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体育产业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摘 要：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从基本政策工具X维度和产业链Y维度出发，对国务院46号文的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体育产业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策略性政策过多，知识产权保护过少；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体育场馆建设优势明显，资讯服务处于劣势；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体育服务外包、政府体育采购不足。建议：减少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度，合理配置内部要素；增加供给型政策工具在體育产业销售与消费环节的使用；弥补需求型政策工具在体育产业链各环节中的短缺。

关 键 词：体育产业政策；政策工具；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4-0021-07

Abstract： By applying the policy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policy text of the 46th document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starting with basic policy instruments as the X dimension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as the Y dimension，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Chinese sports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ype policy instruments， strategic policies are too many， whi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too little； in supply type policy instruments， sports venue construction has obvious advantages， while information service is at a disadvantage； in demand type policy instruments， sports service outsourcing and government sports procurement are inadequate. Proposals：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environment type policy instruments， rationally configure internal elements； increase the use of supply type policy instruments in sports industrial sale and consumption links； make up the shortage of demand type policy instruments in various links of the sports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ial policy；policy instrument；policy text；quantitative analysis

体育产业已成为国际公认的21世纪最具活力并具有高渗透性、交叉性、拉动性的朝阳产业、健康产业、绿色产业。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具有与其他产业相同的共性，即注重市场效益、讲求经济效益，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特性：其产品的重要功能还在于提高居民身体素质、发展社会生产、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因此，发展体育产业意义重大。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但与此同时，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还严重落后于同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为了服务和改善民生，并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下简称《46号文》），明确提出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的宏伟目标，部署积极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该政策规定了我国体育产业的中长期目标，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是引导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

政府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桥梁，政策工具的合理选择和应用关系到政策能否有效执行和政策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公共政策的量化研究是公共管理学科领域新兴的重要研究方向，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政策工具指政府可以用来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手段[1]，它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策科学研究的焦点，已经成为新的学科分支和研究领域。它借助于工具的视角和方法将公共政策理解为由一系列政策工具构成的有机体。政策工具有很多分类，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学者林德布罗姆等人把工具划分为规制性工具和非规制性工具；麦克唐纳和艾莫尔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化工具；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政府的供应、生产、补贴和管制4种类型；陈振明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3种类型[2]。罗斯威尔·罗伊和沃尔特·紫葛维特在《产业创新与公共政策：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准备》一书中，根据政策产生影响的着力面不同，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3种类型，认为只有这3种政策工具平衡使用，张弛有力，才能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3]。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政策工具，罗斯威尔和沃尔特的政策工具淡化了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特征，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强化了政府作为环境营造者的角色作用，弱化了政府作为控制者与干预者的角色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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