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挂职札记

赴内蒙古“博士服务团”  赵先权　　

一　　

2004年10月15日中组部、团中央选派的赴内蒙古第四批“博士服务团”成员一行12人，经内蒙古党委组织部特意安排参观了“蒙牛”生产车间。该企业不仅有现代化的牛奶加工生产线，更重要的是它的企业文化很有特色。一些格言警句和训条布置在企业的走廊，让人记诵方便。其中，“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诚信做人，认真做事”作为“蒙牛”理念，给人印象深刻。其用人准则也很值得玩味：“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我想，如果中国的企业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这样做，人才问题必然有新的转机。　　

 参观“昭君墓”令我十分激动。昭君是湖北人，因此我算是她的“娘家人”，怎能不倍感亲切！这位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湖北奇女子长眠在塞北，而她的美好形象与传说延绵至今，真是千古佳话。杜甫的诗句“独留青冢向黄昏”似乎有些凄凉。董必武1963年题写的《谒昭君墓》一扫感伤情调，赞颂了昭君的不凡：“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我的眼前出现了昭君沉鱼落雁的美丽形象，想着她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北上并在异乡生活的情形，感慨不已。于是，我即兴给这位汉代的“青年志愿者”口占一绝《昭君吟》：“汉家奇女子，潇洒塞上行。一人安天下，千古传美名。”当天下午，在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的欢迎“博士服务团”座谈会上我在发言时朗诵了这首诗，赢得热烈的掌声。晚宴时，内蒙古党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给我敬酒，说：“你下午的发言我们最爱听！”　　

二　　

2004年10月25日我随内蒙古广电局副局长刘永欣同志（现已升任局长）一行赴锡林郭勒盟调研、考察。我们的第一站目标是中蒙边境的口岸城市二连浩特。在茫茫草原上奔驰，方圆数百公里，无边无际，唯一的参照物就是天空，这几乎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二连浩特是一个非常干净、漂亮的小城市，据说曾经有过“南有深圳、北有二连浩特”的传闻与机遇。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内蒙古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可是，这里的水源是一个难题，周围沙化也较严重。　　

次日去锡林浩特的一个广播发射台召开发射台台长任职座谈会。荣升台长的是一位战胜直肠癌、死里逃生的好同志，他在发言时激动得流了泪。这个发射台养了许多兔子，卖兔皮毛改善职工生活。　　

第三天上午我们与锡盟盟长见面。盟长荣天厚获得“西新工程”先进个人一等奖。刘永欣局长给他颁发了证书、奖金和奖章。然后我们到了左镶白旗（县），首先参观“851发射台”（发射台的代号意为1985年1月建立）。这里的职工为了节省煤，仍未供暖，经费短缺可见一斑。接着我们去参观白旗广电局。这里的电视台只有一台廉价摄像机，没有演播室，仅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一块蓝色的布作为背景。这是我看到的最简陋的县级电视台。　　

驱车而行，沿途随机察看“村村通”工程情况。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有个名为黄宝房子村的“村村通”工程因缺少维护资金与技术人员而已经瘫痪，村民几个月没看电视了。也许，在内蒙古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应该想想别的办法解决老百姓看电视难的问题，决策者们不搞一刀切为宜。　　

盘桓在村舍之间，不知不觉月亮已经升起，内蒙古的夜色很美！　　

三　　

从2004年11月8日开始，我正式介入内蒙古电视台的宣传工作。作为广电局局长助理，我有机会接触电视台的所有频道和栏目。我逐步认识了许多领导和编导、记者编辑，我感到这些同行都非常优秀。比如电视台台长关方方，副台长王世英、顾永生、张德贵、恩克巴雅尔、韩民强以及台长助理杜中，还有频道总监和中心主任、制片人们，都在工作上与我联系密切，甚至成为朋友。当然，我与广播电台的领导们也有接触。　　

让我感受颇深的是审片这个宣传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无论是哪一级电视台，都存在审片者与被审片者。由于真理具有绝对与相对两种属性，因此审片的过程就是探求真理的过程。审片者处于管理者地位，掌握了话语权，观点必然占上风，但也要力求准确和客观。我参加了各类节目的审片工作，当然也要发表意见，但我更多的是把审片过程当成难得的“电视沙龙”，与大家探讨。毕竟在电视圈“浸染”有年，对电视的理解日渐加深，于是我的一些看法也慢慢接近“相对真理”了。内蒙古电视台一些不错的栏目，比如《法制专线》、《今日观察》、《晚间报道》、《故事》、《都市全接触》，特别是大型版块栏目《蔚蓝的故乡》，都使我对电视的感觉越来越全方位延伸。此外，我还通过多次亲临大型文艺晚会的录制现场，对文艺类节目也有了新的认识。一年的挂职锻炼，真是胜读十年书！　　

四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挂职与一般的浮光掠影式的采访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感受生活的全部真实。在内蒙古这个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传奇的故事，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也存在诸多矛盾。一对尖锐的矛盾就是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激烈冲突。尤其是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论。一方面，自治区施行的“煤转电”战略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有碰撞，局面比较微妙；另一方面，在某些草原地带究竟该不该挖煤也形成观点对峙。而这些问题与矛盾已使内蒙古处境尴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代价。有一种观点认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应该有发展的自主权，不然怎么叫自治区呢？至少应该落实中央的“区别对待”原则精神吧？特别是中央媒体在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舆论监督上，也应减缓咄咄逼人和过于集中的态势。面对这样的境况，我突然觉得“政治经济学”这门学问的高深了，而且对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国家强势媒体的舆论导向与地方实际情况的关系等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　　

当我看到老百姓时不时地到政府机关门前打着“要生存、要吃饭”的横幅讨说法并堵塞交通，我就明白地方领导面临的压力了。或许只有千方百计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渠道，改善民众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和谐起来。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究竟该怎样迅速走向富裕之路？我们的媒体究竟应该如何报道西部地区？这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我从感情上已经贴近内蒙古，我也希望人们对内蒙古更加宽容一些，为它的腾飞助跑，为它的发展而献计献策，创造更好的条件与环境，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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