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录

在《读书》杂志的这一栏里，对“三联”的出版物已经睽违良久。这并不是我们不愿介绍自己的出版物，主要是，在商品浪潮的，冲击下，刚刚恢复建制的这家新开的老店，有点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老店”要顾自己声誉，不愿过份胡搞乱来；“新开”却无经济实力，难以长久亏本出书。无奈，只能实行“土遁”，暂时少同读者见面。因此，读者多有“三联书店在哪里？”之问。

经过一、二年努力，出版了一些自以为并不太丢脸面的通俗读物之后，总算略有赢余，可以拿出一些“传统节目”来了。按照财政制度，出版社的赢余，必须逐年按比例上交，今年之赢余，无法拿来贴补出版明年的学术论著。一旦赢余上交，便如文入公门，九牛难回。所以，三联书店今年下半年的重大任务之一，便是努力亏本。这消息一传出，学术界大多拥护，要求列入亏本名单者不乏其人。但是，且慢，薄著从发稿到出书，至少一年。现在准备的书，明年是否有钱问世，是心里一点没数的。所以，眼下可出的，只是多年以来已成型而未出的部分书稿，而非其他。学术界多认为，出版社有钱便应贴补亏本书。殊不知，这里还有许多但书。

叹了些苦经，只是闲文，现在，来说正题：介绍一些“三联”的最新出版物。

《读书》杂志编辑部编过一套《读书文丛》，得到过一些读者的青睐。两年停板，现在又重新转动。两个月内，一口气推出七种。多亏作者支持，慨允出版社先成型慢开印，让我们觅得资金，再行集中出书。这七种是：

《在语词的密林里》，尘元著。此书内容，有一半曾在《读书》刊载，引起不少读者兴趣，亦不乏响应者，先有王蒙，后有桑晔，至今余响未绝。成书之时，作者又大事增补。作为社会语言学家，敏锐的观察力与清隽简洁的文字，已使其独具风采，而作者所谓“随意拼接”穿插于文中的小图，更令人心赏不置，那是“密林里”的狩猎者不时绽出的微笑吧。(4.50元)

《乡愁的理念》，董桥著。《读书》曾刊柳苏长文：《你一定要看董桥》，此后，不少读者要求出版董著。其实，三联书店早就在准备出贩董著。这是第一本。但愿今后还有赢余，让出版社可以继续努力。(3.60元)

《墨磨人》，柯灵著。这书出得及时：问世之时，正是柯灵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周年纪念。但是，书是一九八七年约稿的，九一年出版，历时四年，又实在出得太不及时。柯灵老人慨叹“非人磨墨墨磨人”，看来非徒墨在磨人，把墨迹变成铅字，更能磨人。这是十分对不起全力支持《读书》和“三联”工作的柯灵同志的。(4.50元)

《红楼启示录》，王蒙著。此书由宗璞作序，她认为读此书“真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薰风之感”。王蒙提倡“作家学者化”，他是身体力行的。在这本书里，王蒙是一位“作家化的学者”，你既能见到学者的渊博、深邃，又不乏作家的机智、清新。(5.20元)

《英诗的境界》，王佐良著。王先生在这里介绍了三十多位英国诗人及其代表作，不仅论其人其诗，而且精译了几十首英诗(附原文)以为后学的典范。作者说，他写这些随笔时，“努力写得放松亲切一些，开门见山，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尽量避免学院或文学家圈子里的名词、术语，却不怕暴露自己的偏爱、激情，把读者当作一个知心朋友，希望他有耐心倾听我的小小的心得，如果他能因此而进一步阅读原著，那就更是我的希望了。”这些话，无异是在表述一种我们《读书》力图追求(又往往难以企及)的风格。因此，尽管在拟出的《读书文丛》中，已有王先生的另一册(即出)，也决心把这书列入《读书文丛》。(4.40元)

《周天集》，室利阿罗频多著，徐梵澄译。这是一种译作，包括几百条哲理性的格言。译者徐梵澄先生说，本书“虽出自大师之心裁，然亦是东西方文教菁华之采集”。“三百六十余条中有一、二条制度读者欣赏，有会于心，则译者感觉这译的功夫没有白费”。《读书文丛》一般不收译作，但名著名译，又作别论。(3.10元)

《歌德与中国》，杨武能著。这是叙述中德文学因缘的论著集，季羡林先生作序。季先生在序中谈到对西方文化应取之态度，极其精辟。季先生说，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落后，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杨武能的这本书能对他们“起振聋发聩的作用”。(4.30元)

在学术论著方面，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两种海外学人的著作：《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秦家懿、孔汉思著，吴华译。5.40元)和《一苇集》(杭之著。5.10元)。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是一位华裔教授(秦家懿)和一位德国教授(孔汉思)的对话集。秦教授熟谙中国文化思想史，孔教授则是世界闻名的神学权威，他们合作申论中西宗教的比较，具有相当学术价值。孔教授原名Hans Küng，一译汉斯·昆，默默曾在本刊介绍他的学说(一九八×年第×期)。

《一苇集》和他的作者杭之，在海峡对岸，自是名著名人，在这一边，可能都还陌生。杭之先生为林毓生教授之私塾弟子，精研韦伯学说，力图以此解释、批评台湾社会的种种现象，所作文化评论，最是深刻。我们可由此书见出台湾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显现的种种弊端，以及杭之先生的精锐的解剖。

翻译书方面，有一本书很受称道，这就是德国学者西拉姆所著《神祗·坟墓·学者》(刘元译，7.80元)。这是讲几十位外国考古学家的故事的书，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些著名的墓葬如何被发掘，许多艺术珍品如何得以发现。但是，这本书的意义远不止此。它向我们显示从事科学工作需要何等样的执著和坚持精神。没有这些，任何未知的事物都难以为人所知。

《文化生活译丛》也是读者久违了的一套书。最近出版了两种：《人与事》(帕斯捷尔纳克著，乌兰汗、桴鸣译。6.60元)和《我与兰登书屋》(塞尔夫等，陈瑞兰等译。5.95元)。帕斯捷尔纳克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这本书是他的自传。《我与兰登书屋》则是一个出版家的自传。两本自传，出自美苏两个不同国家，两个不同行业的人之手，无非都想显示一种人格力量。诚然，在这方面，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与出版家塞尔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顺便说说，上面介绍的这些书，印数都很有限，只是三五千本而已。中国之大，怕是不少有心人未能买到。那么出版社为什么不多印？这话说来又长，不说也罢。总之根据中国国情，目前只印了这些。有兴趣的读者，可尽快与三联书店发行部联系。

九月里，是书的节日，盛况早有新闻媒介作了生动报道，这里介绍的几种，实在只是眼中所及——

《儿童杂事诗图笺释》(钟叔河笺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2元)，乍见之下，不觉“惊艳”——周作人诗，丰子恺画，已是珠联璧合；配以别致的开本，精致的装帧；兼以精心的编排并详而博的笺释，也可谓“四美俱”、“二难并”了吧，至少是近年出版物中不多见的精品之一。儿童诗、儿童画自然并非全为儿童作，不过取其活泼、轻松又随意的形式而已。记述风情民俗是其价值所在，诗与画本来明白易晓，而笺释却必不可少，即因其广征博引，并间以各种插图作为补充，而丰富了它的层次。不过书的可爱与有趣，也还在于它的作者们是漾着一朵温和与宽厚的微笑去品味生活，久历红尘的“大人”追忆童年旧事，很难再说那是童心，但对生活中美丽的东西不能忘情，却是天真的童心中所没有的幽默，也正是所谓“有意味的‘没有意思’”吧。阿丽思的奇境是儿童们所需要的，“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笺释》引《自己的园地》)其实，就是大人们，也常常是需要的呀。

我看到的这本《女皇武则天》(吴枫、常万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5.10元)，已是它的第三版，可见此书是受欢迎的。但我不知道这受欢迎的原因是否由其“女皇”二字引起，又或因此而使人们产生某些对现实的思考。不过我所欣赏的，却在于它并没有在“女皇”上大做文章，而是着重描绘了一位同中国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男性皇帝一样的政治家。并非因为武则天是女性，就与久已成为世界主宰的男性政治家有所不同；却因为她是政治家，而与绝大多数的女性不同。她是女性中的特殊，而非政治家中的特殊。所谓阴险毒辣、残暴专制之种种，自然也并非女性之专属，而是政治手腕所必需。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这一位女皇帝，既非男性的耻辱，亦非女性的骄傲，而不过是一位书写历史的人——她执政的五十年，上承“贞观”，下启“开元”，国力未衰，人心稳定。是治世，而非乱世。为武则天立传，也就是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历史中的个人，是不必美誉也不必丑诋的。

辽宁人民出版社新出版了一套以史料取胜的《九·一八事变丛书》。“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整整六十周年了，可是，它仍不失为我们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好的教材。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此书题词：“研究近代史、现代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要“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过去”；张学良将军题词：“历史伤痕，痛苦回忆。”“九·一八”事变使当时东北的政治、经济及其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同时，“九·一八”事变又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燃火点，至今，研究“九·一八”仍是研究二次大战的人们关注的热点。

丛书共六册。有：《“九·一八事变图志》(林声主编，38.30元)，此书共二十五万字，二百七十一幅图片。它以生动的文字，配以丰富的图片，形象、直观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九·一八”事变实录》(马越山著，16.50元)，利用大量珍贵的档案以及目击者的证言再现了“九·一八”事变。书中，对“九·一八”事变的有关人物、事件作了全面的介绍。《“九·一八”抗战史》，谭泽主编，19.50元)，热情讴歌和叙述了“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各界群众和爱国武装力量英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它填补了我国现代军事史的空白。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顾明义等主编，27.00元)，对日本侵占旅大并进行四十年之久的殖民地统治的真实状况和中国人民不断抗战直至获得解放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地论述。《“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编，24.70元)，史料上迄一九二七年，下至一九三三年。这些资料都是从浩瀚的旧政权档案中精选出来的，史料翔实。《“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密档选编》(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23.50元)，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机构。这些密档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形成、发生及事变后的日本与中国的东北。它反映出了“九·一八”前后日本与中国东北的一些变化。

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四川人民出版社以丛书的形式，重新整理出版了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藏学家李安宅撰写和编译的有关社会学的著述。丛书收书五种，问世已有四种：《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2.90元)，这是李安宅最早的一部社会学著作。书中，他将社会学的观察，运用于中国的古代社会。他说，他“完全是客观地将《仪礼》和《礼记》这两部书用社会学的眼光来检讨一下，看看有多少社会学的成份。”因此，他把诸如物质生活、饮食起居、礼仪规章、宗教信仰与祭祀、丧葬仪节、法律伦理、哲学思想、家庭婚姻及生育、冠笄、亲属朋友等人际关系、阶级、阶层、社会控制与社会制裁等都搜罗殆尽，然后运用社会学理论框架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分类。帮助读者了解古代社会。《社会学论集》(3.65元)，作者说，这是他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来社会研究与体验中一部分的痕迹。而这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系统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可惜著者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不能写出惊心动魄或如泣如诉的文艺来。更可惜不是从事武备的人，没有在行动上打出一条血路。一个关心社会现象的知识分子，一面有建设科学的心，一面又感到口头的科学没有用，要在活的人生里面找出理论的指导线索，且使理论的知识变成活的人生，结果便流露出这么一点痕迹。”书中，作者首先谈人生态度，谈两性生活，道德的自律与环境的改造，然后介绍社会科学、哲学。《巫术的分析》(3.10元)，被认为是关于原始信仰和原始民俗的百科全书。书中提出了人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巫术、宗教和科学。他说，“巫术本来是伪科学，不成艺术。在没有科学的蛮野社会，或科学未普及的文明社会，如欲达到己力所不能到的目的，便要利用巫术，嗣后进化到知道巫术没有效力，乃发生真的科学，从前自欺欺人的办法并不高明，不能满足较进化的人类情感上的需要，新的方法出来，乃有好的艺术。”《语言·意义·美学》(3.70元)，李安宅将语言分为理智的与情感的两种。理智的则为意义学类，而情感的一类则属美学范畴。他说，对语言文字的功劳，人们讳莫如深，而对语言文字的障碍，人们则习而不察。此书的工作就是要“在消极方面觉到语言文字的障害；在积极方面，要分析语言文字的运用。”

《增长和发展》(朴圣相著，蔡坚等译，荣敬本等校，三联书店)。书中，作者提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紧的不是刺激需求，而是增加供给。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创造供给的投资项目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需求，而不是遭受仅由大量储蓄导致的需求短缺之苦。在产业的结构上，作者则注重制造业的发展。认为，只有制造业有了发展，才可能有各行各业的发展。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增长模式。

在《富国与贫国》(W·W·罗斯托著，王一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3.75元)一书中，罗斯托预言：“在下一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将面临巨大规模的调整。”他认为，下一世纪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国家是位于南半球的拉丁美洲、北非、中东和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究其原因是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正准备迈向高科技领域。惊呼这些地方正悄悄地出现技术革命。在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已由一九六○年的百分之三上升到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十，在收入中等水平国家中则由百分之四上升到百分之十四，尤其是南半球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偏向科学和工程学。有的国家的科学家、工程师的人数在近十年内成倍增加。谈到人才流失问题时，他说，这些国家是有很大吸收新技术的潜力，问题是如何使科学家、工程师发挥他们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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