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里的乡村：作为“文化”的崇明岛

崇明岛地处长江口，是中国的第三大岛，长期属于上海的崇明县管辖，去年进行了撤县改区，现在属于崇明区了。改区前后的这一年间，我多次去做调查，其目的之一就是想了解置于大都市“包围圈”中的崇明人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文化。

调查区域选在竖新镇，原因有两个：一是崇明岛很大，只在一个村子做调查，是很难把整个岛的一个封闭而系统的文化状况相对清楚地呈现出来的。而一个镇则是一个兼备了内在独立性和外部关联性的中型结构形态，可被用来作为一个具有完整功能性的社会“切片”。通过对这个镇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大致分析整个岛的文化状况的。二是把崇明岛从南到北跑下来后，我发现竖新镇是最能代表当代崇明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现在及变迁的镇之一。这里有着成熟的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和完整的崇明岛的文化形态。既有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变化，又有一份对传统文化的厚重保留。

流动中的三类村庄

竖新镇位于崇明岛中南部地区，东连堡镇和港沿镇，南濒长江，西连新河镇，北接前进农场。东西长5.6公里，南北长11.5公里，总面积58.84平方公里。现辖21个行政村、2个社区，共有429个村民小组，13个居民小组，总人口有4万左右。村与村之间的情况差异有些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以仙桥村为代表。该村已开始发展充满现代技术特征的旅游业、果树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等，土地流转程度很高，房屋规划有序，尤其是靠主街的房屋，家家都是才建不久的三层小楼，外表很新也很整齐，有的几户已开起了农家乐。

在路上，基本上看不到本村的年轻人，他们都进城打工去了，偶尔留下来的一两个，还是暂时帮父母打理农家乐生意的。外来人络绎不绝，有小学生排着长长的队伍来参加名为“乡野奇乐会”的乡村嘉年华活动的，也有市委党校的英才班学员来进行学农拓展锻炼的，还有白領或市民来度假、休闲或参加集市而采购崇明糕、酱菜、稻米、鸡蛋、羊肉等当地特产的。

另一类是以春风村为代表。该村的主要产业是蔬菜、水果种植业和瓜子黄杨培育。有的年轻人没有进城打工，而是在家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个别外地人在此常年租种土地。田里的大棚内种着韭菜、杭白菜、油麦菜、小青菜、金丝瓜、黄瓜、茄子、西红柿等；大棚外，西瓜、甜瓜等已爬满了地。本村的土地流转程度相对低一些，可在路上看到一两个本村的年轻人，就是那些留下来种蔬菜水果的。

房屋规划也很整齐，家家院子里都栽培着瓜子黄杨，这些高高低低的黄杨树，被修剪和形塑成各式各样的观赏性盆景。一个正在门外路边散步的70岁的老阿姨指着她院子里的30多棵黄杨树说，它们一棵的售价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而河两岸、沟渠边、田间地头等处，也都遍布了正在培育着的小树苗。

再一类是以响篈村为代表。该村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年轻人几乎都到市区或县城工作了，只有一两个身体有些不适的，暂时无法进城找工作，就留在了家里。路上看到的只有本村的老人，也没有外来游客。该村土地流转程度很高，还没舍得流转的三五户人家，土地面积都不大，只有两亩左右，由家中留守的老人临时种着粮食作物。

村子没有经过统一规划，村民都是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翻盖的新房，因此房子盖得东一幢，西一座的，虽错落但无致，有的是很新的三层楼房，有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瓦房，后者已是断瓦残垣了，多年来无人居住。

这些村子的总体地貌相同，都有肥沃的土地，密布的河流，地理条件较好，也都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有人在此聚居，每个村子都具备完整的村庄形态，也有着成熟的崇明文化。

但不同的是，有的村子已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双向流动”现象，不仅外出的人进城打工，而且留守的人在家开起了农家乐，发展起了旅游业，外来人不断增多，村里顿时热闹起来了，仙桥村就是这类的典型代表。

而有的村子在城市化进程中还处在“单向流动”的状态，虽然进城打工者甚众，但还没有外来人不断地、大批地进来，村子里相对安静，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春风村和响篈村了。

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互补。

这三类村子，基本上构成了该镇整体上的以农业生产、旅游发展和水产畜牧养殖为主的“三轮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并以现代大农业的某些特征、方式甚至规模进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以来的以户为单位所进行的养殖业和种植业都正在“合作社”或“有限公司”中逐渐告别历史的舞台。比如，生猪已不允许个人畜养了，而是被集中起来由企业进行规模化养殖，不流转而由自家耕种的土地已所剩不多了。

这些村里，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在居住和生活，甚至从事一些农业生产活动。随着青壮年陆续进城工作，孩子也都跟着父母去市区上学。通了跨海大桥和海底隧道后，再加上私家车在近些年的普及，青年人也会在节假日回来看看老人，处理点家事，或偶尔帮老人干点农活。

但总体上，明显地，家里人气不足。每个村里，往往都是总面积两三百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到了晚上，通常只有一个房间中是亮着灯的；很多新建的楼房的大门都长时间地锁着，门上布满了灰尘；一些东倒西歪的破旧房屋里更早已无人居住，不再承载本来的居住功能，只是被用于护着宅基地罢了。

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得很简单，一日三餐简单朴素而定时。此外，就在屋里做点家务活，看看电视；或在院子里养养花，喂喂鸡鸭狗；或去地里种种菜，拔拔草；或到路上晒晒太阳，散散步；或去邻居家里串串门、打打麻将、聊聊天等。个别的，短时间地帮儿女照顾一下一两周岁的孩子，而长时间帮儿女照顾孩子的，全部都跟着进城了。那些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日子就过得更简单和轻松了。

接地气的文化形式

那么，在这样一种“流动着”的村子里的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又有着一种怎样的文化形式呢？

我归纳了一下，总体上说，有两类文化：第一类是与本地人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二类是只供外来人来此地进行观光和体验的。二者在当下崇明所推动的“美丽乡村”建设中所身兼的功能不一样。

其中，在第一类里，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产生于现实世界，如饮食文化、园艺文化、器物文化、茶文化等；另一部分是产生在精神世界，如风俗、观念、宗教、信仰等。

前者融汇、浸透、内嵌在了崇明糕点、花卉园艺、铁器打制、木器制造等正在发生着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里，物的文化价值孕育于使用价值中。

一般来说，这样的文化，既有传统性，又有当下性。文化本是在生产和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又会紧随着二者在时代中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自我形塑，从而产生新的文化形式。新的文化形式就是“过去”与“现在”的耦合，未脱离现实世界，也未脱离文化母体，是一种创造性的推陈出新，只是其中有“陈”也有“新”。

比如，崇明糕是非常有特色的本地小吃，历史很悠久，做法也考究，色香味形俱全，有上好的口感和悦目的质感，人们在品尝的过程中，还能得到美的享受。据做糕的阿姨说，现在的崇明糕，在内容、形状和大小上，与过去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糕点是根据人们的饮食需要，处在不断变化调整中的。

东风村的花卉和盆景，很讲究技艺，富有艺术内涵，经常有别出心裁之笔，几乎一棵就一个造型，且有的还奇特无比，甚至有的具巧夺天工之美。栽种和培育瓜子黄杨的农民和园艺人说，要根据时代的审美眼光和艺术形式，不断变化各类盆景的造型，既有传统的奇，又有当下的新。

该镇铁匠师傅打造出的各种器具，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如刀可以切菜、农具被用来锄地等，而且有的铁器是很讲究样式、花纹和造型的，往往独具匠心，蕴含着一些文化的传承。木匠师傅做的橱柜、床等木器上的图案和雕花，也大概如此。

后者体现在镇海寺的重建中。该寺历史悠久，始建于明末清初，当时因为海坍不止，威胁到岛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于是当地人就在海滩上建造了一所寺庙。起初叫龙王庙，后来庙的规模不断壮大，就改称镇海寺了。它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侵略者付之一炬，在1946年时得以重建；“文革”中又被拆除了，到1986年，村民自发筹钱重建；2013年获官方批准重建，现已初具规模和雏形。

由于崇明是一个岛，在地理环境上具有独特性，作为岛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与这一自然条件休戚相关。自古以来，镇海寺不仅在竖新镇这一片地方，而且在更广阔的地域，甚至整个崇明岛，都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文化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商品拜物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充斥了人们全部的现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了真空。除了一些一头钻进“钱袋子”里就一直出不来的人外，大部分的人开始重新思考和寻找精神和信仰的栖息地。尤其是那些又从“钱袋子”里钻出来的人，心情就更加迫切。

因此，重建镇海寺，在一定意义上，是重建豎新镇文化乃至崇明的“岛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行动，主要是自下而上同时也有自上而下的力量相配合的结果，也是与当下现实世界中的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的一种文化的“再”生产。

置于日常生活之外

现在轮到说第二类了。它与当下崇明人的生产和生活有点儿关联性，但又确实很小，所以不像第一类那样是一种密切的关系。然而，它与外来人的关系很大，或说，主要是被外来人重新发现或新建的，具有很强的物质功利性，试图靠供外来人享用以实现“文化消费”的目的，而围绕它的都是一些“洋观众”。

这类文化，仔细看起来，又可分为两种，背后相应地有两群不同的洋观众在支撑。

第一种是有着本土之“根”的，也就是在一些资本的推动下，人们刻意去寻找和发掘本地的传统文化，如扁担戏、竹编术等，其实它们作为艺术或技艺的文化，当前都已在生产方式的改变中退出崇明人的日常生活了，只是前者的逐渐退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者的日渐退出是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两者相差大约10年。

现在，在资本的驱动下，二者在乡村嘉年华活动中作为崇明传统文化的两个最重要的内容而被重新发现、组织、设计和包装起来，从而得以在活动中频繁亮相，表演了一场又一场，得到很多外来游客的欢迎。

而这些“洋观众”不论年龄大小与性别，都在现场拿着手机、iPad或相机拍照或录像，然后在微博或微信圈里一通“秀”，以此作为自己来过崇明和崇明就是崇明的存在性证明。

崇明扁担戏就是木偶戏，在本地有着200年的历史，近年被评上了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表演嘉宾是崇明扁担戏的第三代传人，一位60岁左右的大伯。门票的售价是20元。

我先后观看了两场，其中有一场是成人在看，另一场是小学生在看。两场表演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为《西游记》中的精彩片段。木偶戏的灵魂在于声音和动作，需要表演者有很强的口技本领，同时要求手指和手腕的功夫很厉害，做到声音迷人，变幻多样，动作精准、娴熟而连续，就已很精彩了。

30年前，扁担戏在崇明司空见惯，大人小孩都喜欢看，表演者也不少，他们常常走街串巷，几乎每到一处，都会引来人们围观。但后来，随着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的流行，这种传统文化艺术比起大众文化艺术来，画面不占优势，也没那么刺激，就慢慢地失去了受众和市场。

而现在，城里人在遭遇了大众文化20年后，终于受够了它的喧嚣和复制，转而开始喜欢接地气的民间文化艺术了，有一种回归农村传统文化的冲动。

20多年来，以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文化已被资本给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目前，一些农村传统文化的被“再发现”或说“复活”，也离不开资本的力量，甚至是资本在主动出击的，与曾经孕育这种文化的本土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已基本上没有了关系。在此意义上说，它们只是作为“古董”，被喜欢猎奇的外来人用来观摩和欣赏。至于增加的一些新的文化元素，也是资本为城里受众量身定做的。

扁担戏在崇明“重出江湖”的路径之一即是如此，竹编术的被改造也遵循了大致相似的逻辑。竹编术，就是一种用竹子来编织生活用品的技术。它在崇明的流传，有着比扁担戏更为久远的历史。崇明不盛产竹子，但也不缺竹子，自古以来，人们习惯在房前屋后或河边种上一些竹子，供编织和制造生活用品，也用来从事农业生产，比如豆角、黄瓜等蔬菜会爬上竹架。

在生活用品中，有筛子、篮子和渔具等，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造型，有的还带有图案，因此蕴含着一些技艺性的文化内容。而目前在被重新改造了以后，编织出来的就只是艺术品了，看上去很可爱的小篮子很有观赏性和艺术性，已不再具备作为生活用品的使用性。

参与竹编活动，每位也是20元，教编织技艺的是一位65岁的大叔。在我看来，他的技术并不娴熟，应该是因为有很多年没有从事竹编活动了。而参与者，都是从市里来的年轻人，有大学生，也有上班族，他们对这个活动很感兴趣。参与者在编好以后，可以把自己编的小篮子带回城里，当作手工自制的艺术品来欣赏，实现自我意识的投射和一种文化想象。

觀看扁担戏和参与竹编活动的人，都不是崇明本地人，而是一些生长于城市的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或童年在农村生活但后来因读书或工作进城了，已有20多年没有见过它们的中青年人。确切地说，这些“洋观众”，是来“怀旧”和“猎奇”的小资或中产阶层，属于城市中的“乡愁者”或“乡土派”。

第二种是没有本土之“根”的，完全是在一些外来资本的推动下而进行的现代艺术想象。近些年，主流话语在为崇明创造所谓世界级生态岛的概念，在相应政策的配套、鼓励和支持下，崇明吸引了一些外资进来，有投入农业生产的，也有投入文化艺术创造的。

有一位来自境外的策展人，创造了一个“猪圈文化”的艺术概念，在仙桥村的一片麦田中间辟出了一片地，盖了十几间外形很像过去农村中的养猪棚。乡村嘉年华活动的志愿者告诉观众，这个地方过去是猪圈，所以现是在故地上重建。

但是，在以前的农村中，一般来说，猪圈不会被集中盖在田里的，而是要盖在房前屋后最多是村头的，这样饲养和照看起来才方便。也许，志愿者已跟着艺术家学会了“卖概念”。

这些“猪圈”里，确实有文化，都是一些现代和后现代艺术，有抽象艺术，也有行为艺术。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一间“猪圈”里，展出的是来自冰岛的艺术家的作品。

玻璃墙上的说明文字显示，三位洋人艺术家在一位留学冰岛的中国艺术家的带领下，来竖新镇采风了45天。发现崇明作为一个岛，与冰岛有类似之处，都比较潮湿。他们就开始考虑：崇明人在生活中是怎么除湿的。

他们就想在除湿方法上着手，帮本地人改变一些生活方式。后来，忽然发现，崇明本地的河边、房前屋后和田间地头等处都种了一些竹子。人们现已基本上不再砍竹子来编织和制造生活用具了，竹子长得茂盛。他们想起了竹炭有除湿的功能，于是就去镇上让手工业者焊制了七八个密封的铁盒子，每个有半块红砖大小，然后砍了几棵竹子，削成一段段的，放在铁盒子里盖好，接着放在农民做饭的灶台里，烧制出了一些竹炭。

展台上的竹炭形状各异，一般也就如成人的手指大小。艺术家们认为，他们在一个半月的崇明采风里，为当地人发现一种结合当地气候与物产而生产出来的可在生活中进行除湿的方式，希望在“猪圈”里以艺术的形式再现出来，然后在崇明形成一种“竹炭文化”，从而引起本地人乃至外来参观者的重视，并把这种文化应用到岛民的日常生活中去。

他们给观众说，自己是在坚持和实践着一种艺术改造或再造日常生活的理念。但我感觉此“竹炭文化”仅仅是“艺术”，或者就是个“概念股”，或说是在用艺术来想象生活，更确切地说，是“他者”的生活，而不是以艺术来改造或再造生活，所以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原因有两个：一是崇明人现在用土灶的家庭已不是很多，而用煤气灶的在增加；二是崇明本地虽有竹子，但无竹林，不算盛产。

“猪圈文化”“竹炭文化”的“生产者”同时扮演着“洋观众”的角色，确切地说，他们是境外来的“洋观众”，与上述那些上海市区或中国其他城市里来的“洋观众”既有差异性又有共通性：差异很明显，就是国籍不同，来处不同；共通性则体现在两者都是“观光客”，基本不了解本地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可见，不光是“扁担戏”“竹编术”这种艺术或技艺文化的再发现者和观赏者，还有“猪圈文化”“竹炭文化”的制造者和观赏者，在根本上说，都属于不同类型的“洋观众”。所谓的文化复兴或创造，背后大多都是资本在推动，并非崇明人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在起作用。

因此，第二类文化的“生产”或“再生产”，与本地人当下的现实世界基本无关。

传统与现代的耦合

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种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往往都会根据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现实需要而发生改变，但其内在因袭的灵魂则是一直存在着的，这就是本土性。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多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域广阔，各地间有很大的差异性：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不同；城市文化内部差异也大，如北京、西安的古建筑就不一样，而农村文化内部差异更大，一直就有“入乡随俗”的谚语。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强的地方性。而这种地方性，不仅体现在南北文化之间，也存在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各自的内部。

但无论文化的地方性如何，它们都是与当地人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更准确地说是人在不断的、漫长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来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成形、固定，同时还会继续发生改变的。上述第一类文化中的两者都是如此。

而第二类文化中的第一种，即扁担戏、竹编术等这种传统文化，如果在今天已与本地人的现实生产和生活没有了强烈的内在关联，那么这种文化即使被资本重新发现和激活，也是不接地气的，也许能够被支撑着流行一时，但终究很难长久地存在下去，最多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资本所操纵的某一次活动或表演所征用、消费、观看或反复地被征用、被消费、被观看，但文化本身很难在现实世界中落地生根并达到“老树发新芽”。

至于第二类文化中的第二种，即“猪圈文化”或“竹炭文化”这种最近才被生拉硬扯出来而被展览的，与崇明人的无论历史还是当下的生产与生活都没有多少关联的艺术文化，确切地讲是一种艺术想象，不但不能以文化的名义来实现改造或再造崇明人日常生活的目的，而且根本无法被本地人所了解、认识与认同。到头来，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艺术本身的自娱自乐活动，像海市蜃楼，虽看上去很美，但是虚幻的，并且很快就会消失，还不会在本土留下任何的印迹。

由此看来，只有上述第一类文化，无论它当中的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传统的农村文化在人们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的传统与现代耦合的产物，既具当下性，又有传统性，是接地气的，也有生命力在崇明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和发展，从而能给当地人甚至外来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不同类型的影响。而第二类文化，无论其中的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都非如此：第一种已与崇明人的当下生活基本无关，第二种与人的关系更是远远小于它与艺术、概念尤其是资本的关系。

置于上海这个大都会中的崇明岛的当代文化的基本状况是这样，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有的也在大致分享着类似的经验和逻辑。因此，可以以崇明作为方法，从调查和分析作为文化的崇明中，去反思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给农村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农村文化对城里人的文化生活所产生的“贡献”，还有正在当下存在着的生活及资本各自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重建或重塑的力量与途径，乃至传统文化与新生文化的融合对当代中国人的城乡生活及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所产生的作用，甚至全球资本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多面向问题等。

推荐访问:乡村 会里 文化 崇明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