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建筑创作之比较

1.前言

建筑的形式与意境是建筑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两个方面，一座优秀的建筑作品不仅仅需要具有优美的形式，还要富有美好的意境，而建筑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和美学所影响，正是因为中西方在文化与美学上存在的差异，形成了二者之间在建筑创作的理念和方法上的不同。

2.中西方文化之比较

2.1中西方文化的演变历程

对于文化，一定要有一个动态的理解。人类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文化都是在与社会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不断摒弃旧的元素，同时不断产生新的元素而延续下来的。

以中国为例，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到汉朝的“独尊儒术”，魏晋时期的玄学兴起，以及隋唐以后儒、道与外来的佛教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是多元走向又是整体复合的文化大系统。直到近代，中国文化爆发了一场大变革，从上世纪初以“打倒孔家店”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到今天，有人又在反思百年中国文化的变迁，试图构建所谓的“新儒学”体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演变和发展。

西方文化也是如此。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的演变更是跌宕起伏：从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到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基督教文化，然后经过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近代的工业文明，逐步形成“以分析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现代西方文化，这是一个漫长的，同时也是非常惨烈的演变过程。

历史的事实证明，任何文化都在不断演变和发展，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因此，用一种静态、不变的观念来比较东西方文化这样两个大系统显然是很不科学的。

2.2中西方美学的差异

纵观中西方文化及美学的历史，不难发现，西方美学多是以“形”为中心，而东方美学则是以“意”——即“形神合一”、“情景交融”所产生的“意境”作为自己审美活动的核心。由形式美提升至意境美，这是一种由形及神，由景及情，最后创造出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入人们心灵的美的感受。因此，情景交融是一种东方式的，有很高文化品位的审美理想。

在西方美学中，形式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有的学派甚至把“形式”提升到宇宙和美的本体或本质的层面。自古以来，西方人对形式的研究十分重视，在他们看来，形式所反映或代表的是美的本质和规律。两千多年来，不同学派试图从数理、心理、伦理等不同方面来阐释有关形式的问题。与建筑关系密切的如毕达哥拉斯的“数理形式”、格式塔的“完形结构”、卡西尔的“符号学”，以及源自哲学和社会学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等等，都是关于形式方面的研究。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美并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是可解可读的。西方建筑史中，那些著名的神庙、宫殿，都由一系列精确的数字关系所构成，如黄金分割定律以及比例、尺度等，这些都是一种美的法则。近现代建筑史中，解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也是和西方哲学和社会学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拓朴数学、仿生学以及通过电脑随机生成所产生的变化无穷的形象，更是使西方建筑师们的创作思路更加富有变化。

但也正是由于西方对于形式的过分追求，这也令他们陷入到一种极端的状态中——对于形式的绝对化。近五十年来，“唯形式论”、新“形式一元论”几乎成为西方艺术的主流，他们提出“形式就是一切”，甚至有些前卫艺术家认为“只有作品的形式能引起人们的惊奇感，艺术才有生命力”，“艺术的本质在于新奇，艺术的观点也在于新奇”，这种极端主义的美学思潮对建筑有极大影响。西方的美学观从现代主义“功能决定形式”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形式包容功能”的另一个极端。例如库哈斯设计的CCTV大楼、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汉姆博物馆等，就是一种追求形式的代表作，但是他们不仅是西方建筑界的炙手可热的建筑师，也是一部分中国建筑师的偶像。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形式的理解相对于西方来说就要简单得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相对于神、意、情而存在的外部形态，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对形式的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从古人的话中我们就可以得到证实，从老子的“大象无形”，庄子的“大美不言”，到“得意而忘形”等观念，几乎否定了形式和形式美的存在。虽然以后出现的“形神毕出”以及“形神兼备”等描述，才慢慢提高了“形”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尽管如此，中国文化历史上对于形式和形式美的忽视还是对日后的建筑创作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对于一些西方建筑师的优秀作品，我们不能只是从“纯形式”的角度去欣赏，他们对形式和形式美进行研究，并把它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这一点就值得我们重视与学习。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文化中所不具有的，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部分——意境，古代的营造活动中更是有“天人合一”、“物我一体”、“阴阳有序”的文化观念，“大象无形”、“大美不言”所描述的就是一种意境，这从中国古典园林中就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经历了由物质认知向美学认知的转变，追求一种托物表意、形以寄理的精神世界，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具有一定功能，又极富意境的场所环境。这种感染力比建筑的外在形式美更为深刻，更为丰富，也更为持久。

3.中西方建筑创作理念之比较

建筑创作的过程是一个理性思考与意向生成的结合过程，一件好的建筑作品应该同时包含理性与非理性这两方面的质素，两者缺一不可。如果缺乏理性，非理性就变成虚妄；而如果缺乏非理性，则理性就成了教条。一个好作品的产生，必然是理性分析和意象生成这两者有机的复合、完美的匹配。这就是建筑创作的方法论。

西方的建筑创作自古以来就是注重形式的，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建筑理论家阿尔伯蒂就在他的著作《论建筑》中写道：“我认为美就是各部分的和谐，不论是什么主题，这些部分都应该按这样的比例和关系协调起来，以致既不能再增加什么，也不能再减少或更动什么，除非有意破坏它。”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审美就是以“恰当、匀称、优美、和谐”等作为建筑美的标准，建筑创作也一直是按照这样的标准进行。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西欧和美国一些建筑师提出了改革建筑设计的主张。例如法国建筑师拉布鲁斯特提出：“在建筑中，形式必须永远适合它所要满足的功能。”19世纪后期，美国芝加哥一批积极改革、大胆创新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形成了一个建筑流派──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沙利文就一度主张“形式随从功能”的原则。这看似是对注重形式的传统观念的一次转变，但传统观念在西方的文化中是很难得以消除的，20年后，芝加哥学派就在学院派的冲击下沉寂了。从19世纪末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倡导建筑改革的人更多了。有的人运用新的建筑材料，有的人在建筑形式和手法上进行创新，例如德国建筑师彼得·贝伦斯于1909年设计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透平机车间是一座反映新建筑观念的著名厂房建筑。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30年代是建筑思潮十分活跃的时期。由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带来更多的新的建筑类型，要求建筑师突破陈规。建筑材料、结构和设备方面的进展，促使越来越多的建筑师走出学院派的象牙之塔。在这期间，影响较大的有表现派、风格派、构成派等注重造型风格的建筑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建筑师，德国的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以及法国的勒·柯布西耶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主张强调建筑随时代发展变化，现代建筑应同工业化时代的条件相适应；强调建筑师要注意研究和解决实用功能和经济问题，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采用新材料和新结构，促进建筑技术革新；主张摆脱历史上过时的建筑样式的束缚，放手创造新形式的建筑；主张发展建筑美学，创造反映新时代的新建筑风格。这也就是所谓的“现代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建筑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在50～6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社会生活方式也有明显的变化，对建筑和建筑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现代主义建筑在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中，遇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也出现相应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建筑师要求建筑形象更有表现力，他们不再遵从“形式随从功能”、“少就是多”、“装饰即罪恶”、“住宅是居住的机器”等信条。他们提出建筑可以而且应该有超越功能和技术的考虑，可以而且应当施用装饰，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历史上的建筑手法和样式，现代建筑也应该具有地方特色等。因此，50年代西方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国建筑师斯通和雅马萨奇为代表的典雅主义，以及英国建筑师史密森夫妇为代表的“粗野主义”，还有强调在建筑中运用和表现高技术的“高技派”，强调建筑造型亲切宜人的“人性化”建筑和具有地方民间建筑特色的“地方化建筑”等。总之，西方建筑界对于形式追求的热情又再次变得高涨起来。

20世纪60年代后期，无论是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混杂、折衷、扭曲、含糊、迁就、过多，还是具有破碎、冲突、动感、不稳定的结构主义，都创作出许多造型夸张的、颠覆人们传统审美观念的建筑作品，由此可见，在西方建筑界中，建筑创作中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对于形式的追求。

与西方建筑创作的历史相比，中国建筑的发展史最辉煌的时期多在古代，并没有经历西方建筑史中多种流派的激烈冲突与快速发展，近现代的发展更是缓慢，多是以向西方建筑学习为主，倒是中国传统建筑在空间和意境的塑造上有自己独到的手法。

其一，建筑室内外空间的匀质性：西方的园林是以建筑为主体的，周围环境的布置多是围绕建筑展开，多呈对称分布，注重轴线和几何形态，如法国的凡尔赛宫等；中国的建筑空间则是注重的是一种室内外环境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虚实相生的匀质空间，并利用这样的整体空间来衬托建筑，烘托气氛。

其二，注重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早在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这样的观念存在，说明中国很久以前就意识到建筑与自然融合的重要性，在建筑选址时就知道要“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道理。建筑与环境的融合不仅塑造了一种意境，还可以使建筑具有生命力，形成良好的小气候环境等等。就如同在气候干燥的北方，人们总是会在四合院中种上一些花草树木；在温暖湿润的南方，人们在营造庭院时，更是广种树木花草，叠山置石，甚至运用“借景”、“对景”等手法将自然风景引入建筑中来。建筑自然化——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大特色。

其三，空间形态的随意性：西方古典园林注重轴线意识，强调几何性、对称性，喜欢将自然环境人工化；而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江南建筑，多半是因地制宜，顺应地势而建，轴线的不断变化，空间层次及形态的不断转变，道路的迂回曲折，追求一种自然的、未经雕琢的空间意境。

4.中国建筑创作的现状

在新技术、新材料、新观念的冲击下，中国建筑在近现代虽然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与发展，但与西方国家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对中国建筑师来说，我们要坚持创新，深入理解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结合所在环境，而不是一味的模仿与抄袭。

没有理念支持的建筑创作是肤浅的。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建构自己创作理念，和加强自己的文化素养，以及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的建筑创作过程中，建筑师往往由于缺乏自我意识，对建筑的认识有失偏颇，文化内涵的缺失，以及技术手段的缺损，以至于设计出的建筑作品追求浮夸的奇异特，一味地复制欧陆风，建筑粗糙而无细部等等。正是因为如此，才造成了人们对于中国建筑师缺乏信心，众多大型项目宁愿花重金邀请国外建筑师设计，甚至连一些中小城市的住宅开发项目也邀请国外建筑师来做。例如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等重要的标志性建筑都是出自外国建筑师之手。

对于未来中国建筑的出路，中国的建筑师们所要担负的责任，不仅仅是利益与责任，文化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某一方面，更是要平衡这三者的关系，做到“能主之人”，创造出此时此地的“人”的建筑，在吸取西方先进的创作理念的同时，更要强调自主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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