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出版大家夏瑞芳的企业家精神

【摘 要】 夏瑞芳是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首任总经理，在任长达17年。他的身上体现了一名现代优秀出版家的企业家精神。他勇于创新，大力引进西方新式印刷技术，以技术立厂，积极建立股份公司制度，通过制度创新进而开创出版物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他敢于冒险，有胆有识，引入日资，采取中外合资方式，并充分借鉴其先进印刷技术和教科书编撰思想，使得商务一举腾飞；他胸襟开阔，宽容友善，善于合作，高薪引进张元济并与其成为至交，广纳各类人才，注重提高职工福利，获得全体职工的拥戴，树立了堪为行业表率的企业文化。夏瑞芳有企业家的目标高远，开拓进取，又脚踏实地，敬业勤勉，用技术、资金、人才与制度为出版提供了一个坚实平台，对中国近现代书业企业制度的建立、教育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近代出版；商务印书馆；夏瑞芳；企业家精神

【作者单位】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欧阳敏，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变迁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CCNU17A06042。

【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夏瑞芳（1871—1914）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任商务印书馆（以下多简称“商务”）总经理长达17年。1897年，他和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集资3750元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并被推举为总经理，相当于当今企业的CEO。就是这么一家上海里弄里毫不起眼的小印刷作坊，短短十数年便成长为当时新式出版界的翘楚，到1914年资本总额达200万元之巨（全国第一），资本额平均每年增长29倍多，其“跨越式发展”令人叹服，由此亦可证明这位近代出版企业第一“CEO”魄力之大、能力之强、业绩之巨。令人扼腕的是，1914年当商务发展如日中天之时，正值盛年的夏瑞芳不幸遭到暗杀，年仅43岁。

由于夏瑞芳去世得太早，留存的相关史料也极为稀见，加之他身上的政治光谱较淡——既不属于亲国民党人士，也与共产党无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谈起商务印书馆，大陆多关注张元济，台湾则推崇王云五，至于夏瑞芳，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虽然商务馆史专家、出版史家还是把他列入所谓“中国十大出版家”行列，但影响仅限于很小的圈子。

作为职业出版家的夏瑞芳不应该被历史遗忘，不仅在于他奠定了百年商务的稳固根基，更在于他是中国近现代新式民营出版业的领军人物，对现代书业企业制度的建立、对转型期中国教育和出版新风气的开创皆有重要功绩。胡愈之曾这样评价他：“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是一个企业家，他首先主张同维新的知识分子结合，再是认清了需要利用日本资金和技术，最后把日本股子收回来，他可说是民族资本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1]早期商务两杰——夏瑞芳与张元济如双峰并立，互相辉映，前者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出版企业第一人，后者则无疑是现代出版文化第一人。在晚清民初书商云集、竞争异常激烈的上海，为何夏瑞芳能取得这样了不起的成绩？本文拟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进行初步探讨。笔者认为，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发展与夏瑞芳的企业家精神密不可分，具体而言，这些精神在他身上主要体现为勇于创新、敢于冒险、善于合作。

一、勇于创新：开创中国近现代出版的新风气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企业家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均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创新精神则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什么是创新精神？本文从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的理论中寻找答案。“他赋予企业家以创新者角色，认为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最具活力的因素，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有关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具体说来，这种新组合或创新包括五种：引入新产品、引入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形式。”[2]概而言之，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指其调动各项要素去创造性地开展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揆诸史实，夏瑞芳较好地践行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19世纪中后期，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需要，开办了一批印刷机构，其引进的西式活字印刷技术比传统书业采用的雕版印刷方法更先进，因而刺激中国印刷业改进。由于西式活字印刷技术的技术含量和经济成本较高，大部分传统书业即使想采用这种新技术也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要么缺乏充足的资金。因此，当时中国出版业的技术光谱仍然是以雕版印刷为主，而后引进了西方不太先进的石印技术，虽有过积极作用，但其缺点也很明显。

在当时，作为“新媒体”的新式出版机构，技术门槛是较高的。夏瑞芳11岁时入教会是在上海的清心书院，在那里总共待了8年。在这段时光里，夏瑞芳学到了新的洋知识，不但学会英文，而且逐渐养成了世界性的视野和心胸。当时清心书院经费不足，要求学生半工半读，夏瑞芳选择做印刷工作，这为他日后走上出版之路埋下了伏筆。1889年夏瑞芳自清心书院毕业，先在一家慈善医院短暂工作后，转投《文汇西报》做英文排字工，后又到《字林西报》，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踏实肯干他很快升任植字部主任。夏瑞芳深知西式活字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广阔应用前景，因此，在精心谋划之后，与他的几位同样精通印刷技术的昔日同窗好友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当时上海的新式出版机构主要由传教士创办，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等，而商务则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一批新式民营出版机构，可以说是点燃了中国新式出版业的星星之火，其开创意义不可谓不大。

从发展逻辑来看，早期的商务印书馆是以技术立馆，几位创办人如夏瑞芳、高凤池以及后来成为夏之妻舅的鲍氏兄弟等都是技艺精湛的印刷人才；而出版技术与出版物形态之间有着一种“协同创新”的关系。目光深远的夏瑞芳显然并不满足于只做印刷，他的志向是要以新技术开创一种新的出版局面。很快，夏瑞芳就找到了开创新局面的突破口。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后，救亡图存的社会意识空前高涨，向西方学习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学习西方首先应该懂得西方的语言（主要是英语），因此，甲午战争后社会上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市场眼光极为犀利的夏瑞芳发现，当时市面上流行的英语教材要么极为粗糙，如一些“洋泾浜”式的学习小册子，英文单词用中文注音，如come的注音为“康姆”，yes的注音为“也司”，等等；要么是翻印自英文原版教材，对初学者而言难度较大。有鉴于此，他决定将早年在清心书院读书时所用的英文原版教材Primer English拿来改编。这本书是英人给印度小学生编写的初级课本，在印度极受欢迎。夏瑞芳为了使教材更加适用，找来近代知名的基督教翻译家、苏州博习书院教师谢洪赍（1873—1916），将该书翻译成中文，配课文单字汉语释义，以中英文对照排版，于1898年起陆续以《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共5集）之名出版。这套教材面世之后，迅即畅销全国，之后长销20多年，至1921年出到第77版。事实证明，该套教材在教育界和出版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内容和形式上具备了近代英语教科书的范式，为后来中国人自编英语教材开创了先例[3]。凭着这套教材，夏瑞芳终于施展开拳脚，而商务的新教育基因也由此成形，后来张元济之所以愿意加入商务，也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夏瑞芳杰出的出版家眼光、气魄和品质。此后，商务从印刷到出版，从一元到多元，用今天的话讲叫主业坚挺，辅业并进，一步步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三的大型文化教育“托拉斯”。

我们过去主要把商务看成一家单纯的出版机构，其实它在当时是靠印刷起家，集编、印、发于一体，多业并举的大型文化教育集团公司。印刷是商务起步的基础，也是它后来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如果说书刊内容上的创新和开拓更多得益于张元济，那么印刷设备及技术上的改造创新则主要是夏瑞芳的劳绩。卢仁龙注意到这一点，很有见地地指出：“作为技术出身的夏瑞芳及早期创始人，对印刷技术的引进与改造有着近乎痴迷的爱好。早在一九O三年就设立黄杨木版部，聘日本技师指导；一九O七年使用珂罗版；一九O九年改进铜锌版，并试制三色铜版；在他去世前一年的一九一三年，商务开始使用汤普森铸字技术，每天可铸一万五千个字；商务确立了自己的‘商务体’字，包括楷书、隶书和粗体，取代了传教士的‘英华体’。夏瑞芳经营商务十七年间，在印刷技术上的发展提高和产能上的扩张战略是其主要贡献，夏瑞芳引进欧美日诸国的现代印刷技术，让商务印书馆成为改进和创造印刷方式的创新工厂，更成为国内印刷机械制造与推广的中心，并最终推动上海确立现代印刷业的发源地与中心。”[4]这一点，恰恰是出版史家过去没有给予高度关注和恰当评价的。

综上可知，创新确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杰出的企业家不仅要迎合和适应市场，更要引领潮流，变革内容，创新技术，开发市场。甲午战争之后，上海滩新开设的书局和小印书房极多，机会极好，但是成功的却极少，而商务印书馆竟然由一家小印刷作坊“跨界”做图书出版业务，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与夏瑞芳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他花巨资采用新式印刷设备，不断改进，还亲自策划出版了一套在全国具有开创意义的英语教材，同时积极建立较为规范的股份公司制度，使商务在较短时间内具备了大企业的框架与内核。赵俊迈在《典瑞流芳》一书中列举了商务印书馆在现代出版史上的众多“第一”，1914年前的是14项[5]，涉及企业制度、引进外资、书刊选题、印刷技术诸多方面。这些无不是夏瑞芳创业、創新精神的具体而全面的体现。

二、敢于冒险：不以成败论英雄

企业家是一个民族中冒险精神突出的一群人，能够带动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提升，同时，“企业家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既有的冒险精神的产物，它同时反过来又诱发这个民族的冒险精神”[6]。西方学者把企业家精神与风险（risk）或不确定性（uncertainty）联系在一起，认为没有敢冒风险和承受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一个企业经营者，要想取得成功，要想企业有大的发展，必须富有冒险精神。甚至可以说，对于一家企业和一个企业经营者来说，不敢冒险才是最大的风险。对于出版企业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法国出版之父罗贝尔﹒拉封（1916—2010）曾说：“出版业是赌博业。”此话耐人咀嚼，颇有启示。

近代出版家夏瑞芳的冒险精神可谓与生俱来，11岁时他独自一人从乡下到上海寻母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戊戌六君子”牺牲后，夏瑞芳不惧危险，大胆承印谭嗣同的《仁学》一书，也体现了他非凡的胆识和勇气。在经营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夏瑞芳以其过人的气魄经历了一场场商海冒险，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正是在这些冒险中，商务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有了跨越式的增长。夏瑞芳执掌商务的十多年，无论是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还是书刊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产品品种的不断增加；无论是管理新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印刷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与应用，还是广设分馆的全国市场布局与开拓，抑或是出版印刷主业之外的开疆拓土、大胆尝试，无不体现出一个大出版家的雄心、气魄和胆略。下文重点通过两个案例来探讨夏瑞芳的冒险精神。

先来看夏瑞芳大胆与日本金港堂合资的案例。实际上，商务早在1900年就曾有过收购日本人所办修文印书局的成功尝试，其后还有过多次与其他书局及报刊的并购或合作经营尝试。而1903年与金港堂的合资经营最为成功，影响也最大最持久，这个合作是具有企业发展战略高度的合作典范。

金港堂曾是19世纪末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在品种和发行数量上都占日本全国一半以上。1902年，金港堂因教科书贿赂案陷入被动，当时有100多人受到牵连，有的甚至被判刑。这起在日本轰动一时的“教科书疑狱案”使金港堂大受打击，此事也导致日本政府提前实行国定本教科书制度，彻底打破了金港堂的教材垄断。疑狱案涉事人员刑期虽不长，但颜面尽失，无法在日本活动，金港堂高层遂决定在上海投资办印刷厂，以安置这些人[7]。当时沪上绝大部分书局、印刷厂的技术还比较落后，虽然商务的技术相对先进，但与老字号的金港堂相比，实力还是太过弱小。如果金港堂在上海的办厂计划付诸实施，商务将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毕竟印刷利润在商务的总利润中占了近一半。夏瑞芳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以一种或许可以双赢的方式来化解这场危机——向金港堂提出合资经营的主张。此时金港堂正处于低谷，其高层也不想在上海与商务印书馆等开展激烈竞争，因此很快便同意了夏瑞芳的提议。

金港堂对商务的发展有较为重大的促进作用，其一是带来了10万元的资本，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投资，使得商务有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其二是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人才和新式教科书编辑经验与方法，使得商务在印刷技术和教科书质量上得到飞速提升，成为行业执牛耳者。如今，中外合资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在甲午战争后不久的20世纪初叶，国内反日情绪日渐高涨，与日商合资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夏瑞芳甘冒风险，以非凡的魄力将日资“为我所用”，同时坚持以我为主，自主独立，冒险中有坚守，最终达到双赢。数据表明，与日方合资以20万元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以后的10年，也正是商务腾飞的10年。

再来看夏瑞芳的“炒股”经历。

自1903年与金港堂合资后，商务生意兴隆，效益蒸蒸日上，且企业成长性良好。与金港堂合资后不久，商务就在当时上海的郊县宝山地区建印刷厂，而工人们大多住在市区，往来颇为不便。为了解决此问题，夏瑞芳与沈季芳合资开办了一家名为“宝兴公司”的房地产公司，资本3万元。沈季芳在商务掌管印信、合同、票证等要件，财务能力突出，与夏一样也是一位冒险家，宝兴公司的业务主要由沈负责。沈依靠向钱庄借贷，经营规模极大，但负债亦很可观；而夏瑞芳则做起了“橡皮股票”生意。

清末的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所以称当时经营橡树种植业的公司为橡皮公司，称这些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为橡皮股票。19世纪末，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橡胶成为众多工业产品的新兴材料，尤其是随着汽车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橡胶公司的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路疯涨。这股热潮先是在伦敦股市出现，1910年，上海滩也出现了各界人士疯狂炒橡皮股票的狂潮，甚至连一些公馆太太、小姐们都变卖首饰来买橡皮股票，而一些大型钱庄则不顾风险拿存户的钱去炒股。30两1股买进，几天之后就涨到90两1股，涨势惊人。生性酷爱冒险的夏瑞芳也加入了炒股大军，凭借精明的头脑，他几番买进卖出，并在股市快要“涨停”之际卖空，最终竟然赚到了一大笔钱。

孰料不久之后伦敦股市狂跌，上海橡皮股亦随之暴跌，几家大型钱庄损失惨重，总额高达500万两，存户纷纷前来挤兑，形成社会风潮，史称“橡皮股灾”。为了“救市”，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拘禁各家钱庄的债户并限令立即还钱，夏瑞芳与沈季芳合办的宝兴公司负债金额亦高达四五十万两白银，其中绝大部分资金借自钱庄，因此，夏不得不将自己炒股所赚银两拿出来贴补宝兴公司，前功尽弃。更糟糕的是，1910年7月，沈季芳怨恨商务没有收购宝兴房产而导致他破产，所以在钱庄倒闭风中他煽动存款于商务的存户提款，使商务处于经济紧张中，损失了10万余两白银，此一事件在商务馆史上称为“夏瑞芳橡皮股票投机失败”[8]。短短数月之间，夏瑞芳的个人财富经历了从冲上云霄到跌落谷底的大起大落，并连累商务印书馆蒙受不小的损失。此时，张元济从大局出发，多方协调，说服日方股东以低息贷款的方式缓解压力，董事会决定夏瑞芳个人所持1000股以每股150元配给大股东，债务完全由他承担。这当然是很惨痛的教训。

在美国百年老字号企业3M公司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口号：“为了发现王子，你必须和无数个青蛙接吻。”“接吻青蛙”常常意味著冒险与失败，但是如果害怕失败，那就什么事也做不了。冒险精神是可贵的，不能以一时的成败来论英雄。夏瑞芳的冒险有成也有败，结果固然重要，但即使摔倒却永不服输的精神更加可贵。蒋维乔在《夏君瑞芳事略》一文中说夏瑞芳“豁达大度，性果断，知人善任，喜冒险进取，百折不回，故能以微细资本，成极大之公司，于我国工商及教育事业，影响绝巨”。诚哉斯言！美籍华人赵俊迈所撰《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家夏瑞芳》（商务印书馆，2017）一书，大概出于为尊者讳而对橡皮股票风波一事只字未提，这似乎没有必要。顺便一提的是，该书称夏瑞芳为“民国第一CEO”“民国大出版家”恐怕都不太妥帖。因为夏主政商务印书馆的17年，其中差不多15年是在清末，民国若满打满算才2年。清末民初民族企业崛起，各行各业都有很大发展，都出现了不少杰出实业家，都有很厉害的CEO。因此，尽管夏瑞芳很了不起，但对他较为准确的历史定位应是“清末民初中国出版企业第一CEO”。

三、善于合作：造就堪为实业界表率的企业文化

“正如艾伯特·赫希曼所言：企业家在重大决策中实行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尽管伟大的企业家表面上常常是一个人的表演（One-Man Show），但真正的企业家是擅长合作的，而且这种合作精神需要扩展到企业的每个员工。”[9]在经营商务的过程中，夏瑞芳的合作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一是他与翰林张元济成为至交，二人共事十余年，共同缔造了商务印书馆的黄金时代；其二在于他以平等合作的心态对待职工，得到了公司大部分职工的拥戴，这与王云五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商务的企业文化成为当时实业界的表率。

合作精神也体现为一种宽容和大度，甚至可以说合作精神就是一种宽容精神。所以也有人把宽容精神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表现为尊重人才，善于使用人才，敢于起用人才，宽待下属和同行，虚怀若谷，善纳忠言等。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案例，以便更直观、深切地了解夏瑞芳如何善于合作，如何宽容友善，奠定了企业文化的基石。

案例一是夏瑞芳与张元济十数年如一日的精诚合作。英国当代社会学家John B.Thompson认为有四种资源对于出版公司来说特别重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象征资本和智力资本[10]。据此而言，有翰林身份的张元济可谓商务最为宝贵的象征资本，同时张加入商务时还投了1万多元做资本，占股近1/4，商务的基础由此奠定。张元济之所以愿意加入商务，主要还是看中夏瑞芳的人品、能力和事业心。夏瑞芳不仅对张本人非常尊重，而且对于编译所的编辑也执礼甚恭，尊称其为“老夫子”，还让工友们称这些文化人为“师爷”，除月薪外，还供给膳宿、茶叶、水烟等。在商务的夏瑞芳时代，张元济主持编译所，夏瑞芳则主抓营业事务，配合得天衣无缝。张元济爱好收藏古籍善本，既为文化保存之目的，也为商务编译所储备选题资料。古籍善本价值不菲，夏瑞芳倾全力支持采购古籍。1906年，湖州“皕宋楼”主人陆树藩准备以10万元售出全部藏书，夏瑞芳将消息告诉张元济，并表示愿意和对方洽商，争取出资8万元将这些藏书买下，要知当时商务账面流动资金也只有十多万元。后来，陆树藩以10.8万元的价格将藏书卖给了日本静嘉堂。虽结果令人遗憾，但夏的倾力配合令张大为感动。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夏张二人之精诚合作可见一斑。夏瑞芳1914年逝世后，先是印有模担任了两年的总经理，而后总经理一职由高凤池接手。高性格、观念迥异于夏，因此张高二人合作得很不愉快，每当两人为公司事务发生冲突时，张元济总要叹气，痛惜夏公去世太早，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夏张二人的“将相和”。

案例二是夏瑞芳与职工之间的平等合作。早年的商务印书馆中存在两个主要派别：教会派与书生派。教会派的领袖是夏瑞芳，书生派的领袖则是张元济，总体而言，教会派对待职工的态度更为平等。蔡元培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中，说他“信仰基督教，内行甚修，接人甚和易”。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夏瑞芳以平等合作的心态对待职工，注重提高职工福利，这也得到了时人的认可。1920年，站在劳工立场的《新青年》曾刊发一组反映上海各行业工人生存状况的文章，其中对夏瑞芳及商务印书馆持高度肯定的态度，请见下文[11]：

吾国工业做工时间，向无规定可言。有时间的规定者，初以印刷业为首，不得不推崇教会的遗爱，又以商务印书馆为首倡……是以印刷业的印刷工人，享受时间规定的利益者，首推商务。

吾国新工业的组合，当以棉、织、丝、茶为最……印刷业者，远不及如上各业的宏大，竟能于二十余年以前，规划时间，与二十世纪的新潮，有暗合的基础，造福全业，其眼光的远大，诚加人一等。该印刷所优美的质点，更有数节，足资据述：（一）对普通工人，有療病所的设备；（二）抚恤金的定额；（三）储蓄金的优待；（四）补习班的夜校；（五）对于女工有保产金的恩惠；（六）幼稚园的组织。此与他厂的工人具优异的实惠，都是夏瑞芳君的余荫，足为建设的基础。

由此可见，夏瑞芳以“宗教伦理”将合作精神推展到每个员工，从而造就出堪为实业界表率的企业文化。在职工心中，夏瑞芳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以至于当1925年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人举行罢工时，工人们在议事会场悬挂夏瑞芳的遗像，全体向之敬礼，并表明罢工缘由[12]，夏在职工们心中的威望由此可见。

企业家应该努力成为蜘蛛人（Spiderman），要有非常强的“结网”能力和意识，企业家自身要成为本公司最重要的“场域”，对其他成员具有向心引力。夏瑞芳的合作精神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

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颇具传奇色彩，一个个传奇的人物、一部部传奇的经典共同造就了商务的辉煌。我们应该记住那个站在120年辉煌历程起点上的一代巨擘——夏瑞芳：他点亮了商务这座中国近现代教育与文化的灯塔，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的新风气，对新教育有重要的扶助之功；他勇于创新、敢于冒险、善于合作，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杰出企业家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至于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不满足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在他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于殿利等人有所概括[13]，不再赘述。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经指出，近代以来，出版商在书籍的传播循环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出版（书籍）与资本的“联姻”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夏瑞芳正是以一个杰出企业家的志存高远、勤勉奋发、勇于开拓、踏实苦干，用资本、技术、人才与制度将商务印书馆打造成一座辐射面广、开放性强的大型传播平台，对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创立、对教育与文化的转型产生了既深且巨的持久影响。

|参考文献|

[1]胡愈之. 回忆商务印书馆（一）[J]. 出版工作，1979（8）.

[2]鲁传一，李子奈.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43.

[3]赵晓阳. 基督教与早期华人出版事业——以谢洪赍与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为中心[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2.

[4]卢仁龙. 寻找现代出版史的失踪者——记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J]. 读书，2017（2）：27-28.

[5]赵俊迈. 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家夏瑞芳[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92-93.

[6]张维迎，盛斌. 经济增长的国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30.

[7]汪家熔. 中国近现代出版家列传 张元济[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18.

[8]长洲. 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股东[A].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52.

[9]宋飞，徐波. 企业发展理论与成长机理[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50.

[10][英]约翰·B. 汤普森. 数字时代的图书[M]. 张志强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8.

[11]赵义民. 上海劳动状况：印刷业内容[J]. 新青年，1920（6）：26-27.

[12] 商务印书馆昨日罢工[N]. 申报，1925-12-24.

[13]于殿利. 中国近代民族出版第一人——纪念夏瑞芳逝世100周年[J]. 现代出版，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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