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五凤楼赋》

摘 要：梁周翰的《五凤楼赋》是宋代辞赋名作，但其中“五凤楼”的确指却是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认为“五凤楼”即北宋东京汴梁大内正南门——“明德门”阙楼，却无法解释东京“五凤楼”文献无征的原因。实际上，“五凤楼”可能是五代宋初时人对宫阙的俗称，并非是东京大内正门的专名；梁周翰又出于辞赋创作的考虑，隐去了“明德门”的本名，造成了东京“五凤楼”不见于宋代文献记载的特殊现象。

关键词：《五凤楼赋》；梁周翰；五凤楼；明德门；宣德门；宋代辞赋.

一

宋初文学家梁周翰（929—1009）所作《五凤楼赋》闻名当世：南宋吕祖谦冠之于《宋文鉴》卷首，朱熹誉之为宋代大赋的“压卷之作”。[1]当代文学史学者也认为此赋在宋代的众多辞赋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2]《五凤楼赋》还为建筑史学者所重视：“五凤楼”被认为是唐宋宫阙建筑的主要形制，梁赋则是反映这一形制的重要文献。[3]虽然历代学人已从不同角度发现了《五凤楼赋》的价值，但其中“五凤楼”的确指，却仍有待发覆之疑。

明代孙云翼认为“五凤楼”是洛阳宫城的正南门：

宋梁周翰《五凤楼赋》，“五凤翘翼，若鹏运风。双龙蟠首，若鳌载宫。”《会要》，“西京大内南面三门，南曰五凤楼。”[4]

孙说是有一定根据的：文献记载，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四月就曾登临洛阳五凤楼大赦天下；宋真宗祥符四年（1011年）巡幸洛阳时，也表示西京五凤楼为“太祖所建，以表瑞应”。[5]一些建筑史研究者虽未征引孙说，却也循着他的思路，将梁赋中的“五凤楼”确定在西京洛阳。[6]

然而，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一则关键史料：王称《东都事略》与《宋史·文苑列传》都记载“乾德中太祖大修宫阙，周翰为《五凤楼赋》以进”，“人多传诵之”，认为此赋为乾德年间（公元963—968年）宋太祖诏修北宋东京大内时所作。[7]由于《东都事略》中的不少内容都源于宋朝“国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南宋学者王应麟就据此在《玉海》中明确提出：“梁周翰有《五凤楼赋》，乃东京也。”[8]此说虽照顾了梁周翰传记数据的相关记载，却在史料方面有一处明显瑕疵——宋代文献并没有明确记载北宋东京有所谓“五凤楼”。这也是历来主张“五凤楼东京说”的学者很少注意的。

总的来看，学界对梁赋中“五凤楼”的位置（在西京或在东京）看法不一。两种主要观点在史料和逻辑上皆有疑问：若“五凤楼”在西京，如何认识颇具史料价值的《东都事略》之记载？若“五凤楼”在东京，又如何解释“东京五凤楼”文献无征的现象？遗憾的是，无论是王应麟、孙云翼还是当代学者，都未有效响应上述问题。[9]本文开篇所谓“待发覆之疑”，旨在于此。

要确定“五凤楼”的所在地，还应从《五凤楼赋》本身入手：梁赋对“五凤楼”所在“京城”的地望有“距天文辰马之墟”的描述。“辰马”典出《国语》，指二十八宿之中的心、房二宿，分野在“宋”，恰好对应着东京汴梁的地望；[10]而西京洛阳却显然不在这一空间范围内。[11]据此即可断定“五凤楼”确在东京无疑。

除了指示地望之外，梁赋对“五凤楼”高度的描述也透露出有关此楼“身份”的重要信息。赋中描述五凤楼“去地百丈，在天半空”；登上此楼，“平地千里，深宫九重”皆可尽收眼底。梁周翰延目远眺的方向很值得玩味——北宋朝廷为免百姓窥伺宫禁，禁止东京城中民居修建过高：《东京梦华录》载，东京的白矾酒楼曾在宣和年间以“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名动一时，但其中的“内西楼”却因高层可以“下视禁中”而禁止登临。[12] “五凤楼”高达“百丈”，又可以望见“深宫九重”，可知应是非经许可不得登临的皇家建筑。

梁赋紧接着还提到楼下“并肩排踵，兼蛮浑夷。万众纷错，鱼龙尊卑”，可知此楼与百姓居住的内城毗邻；赋中还有“峙高阙兮冠百常”“瞻天颜兮分寿觞”二句，可见此楼还是皇帝接近百姓、“与民同乐”的所在。[13]

以上就是笔者在五凤楼赋中发现的主要信息，要完全揭示“五凤楼”的身份则要藉助外证。前引《东都事略》提到的“乾德中太祖大修宫阙”，在《宋会要辑稿》中可以找到印证：

（建隆）四年（即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五月十四日，诏：重修大内，以铁骑都将李怀义、内班都知赵仁遂护其役。

二十四日，明德门成，先是同州节度使张美来进材木，及成，命翰林学士承旨陶谷撰碑。[14]

“明德门”是东京大内的正南门，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宫阙”的概念。[15]此次兴役仅仅持续十天，故虽名“重修大内”，还应以“大修宫阙”为实。这两点都与“乾德中太祖大修宫阙”的记载契合不二，这表明《东都事略》和《宋史》记载可靠，其说至不可易。再观《东都事略》与《宋会要辑稿》，可知梁周翰作赋应缘起于太祖“乾德中大修宫阙”，而所修宫阙就是明德门，故东京大内明德门为五凤楼的可能性极大。

明德门（后改称宣德门）位于汴梁御街的北端，早在太祖朝就是皇帝宣布大赦的重要场所。[16]且宋人习称某（城）门为某楼，“明德门”有时也被称为“明德楼”。[17]明德门的种种特征都与《五凤楼赋》的描述切合符节，梁赋中“五凤楼”应为北宋东京大内的明德门的别称。

总之，“五凤楼在东京”说具有充足的史料依据：《五凤楼赋》以“辰马之墟”点明了东京汴梁地望，其中关于“五凤楼”的种种特征又为大内宫门所独有，此为内证。《宋会要辑稿》印证了《东都事略》《宋史》的相关记载，并将梁赋与明德门联系起来，此为外证。据此断定，梁赋所咏“五凤楼”乃北宋东京明德门，应无疑问。[18]

二

以上论述还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笔者认定“五凤楼”为明德门别名，却没有给出北宋大内城门具有别名的证据。其二还是东京“五凤楼”于文献无征。这两个问题都与“五凤楼”一词的内涵演变密切相关。“五凤楼”一词最早出现于《明皇杂录》：“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19]到了唐末五代，梁太祖朱温曾大规模重修洛阳五凤楼。[20]至此为止，“五凤楼”都还是西京洛阳宫城南门的专名。

而根据《茅亭客话》的记载，五代时期成都也有“五凤楼”：

王先主（王建）自天复甲子（天复四年，公元904年）岁封蜀王。霸盛之后，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凤楼，开五门，雉堞巍峨，饰以金碧，穷极瑰丽，辉焕通衢，署曰“得贤楼”，为当代之盛。[21]

黄休复为宋初之人，《茅亭客话》记述事件的下限在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上距“天复甲子”已近百年，故将此则史料作为五代后期以至宋初之人的回忆，或较稳妥。值得玩味的是，这段材料先说王建造“五凤楼”，又说此楼被命名为“得贤楼”。可见“五凤楼”在当时不是某一楼的专名，而是一类宫阙的统称。[22] “雅名多别，俗名多共。”[23]东京“五凤楼”或为时人俗称，“署曰‘明德之门’”是完全可能的。[24]官方史书立足于记述准确，以“明德门”之名将东京大内正南门载入史册也是合乎情理的。

《五凤楼赋》作为文学作品，其描写明德门却只字不提“明德门”的原因应与史籍无征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不提明德门可能是梁周翰基于文类意识（gee）的主观选择。

中国传统文学体例众多且各具特色，吴乔就将传统文学分为实用之“文”和虚用之“诗”，并两者的关系比作“饭”和“酒”：“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变尽。”[25]所谓“辞胜事则赋”，[26]一篇成功的辞赋常使读者迷醉于“侈丽”的修辞与“闳衍”的幻想之中。[27]虽然在写作中不排斥叙述，但与“记”“序”等写实散文不同的是，“赋”的叙述没有实录史事的必要，甚至还故意隐去真名、淆乱本事，以便拓展发挥想象的空间。[28]同样，梁赋也不必明言作文的事由和所咏城楼的实名——这些信息一般在“赋序”中叙述，但《五凤楼》赋恰恰没有序。

除了泛指宫阙之外，“五凤楼”在五代也常常作一种溢美的比喻：以“建五凤楼手”夸耀文才高妙在当时已成典故。[29]可见“五凤楼”一词被当时文人使用时，其内涵进一步脱离了具体的建筑形制，转而虚化为美轮美奂的“仙楼”意象（imagery）。梁赋对“五凤楼”的描写显然延续并发展了这一传统：

五凤翘翼，若鹏运风。双龙蟠首，若鳌载宫。丹楯霞绕，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绣楣焜耀，雕栱玲珑。椒壁涂赭，绮窗晕红。双阙偶立，突然如峰，平底千里深宫九重。奔星坠而交触，灵景互而相逢。门呀洞缺，若天之裂。[30]

梁周翰先将楼的各个部分比作“凤”“鹏” “龙” “鳌”等神兽，又将楼上的栏杆、画壁与“霞”“虹”“景”“星”等各种天象融为一体，营造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梁赋巧妙之处，还在于将“五凤”作为叙述转向想象的枢纽和阈限（既是楼的名字，又是传说中的瑞兽），一步步将读者带入其构建的“仙楼”想象之中。而“明德”二字包含的道德、历史内涵过于厚重，“明德门”清晰的所指也会祛散赋文中神秘的想象。因此，梁氏选择以“五凤楼”而非“明德门”为题，是由于前者宽泛的内涵给予了作者“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空间，与赋的体裁更为相称。

总的来看，梁周翰《五凤楼赋》所咏“五凤楼”为北宋东京汴梁大内正门——明德门（即宣德门）城楼。相关文献之所以没有“五凤楼”相关记载，可能是由于“五凤楼”在五代宋初是一类宫阙建筑的统称，不是当时东京大内正南门的专名。梁赋仅提到“五凤楼”的原因，主要与“赋”这一文学体裁的写作传统有关，与西京洛阳五凤门并没有直接关系。

注释：

[1]参看（宋）周梁翰：《五凤楼赋》，（宋）吕祖谦：《宋文鉴》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页。“压卷之作”是陈振孙转述朱熹语，见（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8页。

[2]霍旭东就认为《五凤楼赋》是宋初文赋的代表之作，见霍旭东：《宋金元赋概述》，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宋金元卷），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序言”，第6页。曾枣庄在概述宋代辞赋时也著录此文，参见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5页。

[3]唐宋宫阙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重点，关于北宋城阙代表性的研究有：傅熹年著《赵佶〈瑞鹤图〉和它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中国古代建筑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244页。一些学者认为“五凤楼”代表了唐宋宫阙建筑的主要形制，参见无园：《午门和五凤楼小识》，《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第83页。萧默：《五凤楼名实考——兼谈宫阙形制的历史演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第76—86页。

[4]（宋）李廷忠著，（明）孙云翼笺证《橘山四六》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1169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386页下。所引《会要》见《宋会要辑稿》187册《方域一·西京大内》，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57年，第7322页下。

[5]《宋史》卷三《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7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五，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15—1716页。

[6]萧默：《五凤楼名实考——兼谈宫阙形制的历史演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第80页。吴庆洲延续了萧说，见《宫阙、城阙及五凤楼的产生与发展演变》（上），《古建园林技术》，2006年第5期，第48页。

[7]（宋）王称著，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三十八《周梁翰传》，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301页。《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文苑传》，第13003页。

[8]（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四《开宝五凤楼》，上海书店影印，1987年，第3024页下。《玉海》卷一，《乾德修宫阙》，第2898—2899页。支持此说的当代研究有李合群：《北宋东京皇城宣德门考》，《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第65页。

[9]一些研究甚至自相矛盾，如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宋金元卷），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15页。

[10]《国语》言“月在天驷”“月之所在，辰马，农祥”。“辰马”指心、房二宿，见（吴）韦昭注，明洁辑评《国语》卷三《周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62页。

当代学者研究认为，“辰马农祥”指房宿四星排成一列的特殊天象，与心宿无关（王晖：《从曾侯乙墓箱盖漆文的星象释作为农历岁首标志的“农祥晨正”》，《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第94—99页）。惟此观点无关本文宏旨：“辰马”既为唐宋成语，“以汉魏六朝人书解之”即可（王静安语）。此处由韦兵师明示，谨致谢忱。

[11]心、房二宿分野在“宋”是古人的一般认识且渊源有自，可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商》，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56年，第516—518页。李智君：《分野的虚实之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第67页。

[12]（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二《酒楼》，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1页。王安中诗有“金碧楼台虽近篽”一句，即咏此事，见（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7页。

[13][30]《五凤楼赋》，《宋文鉴》卷一，第1—2页。

[14]《宋会要辑稿》册一百八十七《方域一·东京杂录》，第7324页。

[15]“天子、诸侯宫城，皆四面辟其南为门，城至此而阙，故谓之阙”，见（清）汪中撰，戴庆钰、涂小马校点《述学·解阙》，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16]见《东京梦华录注》卷二《御街》，第51页。（宋）王应麟：《玉海》第六十七《乾德明德门大赦、太平兴国丹凤楼大赦、端拱干德门肆赦、祥符封禅坛肆赦》，第1266页下、第1267页上。还有学者强调宣德门作为可以俯视御街、御廊的建筑，为皇帝不时移步宫外，将自身置于民众之中提供了空间。参见[日]久保田和男著，郭万平、王曼琳译《宋都的宫城前空间——关于开封宣德门与御街、御廊的比较都城史考查》，苏智良主编《都市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66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南开封宋都御街南北两端各发现一座宋代门址，认为其中一座可能是宣德门（明德门）遗址。但受遗址叠压和地下水位等因素影响尚未开展全面发掘，因此关于北宋明德门的位置和规模尚无可靠考古数据。参见丘刚：《北宋东京御街遗址探析》，《中州学刊》，1999年第6期，第155—157页；刘迎春：《北宋东京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04—207页、第303页。

[17]《宋史》中就有“太祖御明德楼”的说法：《宋史》卷四百七十八《南唐李氏世家》，第13860页。明德门后改名宣德门，《东京梦华录》多以“宣德楼”称之。见《东京梦华录》卷一、二、六、十，第30页、第51页、第52页、第164页、第165页、第171页、第235页。

[18]目前学界关于北宋时期汴梁的皇城、宫城是否分离尚有争论，亦难断言宣德门到底是“宫城”正门、还是“皇城”正门。本文无意讨论汴京城市结构的相关问题，权且根据宋初文献的一般记载，称明德门为“大内”南门。相关争论可参看孔庆赞：《北宋东京四城制及其对金中都的影响》，《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62—65页。刘春迎：《金汴京（开封）皇宫考略》，《文物》，2009年第9期，第71—75页。焦洋：《北宋东京皇城、宫城的“名”与“实”》，《南方建筑》，2011年第4期，第72—77页。李合群、刘书芳：《再论北宋与金代开封皇宫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12年第4期，第130—135页。

[19]（唐）郑处诲撰，田廷柱点校《明皇杂录》卷下《唐玄宗大酺》，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6页。不少建筑史学者据此将五凤楼的创建推溯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之前。但郑处晦生活于武宗会昌年间，上距开元已将近百年；况此时的洛阳已非玄宗时期的洛阳，故郑氏之说颇为可疑。笔者将另文探讨。

[20]《旧五代史》卷十四《罗绍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0页。《新五代史》卷三十九《罗绍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417—418页。

[21]（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二《崔尊师》，（宋）钱易、黄休复撰，尚成、李梦生校点《南部新书 茅亭客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22]临济宗四祖风穴（延沼）禅师（986—973）的语录中有“五凤楼前”“问取皇城使”的话头，即将“五凤楼”作为宫阙的统称（或俗称）。见（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十一《南岳下七世·南苑禅师法嗣·风穴延沼禅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75页。

[2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第220页。

[24]在元明杂剧、评话等民间文学作品中，以“五凤楼”代指宫阙似为惯例：或称秦皇宫为“五凤楼”（《全相评话秦灭六国》卷上，钟兆华撰《元刊全相评话五种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189页）；或称白居易“常走马在五凤楼前”，称唐代某举子要“到九龙殿里题长策，五凤楼前骋壮怀”（[元]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明]臧晋叔编《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58年，第886页。不着人撰《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杂剧》，《元曲选》，页869）；或称苏东坡“到五凤楼下谢恩”（冯梦龙编，许政扬校注《喻世明言》卷三十《明悟和尚赶五戒》，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页486）；甚至有杂剧直接以五凤楼为题，如《五凤楼潘安掷果》（见钟嗣成：《曹楝亭刊本录鬼簿》卷上，钟嗣成等著《录鬼簿》（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8页）。除此之外，清代小说《野叟曝言》也提到文素臣“由西华门而入，到五凤楼后，早望见金銮殿上”云云，亦将故宫午门称为五凤楼。这些现象是否反映了“五凤楼”一语在民间口传的“小传统”中有相当势力，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5]（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79页。此处引文参照了四库馆臣的缩写，与原文有一定区别，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七《集部·诗文评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5年，第1805页下。又，缪钺先生在1957年就曾引用吴说，解释诗与散文的差别，见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8页。一些当代学者的研究还可参见孙绍振：《古典诗论中的“诗酒文饭”之说》，《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5页。

[26][汉]扬雄撰，韩敬译注《法言全译》卷二《吾子》，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97页。

[27]“侈丽闳衍”语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56页。

[28]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是最典型的例子。另外，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在扬雄的一篇以叙述见长的赋——《羽猎赋》中也发现虚幻性的描写，这似乎更能说明“想象”和“夸张”是赋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康达维著，苏瑞隆译《扬雄〈羽猎赋〉的叙事、描写与修辞》，《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86—88页。

[29]见（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李裕民辑校《杨文公谈苑·建五凤楼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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