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经学”观念的形成及其经学史意义

［摘要］ 皖派经学观念由章太炎在《清儒》一文中作了充分的阐发，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大趋势》加以发扬光大。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章太炎的这个观念用之于学术史传记的编写。皖派经学的典型学风是交相师友，典型特征是由小学入手的实证精神。皖派经学观念逐渐被经学史家所接受，说明这个观念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 皖派经学;观念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 K249［文献标识码］　Ａ［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4—0020—07

“皖派”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术流派，然而纳入这个学术流派的学者远远超出了乾嘉时期的皖南籍人士的范围，当代学者对此时有诟病。这个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我们研究清代经学，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考察这个学术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对于我们今天了解乾嘉经学、正确评价皖派学者的学术成就不无裨益。一汉、宋之别中的吴、皖问题

乾嘉学术的当事人并没有“吴派”和“皖派”这种学术意识。他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学术的自我意识主要体现在“国朝”学术中，这种“国朝”意识只有汉宋之别，没有吴皖之分。自觉意识到“国朝”经学研究特色的当推乾嘉学术领袖人物纪昀，他在《四库总目·经部总叙》说：

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这是清人首次以官方名义确认清代经学有宋学、汉学的区分。纪昀的学术态度表面上是汉、宋兼采，实际上则偏汉抑宋。“经即公理”之说为乾嘉学者致力于经学元典的朴学研究提供了存在的理由。既然经就是公理，那他们从事的关于经的校勘、训诂，就是从事辨识、发掘公理的工作。纪昀貌似客观的评价包含着对“国朝”汉学合理性的高度肯定，但与吴、皖之分没有特别的关系。

乾嘉学人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两书，标志清学自觉意识的完成：

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 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5-6页。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4期丁进:“皖派经学”观念的形成及其经学史意义江藩此处所说透露出他关于“汉学”的思想。第一，“汉学”以两汉为盛，其余则多厄，至“本朝”又进入“汉学”昌明时代。第二，清代“汉学”有两批学者崛起于两地，将经学带入“昌明时代”。因此在江藩的意识中，后来人所称的“吴派”、“皖派”似乎并不存在；“三惠”、江戴经学若有不同，也只是时间先后与地域不同而已。其中“三惠”属于“本朝”经学昌明时代的开创者，江、戴属于后继者。

江藩虽分别以汉学、宋学撰写著作，实际上还是偏向汉学，因而对“汉学”的分析更为细致。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江藩没有刻意按照地区分出两个“汉学”派别，也没有出现这两派的名称。江藩对吴中学者与歙地学者关系的认识可以分为两点：从“汉学”角度看，吴中“三惠”是“汉学”的倡导者，歙地江、戴是“汉学”的响应者；从师承角度看，吴中学者和歙地学者各有师承，而且歙地学者领袖戴震曾以师礼事吴中学者领袖惠栋：

受业弟子最知名者，余古农、同宗艮庭两先生。如王光禄鸣盛、钱少詹大昕、戴编修震、王侍郎兰泉先生，皆执经问难，以师礼事之。 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29页。

引文指出了惠栋学问两类传承关系。一类是“受业弟子”，知名者有余箫客与江声；另一类是“师礼事之”者，戴震名列其中。关于歙州“汉学”的师承，江藩说：

同时学者，郡人郑牧、方矩、程瑶田、汪龙。郑、方二人事迹不得其详。瑶田字易田，又字易畴，歙人，乾隆庚辰举人，太仓州校官，著有《通艺录》行于世。汪龙字蛰泉，乾隆丙午举人，著有《毛诗申成》、《毛诗异义》，皆未刊行。亲受业者，高邮王念孙，字怀祖，乾隆乙未进士，授庶吉士，散馆，改主事，官至直隶永定河道。精于训诂，著有《广雅疏证》十卷。子引之，字伯申，嘉庆己未姚文田榜以第三人及第，今官翰林院侍讲学士，能世其学。段大令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坛人，乾隆庚辰举人，官四川巫山县知县。讲求古义，深于小学，著书满家，刊行者惟有《诗经小学录》四卷，《说文解字注》三十二卷。卢学士文弨、纪相国昀、邵学士晋涵、任侍御大椿、洪舍人榜、汪孝廉元亮，皆同志之友而问学焉。孔检讨广森，则姻娅而执弟子礼者也。 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90页。

据此，则戴震“汉学”群体师承关系实际上分为三类：一类是亲受业者，二类是行弟子礼者，主要是出于对戴震学说的信奉；三类为亦师亦友，受戴影响颇深。第三类尤其不可少，为发扬戴震学术的重要力量。

除了以上论述，江藩还在具体的师承关系和学者编排次序上，体现了他隐含的派别观点。今人漆永祥认为，卷二到卷四介绍的基本上是后来被称为“吴派”的学者，卷五、卷六介绍的基本上是后来被称为“皖派”的学者，而卷七中的学者大多属于后来被称为“扬州学派”的经学家。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11页。

江藩虽然指出了“国朝汉学”兴盛的地域特征和师承特征，但没有明确提出“吴派”和“皖派”经学概念。他将“国朝汉学”视为一个整体，没有对这个整体按照地域或者时间做出进一步的细分。但他的有关“国朝汉学”地域特征和师承特征的叙述，为后人提出“皖派”与“吴派”提供了一些依据。

江藩同时的学者汪中对“国朝汉学”的描述微有不同：

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污，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书》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大成焉。 凌廷堪：《汪容甫墓志铭》转述，见黄山书社《凌庭堪全集（叁）》332页。

汪中之子汪喜孙也说:

国朝汉学昌明，超轶前古，阎百诗驳伪孔，梅定九定历算，胡朏明辨《易》图，惠 定宇述汉《易》，戴东原集诸儒之大成，裒然著述，显于当代。颛门之学，于斯为盛。 汪喜孙：《汉学师承记跋》，见《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134页。

汪氏父子对“国朝”的“汉学”发展所作描述是线性的，没有提到“汉学”有派别之分，对其中戴东原的学术评价高于江藩，以其人为“集大成者”，对后人以戴震为皖派代表有启示。

方东树《重序汉学商兑》从经学史角度回顾了经学的发展历程，对所谓“今之汉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逮乎近世，为汉学者其弊益甚，其识益陋，其所挟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惊名而已。吾尝譬之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于甾畲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弊亩，弃于无用，而群生无以资其性命。今之为汉学者则取其遗秉殢穗，而复殖之，而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将以助农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饭，先生不得饱，弟子长饥。以此教人，导之为愚；以此自力，固不获益。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乎用。 方东树：《汉学商兑》，续修四库全书本951册，第536——537页。

此段模仿《庄子》文风，描述生动，然非学术批评语言。批评“汉学”的种种不是，显示了十分鲜明的学派立场：将自己放在“汉学”的对立面，对“汉学”家一概否定，但也没有吴、皖之分。方东树此书，有姚莹、朱雅、陆继辂、沈钦韩、李兆洛为之题辞，俨然形成“宋学”的阵营。

以上考察了乾嘉学者这些“剧中人”对自己时代学术的看法。显然，在他们眼里，当时只有“宋学”和“汉学”，没有“吴派”和“皖派”，主要原因是富于时代特色的“汉学”主要竞争对手为“宋学”，当事人的注意力尚未转移到对清学自身的深层次认识。二“皖派”经学观念的构建

梁启超认为：“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而章氏辨之尤严。”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趋势》，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4页。这句话前半段说法是成问题的。正如上文所述，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并没有提出吴派和皖派这两个概念；江藩并不认为惠栋开创了一个派别，戴震开创了另一个与之并列的派别。梁启超此说对江藩虽有误读，不过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读出”了“皖派经学”，说明该书对梁启超提出“皖派”经学这个概念是有启发的。

上引梁启超语后半段说章太炎对于吴、皖派别的辨析“尤严”，是事实。章太炎《清儒》一文清楚地规范了“皖派经学”的内涵和外延，应是吴、皖经学之分的首创者：

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章太炎：《訄书》，见徐复《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139页。

章太炎此段中关于清初经学的看法对汪中、江藩说有所继承，但关于惠栋和戴震的经学评价与江藩有明显的不同：江藩认为戴震经学是惠栋经学的“继起”，章太炎将二者看成并列关系；江藩以“三惠”与江、戴并举，章太炎明确指出吴学始于惠栋，皖南学始于戴震；江藩对惠、戴之学的差异未置评论，章太炎指出一为“好博而尊闻”，一为“综形名，任裁断”。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直接说出“吴派”和“皖派”名称，但可以视为心目中已有派别划分，只不过为了追求行文简练，用了“吴”、“皖南”简称而已，而将此意点破的正是上述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趋势》一文。

章太炎描述了一幅皖南经学源流图，此为“皖派”经学观念史上另一项贡献：

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翠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昭、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缜密严栗，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章太炎：《訄书》，见徐复《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144-145页。

章太炎清晰地描述了“皖派”形成和发展轨迹：领袖人物戴震的师承、同学，发源地经学情况、戴学所传和再传情况，以及此一系学者的主要学术成就，对于皖派学术成就的评价明显高于吴派。

梁启超1902年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趋势》，推波助澜，在章说基础上加以衍说，直接提出“皖派”概念，对清代“皖派”经学成就作了系统性阐述：

皖派开祖曰戴东原震。东原生休宁，章炳麟氏谓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术学深邃，言直核而无蕴藉，盖地理感化使然也。清代汉学，阎、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东原少受学婺源江慎修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复从定宇游，传其学。著《东原集》、《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证》、《考工记图》、《声韵考》、《声类表》、《尔雅文字表》等，而关于历算、水地之著述犹多。其论学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乾嘉间学者以识字为求学第一义，自戴氏始也。其乡里同学，有金辅之榜、程易畴瑶田，后有凌次仲廷堪及三胡匡衷、承珙、培翬，咸善治《礼》，而易畴尤明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而皆取师资于东原。东原弟子著者曰任幼植大椿、卢抱经文弨、孔巽轩广森。幼植为《小学钩沈》。抱经专事校勘，《大戴记》、《逸周书》、《荀子》、《方言》、《释名》、《春秋繁露》、《白虎通》，皆所讎定，此外尚数种，古书自是可读焉。巽轩始治《公羊》，为言《公羊》学者之祖，然今文家弗善也。其尤著者曰金坛段若膺玉裁、高邮王怀祖念孙。若膺著《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许学之渊薮也。怀祖著《广雅疏证》、《经传释词》，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凡诸古书文义佶屈者，悉迎刃而解。以授其子伯申引之，作《经义述闻》，训诂之学，至是圆满矣。近世俞荫甫樾为《古书疑义举例》，秉高邮学，而分别部居之。而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文通》，亦凭借高邮（眉叔著书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推其所自出，则亦食戴学之赐也。当是时，天子方开四库馆以藻饰太平，而东原实总馆事。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趋势》；，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2-93页。

此段大论除了发挥章太炎关于皖派的观点外，还特别强调了皖派的成就和贡献。尤其是将马建忠纳入皖派脉络之中，其用意是强调皖派学术的生命力强大，对于现代学术的转型有所贡献。梁启超描绘的皖派经学脉络从江永到马建忠，跨度几达一个半世纪，是一幅宏伟的学派发展画卷。经此两位学术大师的推广，“皖派经学”称呼遂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三“皖派”经学家的构成

晚清章太炎《清儒》一文对“皖派”经学作了清晰的阐释，梁启超随后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趋势》，对章太炎说加以阐发，“皖派”一说大为流行。1925年，支伟成作《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以章太炎《清儒》为宗，全面接受了章太炎的“皖派”、“吴派”观，将清代以考据为主要特色的学问称之为“朴学”。全书以“朴学”将清代“新汉学”学者囊括其中，“朴学”之下设经学、史学、小学、地理学、金石学、校勘学、诸子学类别等。支伟成在撰写该书过程中曾与章太炎往复讨论，书中所收“皖派经学家”是章太炎皖派经学观念的一次学术实践。

该书所收“皖派”经学家从江永、戴震到晚清孙诒让54人，附录收有汪绂以下20人，共七十多人。在这70多人中，歙中或皖籍人士19人，外籍学者占57人之多。

支伟成所收录的皖派经学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属于皖籍经学家，学问路数以考据、文字音韵训诂为根底；另一种为非皖籍，但传授皖派汉学，或与皖派经学有关。

皖籍经学家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江永和江永的弟子，包括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洪榜、洪梧六人，他们均为歙中人士，其中四人师事江永，且互有交游。洪梧以洪榜之弟得列其中。第二类是歙中后辈经学家，包括汪龙、俞正燮、凌庭堪、胡匡衷、胡培翚等。胡澍以胡培翚族侄孙得列其中。第三类是倾慕歙中经学的其他皖籍人士，包括皖南胡承珙、胡世琦、姚配中、包世荣，桐城人马宗琏及子马瑞辰。

非皖籍经学家构成十分复杂，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戴震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第二类是深受戴震影响的同时代人；第三类是私淑戴震或戴震弟子的传人；第四类是深受戴震或戴震传人影响的后辈经学家。

第一类经学家比较明确，戴震嫡传弟子有任大椿，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四位，任兆麟以任大椿族弟得列其后。第二类也基本上有案可查，如与戴震同为四库馆编修的周永年、丁杰、刘台拱等。第三类如朱彬、陈奂、阮元、俞樾，以及受阮元影响的徐养原、冯登府、李黼平、焦循。第四类与皖派虽没有直接关系，由于治学精神与皖派一致而被列入皖派。

这第四类尤其复杂，支伟成的归类原则大体上依据经学家的学术传承（即“师法”）、治学路径（即“家法”）、学术活动（即交游）和学术影响四个方面，因此操作起来颇有困难。支伟成在书中附有与章太炎的问答，其中问者是支伟成，答者是章太炎。以下选择四例予以分析：

1.问：陈左海父子，师友多皖派而笃守汉学，实与吴派为近，究应何列？

答：左海父子学本近吴，列吴派下为得。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海泰东书店1925年版9页。

2.问：张惠言师传在皖，家法近吴，究应何列？

答：张之《易》近吴派，其《礼图》则得诸皖，仍可入皖。

3.问：宝应刘氏三世既遵示移吴入皖，而仪征刘孟瞻父子祖孙及凌晓楼、陈硕甫诸先生虽出皖系，其笃守汉儒，实吴派之家法，亦可移皖入吴否？

答：仪征刘孟瞻本凌晓楼弟子，学在吴、皖之间，入皖可也；陈硕甫专守毛传，尚与吴派不同。盖吴派专守汉学，不论毛郑，亦不排斥三家，硕甫专守毛传，意以郑笺颇杂三家，不如毛之纯也，仍应入皖。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海泰东书店1925年版11页。

4.问：俞理初学问典博，辩论精切，贯串经史百家，不易分派，拟入“诸子学家”，继思亦有未安，或径列皖派如何？

答：俞理初学问甚博，而不能自名其家，其在皖派，又与先哲不同。入之“诸子学家”亦有未安。大抵学博考核而不能成家者，宋世多有，如沈存中、洪容斋是也。其书衹应入“诸子”中“杂家”或“小说家”。然清代此类甚少，如赵瓯北《陔余丛考》、严九能《娱亲雅言》，又不如俞氏远甚。既无朋类汇集，衹有附入皖派，稍似妥帖。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海泰东书店1925年版12-13页。

第一例中陈寿祺父子交友多为皖派，而学术路径更接近吴派，则以治学路径为判断标准，列入吴派学者之中。第二例张惠言传皖派师法，而“家法”与吴派接近，则从师法，入皖派。第三例仪征刘氏等“家法”与“师法”不一致，则从“师法”，入皖派。第四例俞正燮学通四部，入子部、经部均可，太炎建议依然入于皖派经学。由此可见，经、子难分则入经，师法、家法两殊则从师法，友风与学风不协则从学。

这样安排学者的学派类别是有一定的学术认知传统的。乾嘉学术当事人刘寿曾在讨论扬州学人与江永、戴震关系时就说过：

婺源江氏崛起穷乡，修述大业，其学传于休宁戴氏。戴氏弟子，以扬州为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诂之学；兴化任氏，传其典章制度之学；仪征阮文达公，友于王氏、任氏，得其师说。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先大父早受经于江都凌氏，又从文达问故，与宝应刘先生宝楠切磨至深，淮东有“二刘”之目，并世之治经者，又五、六家，是为江氏之三传。先征君承先大父之学，师于刘先生，博综四部，宏通淹雅，宗旨视文达为尤近，其游先大父之门，而与先征君为执友者，又多辍学方闻之彦，是为江门之四传。 刘寿曾：《沤宦夜集记》，《传雅堂文集》卷一，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这是“当事人”自己认可了皖派经学的巨大影响力，以为扬州学派实在是皖派经学在扬州的发扬光大，所师传重于所创造。

支伟成这个“皖派阵营”远远超出了作为地域名称的皖地，可以视为目前范围最广的“皖派经学”。这部书没有另立“扬州学派”门类，恐怕也是从学术影响角度考虑的。按照这种划分，则皖派经学自江永发端，到刘师培结束，绵延了近二百年，清代经学中的代表人物大部分被囊括其中。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是便于排比清代经学中考据派的源流。但不利也是明显的。由于时间跨度过大，地域分布过广，必将忽视清代经学的地域性特征和时代特征。而一个学派的范围过大，时间跨度过广，作为学派的具体特征多少有所淡化，学派划分的意义就会有所削弱。四皖派经学特征的认识

皖派经学概念的提出与另一个经学派别吴派有关，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在比较中体现出来。皖派领袖戴震就曾注意到吴派讲究“师法”重“师承”问题，他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说：

震入都过吴，复交于先生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余君仲林，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先生之学有述者，是先生虽已云逝，而謦欬仍留。震方慨然于徒接先生画像，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可不谓幸欤！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六册505页。

戴震的感觉是正确的。吴派虽无门户之见，却也讲究师承关系。此传统来自惠氏三代传经学，以及惠氏经学以汉学为宗，而两汉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讲究师法传承。后来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撰《汉学师承记》，当为此学派讲师承的体现。皖派学者与之相反，提倡“交相师”，即如江永，为皖派之祖，而戴震等并不刻意强调自己与江永的师承关系，这一点颇受他派诟病，而戴震在不疏园受学江永，也是在成年后的一种类似于师友之间的学问探讨。梁启超说：

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向，隐若护法。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专集第三十四第4-5页。

此处所说“清儒”的“交相师友”应当适合于皖派经学，这是皖派经学的重要特征。而引文中关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原来是针对整个清代“汉学”的，却被一些著名的教科书视为皖派学术的根本特征，如：

乾嘉时期，考据学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乾嘉学派在文禁森严的条件下，逐渐放弃了顾炎武等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风是“博学”、“好古”；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推荐访问:经学 观念 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