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综述

摘 要 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没有使用思想道德教育的名称，却一直存在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实践。两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认真梳理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指出不足、提出展望，有利于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其特色与规律，对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工作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两宋时期 思想道德教育 整体研究 专题研究 不足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7-02

历史是什么？司马迁一语以概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思想道德教育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以当代的眼光对天人之际的推究、对古今之变的梳理，从而把握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流变，进而从追寻历史演变的规律中去把握未来的走向，寻求未来的主动。在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发展史上，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其内容、方法、发展脉络、实现途径等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的整体构建，对于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等，都具有较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关于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两个方面。

一、整体研究

在整体研究方面，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涉及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于钦波在《中国德育思想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对宋元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如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德育思想进行了论述。张锡生主编的《中国德育教育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从中国德育的基本概念入手，对人性二元论、礼政观、德才兼备说、穷理说、知行论等宋元时期德育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罗洪铁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在“历史篇”中对两宋时期着重强调了学院的兴起与发展中思想道德教育的独特性体现，系统分析了两宋时期學院教育的内涵和对德育的影响。吴文华主编《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则从北宋范仲淹、王安石的两次改革入手，穿插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理学兴起，结束于南宋陈亮、叶适等事功思潮，大致叙述了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张世欣在《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论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从四个层面展开论述，认为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保守性凸显，同向深化效果显著，自身变革重视不足，理论臻美而思想保守。武东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专门论述了宋元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学校组织和教育途径。

傅琳凯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中对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途径、方法、主体进行了梳理。她认为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中书院、蒙学、人性论思想都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王慧英《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认为两宋时期伦理道德体系日趋完善，北宋重振儒家的纲常名教，南宋表彰理学。谭凤娥《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论及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宋明理学中学思并重、省察克制、因人施教等有一定的阐述。杨元花在《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世纪桥》2008年第2期）中论及宋代朱熹主张把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特点。

二、专题研究

相对于整体研究的宽泛，专题研究更加精细。学者们主要侧重于宋代教育某一方面或者著名史家德育思想的个案研究。

牛梦琪《宋代的社会教育》（《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指出，宋代是唯一将社会教育同地方政权建设结合起来，把能否推行社会教育作为考查官吏的主要条件的封建王朝。但该文只重视分析社会教育的内容、文化、思想等多种教育内容，没有将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教化提炼出来。王有英的《宋代日常读物与社会教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在考察宋代日常读物繁荣的历史背景与原因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蒙学读物、家训读物、宗教读物与社会教化的密切关系。但从整个朝代史来看，经典著作的社会教化过程存在大量的个性因素，对于两宋时期道德教育的社会教化研究只能提供教育教材上的参考。战秀梅《北宋士大夫地方教化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对北宋士大夫加强地方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加以肯定，认为研究宋代地方教化及其实施对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起到借鉴和鉴戒作用。江筱婷《宋代地方官的教化活动——以两浙路为考察中心》（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从两浙路地方官员劝谕、兴学、打击妖异、树立官方认可行为标准四个方面，论述了宋代两浙路官员教化途径。张雪红《宋代儒学教化的文学转向》（《贵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认为宋代儒家对社会伦理观念与国家教化格局的改造和重建表现为重心下移，官府、民间、学校进行了有效衔接、重构与整合。张建东《一个被忽略的教育群体——宋代民间士人的教育活动》（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中倡导视野下移的学术视角，围绕宋代一个基层知识群体——民间士人的基层教育活动展开论述，从而得出民间士人也是推动两宋德育步入繁盛的“剧作者”。赵然在《宋代书院德育的当代价值研究》（西安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中指出，以德育人是书院的核心价值取向，培养出以“明人伦”为基础的，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是宋代书院的培养目标。他从宋代书院的德育目标、德育课程内容和德育实施体系三方面入手，考察宋代书院的德育价值，进行较为理性、客观的分析，得出了宋代书院教育重视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注重榜样教育和德育环境的结论。

由于范仲淹、朱熹、陸九渊、张载等对道德教育皆有深刻的论述，因此还有一些学者从历史人物入手，进行个案性的分析。如孟淑慧《朱熹及其门人的教化理念与实践》（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3年）一书以朱熹的道德教育理念为中心，探讨朱熹的教化理念来源、内容及推广实践。文娟《范仲淹教育思想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认为范仲淹道德教育观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体现在把六经列为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王静对陆九渊的道德教育思想和途径做了介绍，指出对士人和百姓的教化方法“躬行之教”与诉讼教化（《陆九渊论教化方法和途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7年3期）。此外，乡约、家训等也是两宋时期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封娟《〈袁氏世范〉家庭伦理思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通过对南宋时期《袁氏世范》一书及其成书背景进行深入考察，论及以个人修养为主的家庭伦理思想，对其中有益的治家理念进行了探讨，强调加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三、不足与展望

1.要言之，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在整体与专题两个层面的研究上，均已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学术界存在“古代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偏见，直到目前对思想道德教育史的研究总体还处于边缘状态，对唐、宋这样时代特色鲜明的时期，做德育专题研究更是在浅层徘徊[1]4。纵观已有的两宋德育研究，毋庸讳言，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

（1）不均衡，不系统。对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整体贯通性研究较多，对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专门性研究较少。如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就是从整体层面勾勒出两宋时期的德育思想，却并未作深入研究；其次，现有的研究更多是从微观层面切入，对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作分散性的实证研究，如大多集中研究两宋官学、私学、蒙学、书院等，而从宏观层面对两宋思想道德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理论性研究则相对不足。虽然出现了一些涉及两宋德育的著作，但总体来看，仍然是论纲式的勾勒或者是人物谱式的具体研究[2]，缺少从宏观层面对两宋思想道德教育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力作。

（2）史料泛化，视野狭窄。因为学术视野盲区导致收集资料缺偏，或因学科边界不清而致使史料筛选泛化。本人在梳理文献、撰写综述时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以致文献收集泛化，内容与主题关联性减弱，随着德育研究的规范化、常态化，这是我们必须克服和改进的。再者，关于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显得较为粗略、单薄，视野狭窄，多集中于上层重要史家的德育思想研究，对底层人士的德育活动研究不足，如大多集中研究朱熹、二程、真德秀等名人。正如张建东在《一个被忽略的教育群体——宋代民间士人的教育活动》中指出，传研究视角的弊端在于，只注重精英与经典，“一味寻求‘结构’与‘规律’，注重那种近乎静止不变的历史，而忽略了历史进程中活生生的人物活动及其能动作用”，这样必然不利于思想道德教育史的健康、长远发展。未来两宋德育研究在注重史家和经典研究的同时，更需要我们视野下移，加大对两宋民间士人德育活动的研究力度，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3]。

（3）联系实际不足，未能做到古为今用。关于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研究，还存在没有很好地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相结合，进而服务于实践的问题。只注重历史陈述，不注意现代解读，只是史料的整理，而非规律的追寻。更多的是历史语境的本原性清理，忽视当代语境的甄辨性研究，甚至满足于学术上的移花接木，导致理论上的似是而非。正如张世欣在《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论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所说，“长于铺陈，拙于分析；虽有知性，但少悟性；工于史实，疏于思辨，流于述而不作；知识淹没意义，有资料堆砌之繁，缺意义阐述之深”。研究古代思想道德教育，是为了助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在研究中不能忘记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理研究与规律分析同步，才能科学地古为今用，研究也才有的放矢。

2.针对以上问题，个人认为当前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应该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收集、梳理相关史料并细致考证，从零星研究转向系统研究，不断拓宽视野，向纵深方向发展。综合考察两宋时期各种教育活动的共性，从而在宏观层面整体把握这一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并联系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探讨借鉴的教育模式、方法，以期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应当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予以深入探讨。

（1）应从宏观视角对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进行专门性研究。这种宏观视角主要是指学者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史家个人的德育思想，或者是官学、私学、蒙学和书院等某一个层面的德育研究，更多的应该是关注两宋时期史家们所共同关注的重要德育议题、共同体现出来的德育思想共性，以及官学、私学、蒙学和书院德育方式方法的共同点。同时，在这种宏观视角下，将思想道德教育置于两宋这一独具特色的历史时期进行深入的专门性研究，进而寻找两宋德育教育的特色和规律，以供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选择性借鉴和创新性运用。

（2）应当突破传统视角，研究视野下移，拓展研究领域。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官学遍及州县，书院教育蓬勃兴盛，私学的触角伸向城乡的每个角落，整个社会学风淳厚、文风四起，正所谓“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4]。这无不彰显两宋德育教化的成功。而这辉煌的教育成就，不仅仅是在统治者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指导下缔造的，还是在具体参与到两宋教育实践中、对私学教育和地方教化起重要作用的民间士人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在研究两宋德育时，我们不能忽视或漠视民间士人的教育作用，更不能将这一教育群体排斥在视野之外，否则这样的研究就是缺乏活力和肌理的、不完整的[5]。同时，视野下移，关注两宋民间士人的德育活动，有利于拓宽研究领域，丰富两宋德育研究内容。

（3）应当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必须回应现实关切。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两宋德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是回应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关切，而不是只有机械整理，没有现代解读。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既要汇通中外、博采众长，又要立足传统、古为今用。通过对两宋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方法、途径、思想等方面进行梳理和研究，更加注重思辨和现代解读，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努力中，把握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流变，总结其德育的特点和规律，并进行创新性转化，从而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才能真正科学地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张世欣.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论纲[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张宇.宋代历史评论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1）.

[3]周洪宇，申国昌.教育活动史：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J].教育研究，2010（10）.

[4]脱脱，等.宋史卷155[M].中华书局，1977：3604.

[5]张建东.一个被忽略的教育群体—宋代民间士人的教育活动[D].华中师范大学，2013.

推荐访问:综述 时期 思想道德教育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