感觉。

将青瓷乐器定名为“三足缶”我认为是恰当的，命名为“三足缶”既与其他类型的缶相区别。例如，“尊缶”或“盥缶”，也体现了鸿山越墓青瓷缶自身的特点。同时，因为缶在古时却也为盛酒或水的器物，为了与之相区别，或许“三足乐器缶”更能凸显其作为乐器使用的特点。

3 缶的置放方式

由陈旸《乐书》卷一百十五介绍古缶时的配图我们不难看出，缶的置放方式之一是口向上的方式。无锡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缶底部也有三足，其置放方式无疑是口向上形的。

但是《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曰：“缶，如足盆，古西戎之乐，秦俗应而用之，其形似覆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古时缶的另一种置放方式为口向下的置放方式。缶的置放方式对研究缶的形态，如何演奏等发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缶的演奏方式

缶的演奏方式可分为多种：

第一，口向下放置，以杖击之。《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曰：“缶，如足盆，古西戎之乐，秦俗应而用之，其形似覆盆。以四杖击之。”可见这是缶的演奏方式之一。

第二，口向上，分为有杖与无杖两种。陈旸《乐书》卷一百十五在介绍古缶时配图仅为一口向上放置的缶。而在同书卷一二六，胡缶图中，胡缶旁即有一短杖。由此推断当缶的放置方式是口朝上时，可分为有杖与无杖两种演奏方式。

从古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缶有着不同的置放方式以及演奏方式。不同的置放方式与演奏方式所对应的缶的类型也是不同的。无锡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缶属于口向上，无杖演出的类型。

5 缶研究的意义

首先，史料一直有缶作为乐器的记载，但是考古发掘一直未能出土能够明确认定为乐器缶的器物。这次鸿山越墓的青瓷缶与其他乐器同置壁龛中出土，它必然是乐器。这是确认乐器缶的存在，确定其形制的实物资料。鸿山越墓青瓷缶的出土填补了乐器史上缶作为乐器的空白，意义非凡。

在古代缶乐只被视为贫民用的节奏乐器，如《墨子·三辨》中有言“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但这次缶却与其他普遍被认为是礼仪用乐的乐器放在一起，说明它在越国是有特殊地位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史料中，似乎缶是作为秦国特色乐器使用的。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由此可见盆缶是秦声。而缶却在越国的贵族墓中出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或许缶是由秦国传入越国的。这对研究战国时期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无锡鸿山越墓青瓷缶因与其他乐器同置壁龛中出土被确定为乐器。这就为我国学者研究乐器缶提供了实物资料。因“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盎谓之缶。”“缶、盆、盎，一类耳。缶即盆也。”缶与盆在造型上极为相似。之前也没出土过确定为缶的实物。因此，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可能曾经出土过乐器缶，但是却被人们所忽略。如今，随着鸿山越墓青瓷缶的出土，通过对其研究，在日后的考古过程中若是能发现相类器物，则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样的基础上，乐器缶终将慢慢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其器形，演奏方式，用途以及背后折射出的那个时代的风貌都将渐渐在世人眼前展开。

参考文献：

[1] 王子初.鸿山乐器五说[J].中国历史文物，2009（5）：18-35.

[2] 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3] 张勄.《鸿山乐器五说》驳议——兼论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J].南方文物，2014（4）：28-36.

[4] 朱国伟.古越国音乐研究的新突破点——无锡鸿山越墓的发掘[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

作者简介：王妍（1994—），女，江苏无锡人，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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