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改革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关键词］ 价格改革；行为经济学；模型分析

［摘 要］ 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探讨价格改革是价格理论研究由实物视角向人文关怀视角的转变，是纠正政府政策失效的根本途径，本文提出价格政策如果不考虑特殊微观制度环境下对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地方政府等微观主体具体行为反应的影响是不可能有效的，所以，行为经济分析方法是新阶段价格改革的趋势和方向，应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中图分类号］ F045.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06-0072-07

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是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工具，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和社会稳定的政策载体，良好的价格体系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所以，价格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新的经济形势下传统价格理论出现了对实际问题解释的失效。本文借助行为经济学新理论对传统价格理论进行补充，并运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现实价格现象，以期对新阶段价格改革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

一、价格理论的发展以及适应当前价格改革要求的理论创新

价格理论是贯穿整个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价格理论体系从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对价格本质的研究，即对价格形成的根本决定因素的研究。这个问题是价格理论中运用规范研究方法最为明显的部分，对价格本质的讨论一般会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第二，对价格运行机制的研究，即对价格形成的过程和影响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的研究，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经济在价格的调控作用下实现平稳运行。第三，是如何利用现有价格指标对整个经济运行态势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制定宏观经济或微观产业发展的政策。

我国目前经济体制建设的基本战略方向比较明确，对价格本质的研究已经不是价格理论的重点内容，对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价格运行机制和政策建议是研究的核心。价格运行机制理论的研究共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总量以及结构的研究，确定均衡价格位置；第二阶段不只是局限于商品领域，而是扩大到货币交换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在政策上由对具体商品的结构性价格指导逐步转向对价格总水平的调节，同时对形成价格不同手段的有效性进行探讨；第三阶段，价格理论的研究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和由行为引起的全部决定对价格形成的影响，［1］以及人类的行为对价格政策的反应决定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的价格改革实践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近30年中大体经历了准备（1979年至1984年）、开始（1984年底至1988年）、调整（1989年至1991年）、巩固（1992年至2001年）和深化（2001年至今）五个阶段，［2］这五个阶段的总体指导思想是逐步以建立和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和管理体制带动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着力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性转变，这表示我国在确定价值是商品价格本质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供求结构以及货币等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同时也承认要素价值，并积极培育要素市场，这表明我国对价格运行机制的研究是以符合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指导的。

我国价格改革在准备和开始阶段主要的指导思想是价格运行理论的第一个阶段的思想，即如何确立均衡价格，具体的表现就是解决价格长期扭曲的重要商品回归均衡价格，这个阶段的主要政策是调整结构性商品价格。结构性改革在实践上阻力较小，容易突破，并且在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新动力的同时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能有效地为全面改革积累经验和教训。价格改革的调整和巩固两个阶段的指导思想是价格运行机制改革理论的第二个阶段的思想，即把价格改革扩大到货币领域，注重货币交换关系，确立市场是价格形成的主要手段，在政策调节上开始关注价格总水平的控制，间接调控具体商品价格。这种改革的思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结构性改革为突破，逐步实现市场制定价格的基础性改革有利于全面改革的成功。

当前的价格改革处于改革深化阶段，这一阶段的价格改革与前四阶段的特点明显不同，这一阶段的新特点是新一轮的价格改革不是针对某种商品的价格调整问题，而是政府作为价格制定和监管主体如何实现职能的根本转变，是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的过程，是不同市场主体在价格形成中合理博弈的过程，以及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统一协调价格等诸多新特点。在经历了将近30年的改革和发展后，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雏形，培育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对价格领域出现新问题的解决如果仅仅局限在从商品和货币领域找原因已经不能有效的制定政策，价格改革的指导理论应该由对市场中物的因素的关注转向对参与市场活动的人的因素的关注，新阶段价格改革的理论指导思想应该是研究人类的全部行为以及由行为引起的全部决定对价格形成的影响，以及参与人博弈行为对价格政策的反应如何决定政策的有效性。

二、用行为经济学分析方法指导价格改革理论创新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价格改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法”改革的整体思路是运用已有的理论改革现实中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新的问题再相机调整解决，逐步实现改革既定的目标。“试错法”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应用到实践中的经济理论与现实微观基础兼容，即宏观理论能指导微观主体的实际行动达到预计的目标，建立和完善与微观基础兼容的指导理论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微观基础包含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追求最大化效用和利益的动机，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3］

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微观行为基础是在特定的微观制度基础框架内的个体表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个人的行为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环境相对稳定，所以在制定价格改革等政策时不需要过多地考虑制度因素。但是在我国微观制度基础是决定微观行为基础的关键，由于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完善阶段，所以很多符合经典理论的微观行为在这种特定的微观环境中会出现扭曲和突变。

具体分析，微观行为基础包括个体的理性程度、追求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特征以及对行为产生影响的预期。而微观的制度基础包含特定环境下制度的本质特征、制度的稳定性以及制度的变迁路径。我国的制度环境从总体上说是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时期，在价格运行机制问题上的主要表现是市场手段是大多数商品价格形成在形式上的主要手段，但是计划管制的痕迹依然明显，这是因为改革应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4］改革的结果应该是尊重原有利益主体基础上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有竞争力的企业是改革的受益者，而过去掌握绝对调控能力的政府是受损者，因为政府直接掌控经济的权力在削弱，而承担的责任并没有相应减少。在没有合理调节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政府依然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冲动。国家政府利用财政、税收等手段对价格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作用甚至是价格形成的真正决定因素，这种制度中的微观行为主体会呈现出特殊的行为特征。所以，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得到了证明的很多成熟的市场价格理论在我国却起不到相应的作用，甚至发生政策产生的结果与预期截然相反的现象。

在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中都假设制度环境稳定可预期，行为人追求利润或者效用最大化。例如在标准的不确定条件下消费者决策过程中，传统理论假设决策面临的不同结果出现的概率Pi是已知的，而不同结果对行为人的收益U（Xi）也是已知的，行为人的决策就是在用概率作为权重计算预期的效用E(Xi)，即E(Xi)＝∑Pi×U（Xi），在面临决策时行为人计算各种选择的期望收益，选择期望收益最大的实施。多年来，期望效用理论受到不能准确描述现实中行为人真实行为的批评，其中早期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Tversky）还提出了前景理论说明人在面临收益时和面临损失时由于发生风险偏好的逆转会出现不同的行为。以上两个理论的相似之处是都把不确定条件下不同结果出现的可能概括为概率，区别在于是主观概率还是客观概率。但实际情况是当决策人无法完全列出所有可能结果或者所处环境不稳定的条件下，很难形成相对固定的概率分布，实践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更加善于用过去发生过的相似的案例产生的结果作为本次决策的参考，即用发生过的案例的频率作为权重以做出最终决策。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案例决策理论更具有现实解释意义，例如，为了充分体现终端消费者在商品价格制定上的决定权，我国1989年起以深圳为试点对一些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制定和变动实行价格听证会制度，后推广到全国。此后我国针对交通、食品等的商品定价举行价格听证会，邀请生产方、消费方以及专家参加以确定价格水平或者价格变动幅度。听证会制度本意是合理价格水平、充分收集信息和尊重各方意见，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价格决策部门对终端消费者意见考虑欠缺，过多地向生产企业倾斜，听证会的结果往往是促成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消费者对听证会反应经常是认为听证会就是“涨价会”，造成听证会不是价格合理化的手段，而成为促进价格上涨预期的制度形式。

所以，当制度不稳定或者存在对旧有制度强烈的路径依赖时，微观行为个体的决策很难实现政策引导的初衷。消费者决策时为了避免信息过载和事后风险，容易忽略表达政策真实意图的信息，而是更多考虑以前经历过的相似案例信息。由于我国的试错改革在相机决策过程中经常出现政策的不一致，所以在我国消费者行为更加复杂，如果不考虑其真实心理导致的行为决策过程，则不可能达到价格政策预期的效果。

同时，对不同的消费者存在不同的心理账户，相同的政策对归属于不同心理账户的引导作用是不同的。例如，收入会因为来源不同而被人们分到不同的心理账户中、不同的支出也会归结到不同的心理账户以及人们对不同的心理账户的核算频率也是不同的。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可是往往对低收入者的价格补贴却没有形成实际消费，原因在于现有的政策没有考虑到消费者不同的心理账户问题。对于经济收入较高的消费者，可能有很多心理账户，如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账户，满足奢侈品消费的账户，满足投资需要的账户以及满足保障性需求的账户等等，某种商品价格上涨之后，如果政策对这种商品补贴则很容易形成点对点的消费，即补贴一个消费者形成一个单位的消费。但是，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较低，所以只具有一个固定的心理账户，即使未来预期收入增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状况，针对某种商品价格上涨后政府的补贴，低收入消费者一般会纳入统一的心理账户，以弥补预防性等需求的不足，所以很难实现政府预期的消费增长。

而利用价格手段对生产者进行引导在我国的特殊制度环境下也有不同的表现。刘小玄［5］等和王曦［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具体到价格的运行机制上，我国对已经放开由市场形成价格的竞争性产品主要是对形成价格的企业的行为实行监管，而不直接参与价格制定，监管手段主要是法律监管、行业自律等等。但是，国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收入政策和福利政策等却不能为竞争性行业提供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例如国家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获得投资发展的贷款方面的待遇是不同的，客观上造成作为政府利益载体的国有企业的发展更加容易，在市场价格形成上的主导权更加明显。

对于承载着政府财政目标的国有企业和行政垄断企业在我国这种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其行为的基础不是捕捉市场价格信号，而是如何向政府显示自身的成本信号，迫使在政府政策倾斜的帮助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企业与政府的博弈不是管制与反管制的博弈，而是信号甄别与信号掩藏的博弈。这种对形成价格的特殊博弈不仅反应在企业与政府之间，也反应在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现阶段随着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事权和财权方面的划分，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价格调控监管和行政垄断产品价格形成主体之间出现了利益的不一致性。中央政府的出发点是价格总水平的调控和社会稳定，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是以价格为手段提高地方财政税收以支撑地方经济发展。所以，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中央政府价格调控政策被层层弱化的现象。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价格改革存在的问题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分析，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制定价格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特殊制度环境下微观主体的特殊反应，所以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不一致甚至相悖。

三、价格政策失效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分析以及政策建议

上文中指出我国在特殊制度环境下，政府由于存在实际的利益，所以并没有退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由于没有考虑到我国这种特殊制度环境下特殊的微观行为表现，会产生政策的失效，以下我们用行为经济学的博弈方法分析在我国特殊制度下不同行为主体的具体行为对政策的反应和现有价格政策失效的原因，并给出一定的政策建议。

首先，考虑对生产者的价格政策，本文选取行政垄断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类企业是国家政策干预比较集中的领域，同时也是在价格形成过程中存在政策失效问题最严重的部门。由于政府指导部门和实际的生产部门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使得政府在监管过程中无法了解真实的完全成本和行业发展状况，这一点用博弈模型可以清楚表示：P*表示完全由市场形成的反映真实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P1表示政府指导价，P2表示垄断企业自主定价，T1表示政府的监管成本，C1表示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t表示企业上缴的税率。模型假设垄断企业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而政府的主导思想是垄断性商品关系国计民生，所以假设P1

由模型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放弃直接监管即政府设置进入壁垒和规定指导价格，而采取由市场形成价格，博弈的均衡解是垄断企业一定采取反映市场真实供求和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P*，因为如果垄断企业依然自主定价的话，那么将在竞争性市场上无法获得生存的空间。

而政府采取直接监管是有效率的前提条件是P1> P*+ T1/t，即政府指导价高于市场定价，而如果P1> P*+ T1/t成立，由于政府不了解垄断企业的真实成本C1的状况，所以企业只要显示出P1P1> P*+ T1/t。同时只要垄断企业能继续显示自主定价P2依然小于生产成本C1的信号，不仅可以维持高于市场均衡价的自主定价，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

可见，在行政垄断企业承载着政府利益的特殊制度下，垄断企业充分预期了政府对行业规制的不可置信性，所以企业只要显示出高成本信号，就可以利用政府和企业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形成我国现有的对行政垄断行业的直接监管不仅不鼓励企业主体合理利用资源、降低成本，客观上还鼓励垄断企业采用高成本的生产方式，如提高本企业职工福利待遇等，成为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因素和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

其次，本文将考虑在中央与地方现有的事权财权划分标准条件下，中央和地方对商品和资源价格调控的不一致导致的中央价格政策被扭曲或者弱化的问题。对于某些商品或要素的价格关系政府的切身利益，政府对价格的监管虽然采取间接监管的形式，政府依然有动力利用财政、货币以及收入政策扭曲市场形成的价格，现实中地方政府对一些商品如房地产价格维持高价有利于政府税收，而对于另一些产品如生产性资源产品等维持低价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保持竞争优势，更能吸引外部投资。

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要把政府分层次分析，从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价格改革政策看，我国的中央政府是主张合理化价格水平的，而地方政府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更多，这也与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的重新划分以及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有关，由于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相对较少而承担的地方发展的事权较多，同时政府的政绩考核以及在地方居民中政府的威信都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相关，所以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相比，地方政府更重视短期财政收入和短期经济发展状况。这个模型要区分两种情况，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果都具有利用财政货币或者收入政策直接干预市场价格的行为时，需要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谁的力度更大，对于形成财政收入的产品中央政府对其价格认定为P1，地方政府认定为P2，而完全由市场形成的均衡价格为P*,而资源类产品价格形成生产成本，其价格中央政府认定为C1，地方政府认定为C2，而完全由市场形成的均衡价格为C*,地方政府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收税率为t,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为T1，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为T2。

1.假设中央政府的政策力度大于地方政府。

（3） 设P1

（4） 设P*

模型显示在追求最大化利润和最小化成本的双重刺激下，无论中央政府如何调节，地方政府总有直接参与市场价格形成的冲动，所以中央调控很难有效果，对于能够形成地方财政收入的产品和要素也很难实现市场均衡价格。

最后，用行为经济学方法分析促进消费的价格政策失效的原因，促进内需消费在当前经济中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受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的影响，美国经济走低使得我国的贸易出口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此时启动我国国内消费不仅是保证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降低外贸依存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中所指的消费一般是指终端消费者，而非企业等中间产品消费者或者政府消费，因为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拉动力量应该是终端消费需要。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微观领域，例如市场营销部门研究消费者心理和消费者行为以更好地销售产品，在宏观领域研究消费者行为对宏观价格政策的影响还比较小。本文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理论解释消费者的行为对宏观价格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上文中提到了消费者的决策主要受自身经历的影响，不同消费者拥有的心理账户数目对价格政策的反应也不同，这两个理论从两个不同方面解释了对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要性。从总体上说，消费者行为特点是在面临收益和损失时消费者的风险偏好会出现突变，同时消费者往往不能准确理解价格向均衡回归的意义。具体分析，某种商品价格上涨初期消费者会认为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如果继续上涨消费者就会认为是向均衡价格的回归，并预期会持续上涨；同理当某种商品价格下降时，消费者也会产生类似的感觉。而消费者在面临收益和面临损失时会出现风险偏好的突变，从下面的实验可以清楚看出：［1］

情景一：一个消费者面临两个选择：

A：100%能赢得1 000元；

B: 50%的可能赢得2 000元，50%的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会选择A，这说明大多数人是风险规避的。

情景二：如果一个消费者刚刚得到2 000元，也面临两个选择：

C：100%要损失1 000元；

D：50%的可能损失2 000元,50%的可能什么也不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会选择D，这表明大多数人是风险偏好的。

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从期望收益的角度看，选项A和选项C是一样的，而选项B和选项D也是一样的，但是消费者的风险倾向却出现了逆转。这就是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斯基提出的人在面临收益时是风险规避的和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好的。

综合上述分析，某种商品价格在上涨初期，消费者可能认为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忽略这种上涨信号，如果价格继续上涨，消费者就会认为这种上涨是价格回归、是一种常态，预计未来还会上涨，此时如果不购买而未来再消费就会形成损失，风险偏好使得价格越上涨购买欲望越强烈。而如果商品价格下降时如果消费者预计未来还会下降，那么未来再购买就形成收益，风险规避造成价格越下降购买欲望越减少。利用价格手段引导消费必须指导消费者形成对均衡价格位置的正确了解以及均衡价格回归过程的预期，在价格上升期对未来适度的补贴可以减少由于规避损失带来的不理性消费，而在价格下降期引导消费者建立即期消费的心理账户可以适度引导消费，以此来平衡由于价格变动带来的消费波动，同时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现阶段很多的心理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幸福指数有降低的趋势，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商品极大丰富而不断激起的消费欲望与无法实现之间矛盾产生的，所以加强对消费的保障和改变激励方式很重要，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补贴和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更要从社区保障和关怀做起。

综上所述，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探讨价格改革是价格理论研究由实物视角向人文关怀视角的转变，是纠正政府政策失效的根本途径，本文提出价格政策如果不考虑特殊微观制度环境下对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地方政府等微观主体具体行为反应的影响是不可能有效的，所以，行为经济分析方法是新阶段价格改革的趋势和方向，应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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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薛求知等.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 温桂芳.价格改革：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性建设［ A］.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3］ 王曦.“试错法”改革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J］.学术研究,2007,(1).

［4］ 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J］.财经界，2006,(6).

［5］ 刘小玄,刘芍佳.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兼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J］.经济研究,1998,(11).

［6］ Wang Xi.Investment Behavior and Investment Aggregate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J］.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2006,(2).

Behavioral Economics Analysis on Reform of Price

WANG Zhen-xia

(Depart of Finance and Trad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Key words］ reform of price; behavioral economics; model analysis

［Abstract］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study in the reform of price marks a transfer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r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tter to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concern. This is a principal approach against failures of the government in policy-making.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price policy may not function at all without considerations into the influence of the actual behaviors and responses of the producers, concumers and local government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For this reason,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analysis on reform of price now should be the tendency and the right focu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emphases should be placed on it in futur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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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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